摘要：先秦儒道面對死亡的時候有“無怨”和“無畏”的不同智慧，有描生與繪死的不同側重，它們相異且又相融。其智其美與先秦儒道對死亡本質、對待死亡的態度、死亡價值界定和對死亡的超越路徑的思考息息相關，是他們相同的“援天證人”的學術致思理路和“成仁”與“合道”的不同思想至高點在死亡觀上的延展。
關鍵詞：儒家，道家，死亡本質，死亡價值，超越死亡
‘No querimony’and ‘ Impavidity’: Views of Death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the Pre-Qin Period
Abstract: ‘No querimony ’and ‘impavidity’ are two different wisdoms coming fro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respectively in the pre-Qin period when they faced the death. They have different emphasis in describing life and death, while their ideas are also mutually conciliatory. These wisdoms are related firmly with their thinking of the nature of death, the attitude of facing death, the eva luation of the death value and the way of transcendence of death. These ideas are the extension of their common academic thinking of ‘harmony of man with nature’ and their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ideas of human-heartedness and Tao.
Keywords: Confucianism, Taoism, Nature of Death, death value, transcendence of death
人可以選擇不正視死亡，但最終卻無法拒絕死亡。在生死關頭，如何才能平靜地直面死亡？如何才能使死亡成為人之生命價值提升的有益契機？對它的解答不斷地引發著哲學家們對生死價值與尊嚴的嚴肅思考。頗具原創性的先秦儒道學說對死亡的拷問直至今日依然深重地影響著我們對死亡價值與意義的探尋，因而，一再地、積極地審視先秦儒道的死亡哲思，是我們占有過去開創未來的必經之途。
在死亡來臨之際，儒家君子可以“無怨”而死，道家真人則有“無畏”之死，儒道分別經由不同的路徑，實現了生與死的價值與意義的相互支撐、相互建構，儒道之間也能夠相互解構且又相互詮釋的。先哲們的生死智慧共同指導了中國古代士人的生死進退的哲理之思。因而，“中國人一旦懂得在儒、道之間尋求互補，在倫理責任與適性逍遙之間跳來跳去，他們便成為面對命運捉弄而無畏無怨的精神貴族。”[1]（p57）儒道兩家的生死哲思不僅有智慧，而且有境界，他們共同書寫了一體兩面的生死圖景，描繪了人的生死之美。儒家重在談生，描摹出 “生如夏花之燦爛”的生之境界；道家著意論死，書寫出“死如秋葉之靜美”的死之境界。先秦儒道的死亡觀彰顯了中國“哲理人生”、“審美人生”的特點，飽含了對生死思考的智慧與境界。
一
先秦儒道在死亡本質的理解上是基本相同的，都認為 “生必有死，生死命定”。
儒家和道家都說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并初步提出了生死氣化的觀點。如荀子認為人和萬物一樣都是稟氣而生的，“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2]（p104）他還明確指出：“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2]（p238）在儒家典籍《禮記》中也有類似的生死氣化、生必有死的論述。莊子在這一方面的論述更加生動詳實。他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3]（p646）充斥世間的即是氣，天下萬物的成與毀都是由氣之聚散導致的。
人之有生，生之必死，這些都是由必然的、不可把握的“命”來決定的�？鬃拥牡茏幼酉奶岢�“死生有命，富貴在天。”[4](p183)荀子也說，“死生者，命也”。[2]（p346）莊子則認為，“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 [3]（p543）。不僅是人的生死，包括人的存亡、窮達、富貴、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及世間寒暑，都是“事之變，命之行也”。[3]（p184）“命”沿著其既定的軌跡而運行，人力對此無法干預，只能接受。所以在死亡問題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家們從來都不會違背天定的“命”，為了延長生命而做任何徒勞無益的努力。
認識死亡“是什么”，是為了更好地解決面對死亡我們應當“怎么辦”，并探究“為什么”應該這樣的問題。所以，先秦儒道死亡觀分疏的重點在于：比較儒道面對同樣是必然、命定的死亡時分別展現了怎樣不同的態度、形成了什么樣各具特色的死亡理論，并探究其學術理路形成的內在原因，及其在歷史上的重要影響。
二
先秦儒道在對待死亡的態度、界定死亡價值的重心，和超越死亡的方式上都有很大差異。
在對待死亡的態度上，儒家既有樂生惡死的自然情感，也有坦然赴死的理性抉擇，道家則從老子到莊子體現了由全生順死至惡生樂死的變化。
孔子在面對親友的死亡的時候，表現出與世人相同的哀慟。弟子冉耕染疾將死，孔子哀嘆痛惜。當愛徒顏淵死亡的時候，孔子更是表現出近乎絕望的、呼天搶地的痛苦。“噫！天喪予！天喪予！”[4](p170)這種對親友死亡情感的表達方式和內容與常人沒有什么差別。當從者提醒孔子應當中和地表達哀思的時候，孔子以“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4](p170)予以反駁，其樂生惡死的自然情感展露無疑。但是，孔子又并不是一味簡單地順此而求生舍死。孔子講“朝聞道，夕死可矣” [4](p100)。當他自己面臨死亡威脅的時候，也表現得從容不迫，如《論語·述而》中所載：“子疾病，子路請禱。”[4](p138)孔子予以婉拒，有生之時，“未嘗有過，無善可遷”[4]（p138），因而無須禱于鬼神，亦又死而無憾之義。而且孔子認為，即使死也要遵從禮制、維護禮制的神圣。如《論語·子罕》所記錄的：“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4](p151)對此不合禮之舉，孔子更是憤慨有加。孟子一樣有欲生惡死的自然情感，所以他直言“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4](p452)，但又指出，“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4](p452)
老子和莊子在很多地方都凸顯生命的可貴，卻從來不談生命的可愛。老子從自然變化的角度看待生死，生在之時全生，死至之時順死。莊子繼承老子全生的思想，但從整體上來講，他更多地去體味死亡的自然與必然，體現出了樂死惡生的態度。既然生死是自然命定的，就不必要執著于生或死，死生只是形態有異，從本質上來講沒有區別，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3]（p350）面對親友的去世，莊子表現出常人難以企及、甚至難以理解的超自然的豁達。妻子去世，莊子鼓盆而歌，與孔家圣人面對死亡的悲痛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莊子還講述過這樣一個寓言故事：莊子路遇骷髏，夢中骷髏向莊子表達了死后的至樂：“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3]（p528） 面對死亡的來臨，莊子認為，生者應當以親友之死而喜，死者可以以己身之死為貴。
儒圣面對死亡時而悲痛、時而淡定或慨然赴死的表面矛盾，儒道面對死亡的態度差異，這與儒道對死亡的“社會價值”與“自然價值”的不同側重直接相關。儒家隔離生死，立足于生，“由生觀死”來淡化生死的自然價值，凸顯死亡的社會價值；道家則打通生死，著眼于死，“由死觀生”而否定人生的社會價值，張揚死亡的自然價值。
儒家對死亡的“社會價值”的重視可以從多方面得到論證，如：第一，儒家非常重視喪葬儀式。通過隆重的葬禮和祭祀來告慰死者，更重要的是要教育生者，達到慎終追遠的目的。《論語》中，“祭”字共出現了14次，孔子對祭祀的各種禮儀規范具體到飲食起居的方方面面，他的弟子曾參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4](p73)荀子繼之發揚出禮制思想，提出“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2]（p238）死生大事與禮相系相連，死亡的葬埋、祭祀、銘誄等無一不具重要的社會意義。第二，死亡不是單獨存在的事件，而是要承載價值實現的重任。儒家認為，生與死是兩種不同質的存在狀態，樂生惡死是人性所具有的自然情感，但是孔子認為，人，尤其是志士仁人，不能任由自然情感的泛濫，一味求生畏死，而應該以一種堅忍不拔的力量去追求“仁”道，要不惜殺身成仁、死而后已。正如孔子所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4](p222)孟子也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4](p452)人可以超越欲生惡死的自然傾向，將自然的生死與義相連。第三，由生觀死：生盡其道方能死得其所�？鬃又鲝埖�“未知生，焉知死？”[4](p170)其間意蘊復雜深刻，但無疑揭示了儒家先“知生”而后“知死”以參悟人生意義的邏輯思路。君子生盡其道，就可以死得其所。孔子講“朝聞道，夕死可矣” [4](p100)也包含著同樣的意味，人只有懂得了生命的意義，才能坦然地去面對死亡的降臨。正是基于這樣對死亡的社會價值的關注，孔子在經過了畢生努力、承擔了應盡的社會責任之后，可以安泰地面對自己的死亡；而當其弟子，尤其是得意門生顏回早亡的時候，與生相異的死亡無情地打斷了生命的承擔，阻隔了儒家道統傳承的“成仁”之路，孔子會悲痛難抑。以上三個方面，無一不是把個體與集體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淡化死亡的自然性而著重建構、顯揚死亡的社會性，賦予死亡深重的社會價值。
在道家看來，儒家“由生觀死”的路徑本身就是錯誤的。他們認為，有無之間，無更具有根本性；生死之間，死更具有永恒性。據此，從短暫具體的“有”出發去看永恒根本的“無”的意義，就顯得荒誕無理。所以，應當舍棄對所謂“社會價值”的關注，彰顯死亡本有的“自然價值”。因而，莊子在妻子剛剛去世的時候雖然也曾有常人的痛苦，但是很快發生了轉變。他通過對妻子生死的觀察與思考，指出“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笏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3]（p524）其中，莊子以氣化理論溝通了生死，取消了生與死之間的根本界限，進而“由死觀生”，達到了道家所倡的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的境界，甚至還對死亡的降臨抱有一種欣喜的態度。在莊子與骷髏的寓言中，同樣遵循了“由死觀生”的路徑，并進一步否定了人生的社會價值，凸顯生死的自然意義。從骷髏的視角來看，死后無拘無束的永恒自由具有至高無上的意義，屬于人生社會價值領域的道德意義、族群利益、千秋功業都等同于約束、甚或痛苦。道家由此判定，死亡才是人生的真正歸宿，所謂生游死歸。因而和儒家的厚葬不同，莊子主張無葬。據《莊子·列御寇》記載，莊子臨終之前，弟子表示要厚葬他，但莊子拒絕棺槨的保護，而寧愿將自己的尸體供給天上的烏鳶與地下螻蟻公平分享，他說：“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3]（p976）
可見，認為“生死異質”的儒家，追求“死得其所”的社會意義；主張“生死同一”的道家則重視“視死如歸”（死亡即是歸本復原）的自然價值。循著這兩條不同的路徑，先秦儒道分別以“盡己”與“順天”的方式實現對死亡的超越，否定死亡的終極性，從而確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注重死亡“社會價值”的儒家，著眼于人的道德精神的弘揚和傳承，面對注定的“命”，選擇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盡己”，他們積極有為，義無反顧地承擔責任，最終達到了“雖死猶生”的目的；彰顯死亡“自然價值”的道家立足于人的自然精神的逍遙與永恒，主張“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的“順天”，他們淡泊無為，以精神的絕對逍遙，進入了“不生不死”的境界。
在既定的天命面前，儒家強調君子要知天命、畏天命、聽從天命的安排，同時，孔子還提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4](p227)。這樣天命的實現就必須要經由君子的行為實踐才能得以實現，結果雖歸天命掌控，過程卻由君子實施，由此開拓了天人相參的局面，儒家的君子當仁不讓地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責任，以實現“仁”這一儒家的最高道義。通過區別天命與人道，經過“聽天命，盡人事”的理路，儒學視野由“命”進入到“道”的層面，從而指導人們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盡人事的不懈努力過程中。在《荀子·大略》中，子貢問孔子人生何時方能休息，孔子用了“事君焉可息哉？”“事親焉可息哉？”“妻子焉可息哉？”“朋友焉可息哉？”“耕焉可息哉？”等一連串的反問[2]（p335）予以回答，從而指出人的一生只有不停息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才能得到死后的安息。這種生作死息的觀點在孟子那兒表述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只有“盡其道而死”方為君子的“正命”。所以，要通過有限人生的“盡己”實現對死亡的超越。儒者盡己的內容主要包括：立德、立功、立言，這是儒家君子死而不朽的三種重要的方式。其中，立德為先。儒家認為德之最貴為“仁”�？鬃訉�“仁”的論述中，最基本的涵義是“愛人”。所以，儒家之德不是孤立的個體封閉的修養可以達到的，而是要“克己復禮為仁”。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儒家之德與“孝悌”結合，把個體的存在與價值融入到家族、民族和國家的興亡當中，以集體的長久與崇高彌補個體的短暫與卑微，從而張揚道德的永恒，得以“雖死猶生”�？梢�，儒家通過天命與人道的相分、相參，把面臨死亡的安樂寧靜的實現轉移到世俗人生的道德追求當中，通過道德生命的永恒和個體向集體的靠攏來實現對死亡終極性的否定。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是通過努力實現其社會理想來體現的。儒家通過積極與天命討價還價，選擇了剛健有為的人生，這是采取加法原則，賦予了人之生死沉重而神圣的社會責任，相應地淡化對死亡自然意義的關注。
道家則嘲諷儒者徒勞無益的努力，以減法原則剔除了人之生死的社會擔當和意義，從自然之“道”的高度去關照個體的人生和人心，讓個體直面死亡，順天無為，與道合一，從而實現個體精神的絕對自由與永恒逍遙，完成了由“命”而“道”的超越。老子是個理解辯證法的高手，他看到凡物有生必有滅的“命”，所以他順天命而為，從自然之“道”的原則看生死，認為死無非是重歸宇宙、再回自然，永遠與自然合一，即與道同存，也即死而不朽。這就從理論上達到了對死亡的超越，并在個體心理上消弭了死亡的可怖性。不過，老子還是渴望能夠在精神上長生久視，他認識到“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所以主張不應主觀地生滅妄動，以達到精神上的“不生不死”。莊子承接了老子順天無為的原則，繼續了他在精神領域的超越，并提出“死生無變于己”。“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3]（p124）生的時候順應自然養生、盡年；死的時候安然接受順其自然，只有順天應命，不喜不憂才能在精神上得到滿足，進而從生死困惑中得到解脫，達到生死俱善之超越的逍遙。
儒家偏重死亡的社會性，道家突出死亡的自然性，二者顯然相異，卻又正好互補，相互彌合了對方的缺漏，相合而成完整的、兼具自然性和社會性的死亡。
三
儒道在死亡觀上的一致和互補既有社會原因，又有學術原因。學術原因為根本，社會原因為契機，二者相互交融、相互支撐，共同促成了先秦儒學與道學理論的關聯。
社會原因方面，先秦儒道面對著同樣的時代課題和人生課題：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群雄并立、社會動蕩、政權更迭、戰禍四起，“國家將會怎樣”、“社會將會怎樣”這樣嚴酷的政治課題擺在當時人們的面前；亂世之中，個體的渺小、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飄忽無不觸動著人們的生死感思，怎樣構建生命的真義、理解死亡的價值，或者說“人生應當怎樣”的困惑成為當時對每個個體提出的一個迫切的人生課題。對同一時代課題與人生課題進行解答的歷史大背景使得儒道學說必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從不同的角度開創了對同一問題的智慧見解。
學術原因是更為重要的，因為，一種學說對時代與人生課題的具體解答關涉到學派在當時社會的地位，但能夠不斷發展，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核心，還在于它通過自己獨特的致思理路，內含了超越政治、超越時代的對人生意義的終極關懷，觸及到了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儒道在解決這些現實問題的時候，有這樣相同的學術致思理路：援天證人，天人合一，以天道證人道，從天道之本然推人道之應然。具體來說。儒道都“天”這一基點出發，分別沿著“天”的社會意義和自然意義的方向，確立了自家學說獨特的終極概念，即“仁”與“道”。儒家圣人看重的是“天” 生生不息的“仁”德，并把它作為天道的根本；道家圣人則用自然無為的“道”德概括“天”最本真的特性。從生生不息的“仁”與自然無為的“道”，我們能理解何以儒道分別以“拯救”與“逍遙”回應當時的政治課題。儒者們看到了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境況，他們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恢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4](p186)這樣上下有序、尊卑有禮、仁愛和諧的理想社會，因此，他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指陳國家興亡的大計，積極投身于入世的現實“拯救”當中，力圖創建一個以“仁”德為內容，以“禮樂”為形式的有序社會。道家哲人則詬病儒家提倡的政治發展、社會進步，在他們看來，所謂“文明”是一種疾病，治療它的唯一法則就是拋棄它、重回純然無為的自然狀態，老子構想出了“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5]（p357）的“小國寡民”徹底無為的理想國，莊子則進一步懷疑國家、王道的可靠性，把人們對政治理想的追求視為荒唐，人生中能夠實現的只能是出世的自由自在的精神“逍遙”。因此，儒者們積極入世，以實現儒家的社會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是“天下歸仁”；道家的則致力于追求的社會政治理想的最佳狀態：“返璞歸真”。同樣的，在人生問題上，儒道的“立命”與“安身”（或“安心”）也要從“仁”與“道”開始理解。“天”道之根本為“仁”，所以，儒家君子的最高人生理想是“成仁”。“仁”德生生不息，因而，“成仁”要積極入世，要以舍我其誰的氣度承擔屬于自己的使命，為家國天下而不懈打拼，這才能成人成己，所以對儒家君子而言，只有“立命”方能“安身”；道家用 “道” 自然無為的原則指導世間，所以百年人生也應當自然無為，道家真人寄情山河、享受自然，追求心靈的絕對自由，以“安身”或者說“安心”為要，在他們看來“安身”即是“立命”。
這一致思理路表現在死亡觀上，儒道先哲在面對生死命定的困惑時，并沒有局限在怎樣具體解決困惑上，而是他們的視野投注在更高的“道”的層面上，經過由“命”而“道”的跨越，以“道”統領生死。儒家以生生不息的“天”之“仁”德為砝碼，權衡死亡的輕重、規定超越死亡的方式；道家則以自然無為的“天”之“道”性為標尺，丈量人生的寬度，選擇克服死亡的途徑。儒者死亡的最高價值是通過死亡行為實現對家國天下的“拯救”，服從“仁”德，達到“成仁”的道德至高點；道家的死亡則是遠離政治的個體精神“逍遙”回歸自然之本，從而抵達“合道”的智慧高峰。這樣，面臨死亡的時候，儒之君子就能夠因為 “生作死息”而“無怨”；道之真人則由于順應“生游死歸”而“無畏”。最終兩家殊途同歸，因為“無怨”而能“無畏”，因為“無畏”而能“無怨”，均能做到安心而死，并使生與死的意義相互建構、融貫于一體。
結語
先哲們對生死的思考歷經兩千多年依然可以給我們不盡的啟迪，但在解決生死困惑的歷史長河中，從來不曾、以后也絕不會有眾心所歸的標準答案，而只會有綿延不斷的思考。如何在積極汲取先人哲思的基礎上，令傳統智慧在現代社會成功轉生，從而創生出符合現代人特點的、既有繼承又有創新的新時代生死學，關懷生死、珍愛生命，進而合理地界定生命的價值、安排生命的進程，是我們人類永恒的人生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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