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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張之儒，在韓非所謂“儒家八派”之中，是最無爭議的一派。子張未得名列《論語》“四科”，不知何故。不過，子張被認為“有圣人之一體”（《孟子·公孫丑上》），地位雖不如顏回，但也相當重要。有學者認為，子張是孔子去世后，第一個從孔門分裂出來的一派。其影響一直持續到戰國末年，并不如某些學者所說的“很快就銷聲匿跡了”，不僅韓非子將之列為“儒家八派”，而且荀子依然批評為“子張氏之賤儒”，這從反面反證了子張之儒依然有較大的勢力或影響。雖然這一派在《漢志》中沒有著作著錄，因此后世對其關注不多。不過，隨著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問世，一些新材料以及所激發的原被視為偽書的傳世文獻的材料，給子張之儒研究帶來了契機。郭店簡《忠信之道》、《成之聞之》、上博簡《從政》等簡帛文獻都與子張之儒有密切關聯，另外原來被視為“偽書”的《孔子家語》、《大戴禮記》等傳世文獻中也有不少與子張有關的資料。通過考察這些文獻，我們認為，子張在孔門具有重要地位，他和曾子、子游等一道對孔子裔孫子思有著重要影響。[①]然而，細讀既有研究的各種著述，我們發現許多基本問題仍有重新考辨的必要。
一、子張里籍考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索隱》引鄭玄《目錄》云：陽城人。陽城，縣名，屬陳郡。《孔子家語·弟子解》亦以為“陳人”。而《呂氏春秋·尊師》則云：“子張，魯之鄙家。”則子張有陳人、魯人二說。錢穆以為司馬遷之說不可信，子張當為魯人，陳已于孔子逝世次年為楚所滅，子張居陳亦不可信。[②]高思新從之[③]。而李啟謙則主陳人說。[④]
李啟謙反對“魯人說”的最關鍵的一則材料出自《新序·雜事》。其文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托仆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托而去。”既然“不遠千里”而來，“七日不禮而托仆夫而去”，則子張非魯人可知。我們以為，《新序》此則材料亦不能否定《呂氏春秋》之說。
而且，此則材料之可信性似乎要打折扣。一則，子張即使為陳人，也曾在魯多年從孔子游，對于魯哀公不會不知，而此處云“聞君好士”云云，則似十分陌生之人口吻。二則，材料從語氣上有戰國縱橫家之色彩。即使退一步講，此則材料可靠，亦不與“魯人”說沖突。據《孟子》等書，孔子卒后，弟子守心喪三年，然后別去。但此時又發生了子游、子張、子夏公推有若為儒家領袖的事件，可見其當時應在魯國。值得注意的是，《論語·子張》記“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一事。子夏與子張年齡相仿佛，皆少孔子四十余歲。孔子去世時，他們不過是二十四五歲至三十歲之間，可能已經開始收徒講學。這一事件當發生在孔子卒后、去魯之前。
其離魯至陳也可能發生在此時。因為這一次公推有若的行動遭到曾子的反對而作罷。可見孔門發生了較為嚴重的分裂，子夏由此居西河，而子張亦居陳，正是合理的推斷。不過，從現有資料子張可能后來由自陳返魯，卒于魯國。
其一：《禮記·檀弓下》所記：“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哭，吊哭也。因曾子一直居于洙泗之間，而曾子以母喪之身往哭子張，據情理當知，子張可能卒于魯。或曰：《禮記·檀弓》亦有相似一則資料：“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我們知道，子夏在孔子卒后居西河教授，據此則材料，可見曾子當時于魯赴西河而吊之。以此推測，曾子也可能赴陳（楚）哭之。故如僅以此為斷，當然兩者皆為可能。
其二：《檀弓上》：“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按，公明儀為子張弟子，據《祭義》“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可知其又為曾子弟子，而曾子居魯教授，而公明儀得師事二子，可知子張居魯卒于魯之可能性較大。
其三：《檀弓上》：“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而申祥，后為魯穆公之臣，由這一個角度看，其后代在魯出仕，盡管不能排除其居陳且卒于陳（楚），但相較而言，其為魯人之可能性較大。
綜上而言，子張可能曾于為孔子守喪三年之后離魯適陳（楚），后又返魯，最后卒于魯。
子張氏顓孫，而據《風俗通》：“陳公子顓孫仕魯，因顓孫為氏。”《世本·氏姓篇》（秦本）：“顓孫氏，陳公子顓孫仕魯，因氏焉。其孫顓孫師字子張，為孔子弟子。”考《左傳》莊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據此，則此陳公子顓孫即子張之先祖。《左傳》云“來奔”即奔魯。而據《世本》、《風俗通》，其人繼而仕于魯。而顓孫再不見于傳文，應該是在魯繁衍，并未歸陳。自莊公二十二年（前672年）至子張生時（前503年），已歷百七十年，至少已有五六世之傳衍。《呂氏春秋》云“魯之鄙家”，可知其家已衰敗，非貴族矣。至于《尸子》所云“顓孫師駔也”，駔，為馬販子，則不知是否屬實了，姑且存疑。
其實，陳人說與魯人說并不矛盾。因為子張先祖為陳人，依孔子先祖為宋人而自稱宋人或殷人之例，云子張為陳人自無不可。而子張則生于魯國，既長從孔子游，孔子卒后，子張居陳，開宗立派，自成一家，而陳旋又為楚所滅，子張之儒在楚地當有相當之影響，這一點可從楚地出土簡帛文獻得以印證。
二、子張應屬于“政事派”
子張在孔門之中屬于性格較為鮮明者，這種性格與氣質直接影響到他對孔子思想的接受程度與學問境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其思想特征。而這種性格氣質和思想特征，也使其在孔門當中別具特色，可以形成為獨立的一個學派。郭沫若將子張定為“過激派”[⑤]，姜廣輝稱之為“表現派”[⑥]，梁濤則歸之為“禮容派”[⑦]。胡適指出，子張因“闊大氣象”，與子夏、曾子一班人不合，所以別立宗派。[⑧]梁啟超亦同此論，指出子張在孔門“最為闊大”[⑨]，郭沫若稱其“在儒家中是站在民眾的立場的極左翼的”[⑩]，并由此提出與墨子一派的因緣關系。那么這些說法，到底是否準確、妥帖？子張為何能別立宗派，原因何在？這就牽涉到子張之性格氣質與思想特色了。
今人在研究子張之“別立宗派”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據，便是據《論語》中子張與同門的關系不融洽。上引胡適之說如此，郭沫若亦有此意。今人吳龍輝說：“據《子張》篇所載，在孔門高第中，子張是和其他弟子關系處得最差的一位。……子游說子張難能而未仁，其意思是說子張自視甚高，不把同門放在眼里。從子張對子夏論交的故意抬杠來看，子張大概是極易攻擊同門的。因此，孔門其他弟子都對他心存芥蒂，不樂與之為伍。……曾參在孔門中以善能動心忍性、乃至愚忠愚孝著稱。他都對子張不能忍受，則其他弟子就更為可知了。既然其他同門覺得無法和子張相處（即并為仁），而子張又生性自高，那么，他就只能采取宗法制下‘別族’的方式與其他弟子分裂了。”[11]我們通過細讀《子張》的歷代注疏，感到類似胡適之、吳龍輝這種看法，其來有自，然而卻可能存在很大的誤解。我們看《論語·子張》篇所載子張與同門關系的材料有三則。
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并為仁。”
首先看子張與子夏的關系。二人之性格差異較大，對比甚為強烈。子貢曾經問孔子：“師與商也孰賢？”孔子評價是：“師也過，商也不及。”并進而指出：“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從孔子中道思想的角度看，二人皆不合中道，故對二人都有批評。邢昺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性優劣。”類似的記載見于《禮記·仲尼燕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在另一處，孔子評價子張說：“師也辟。”（《論語·先進》）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王弼云：“僻，飾過差也。”皇侃云：“子張好文其過，故云僻也。”朱子曰：“辟，便辟也，謂習于容止，少誠實也。”黃式三《后案》云：“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于一偏也。馬注以為‘辟’為邪僻文過，固非。”[12]對朱子之注亦不茍同。今人注此，多從黃氏之說，解釋為偏激。這可能是對的。那么，有孔子所謂“師也辟”，是否可以將之稱為“過激派”，我們認為也不妥當。“過激派”容易予人以子張行事與思想偏激之印象，而這種印象往往會引向消極或否定的認識。這不利于正確估量子張之儒的價值。而且類似的命名和歸類，往往沒有統一的標準。如果照此劃分，則子夏當名之為“拘謹派”？
朱子《論語集注》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茍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正可見出二人之為人處世及性格氣質之鮮明對比。這不僅可以《子張》中論交友一章可證，尚可以《禮記·檀弓上》所記佐證：“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正是一過一不及之證。
另外在《韓詩外傳》卷九記有子張與子夏之辯論，“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可見其二人觀點之差異，性格氣質之不同。“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而子張則譏諷其為“小人之論”，而子張則主張議論時應當“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后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這與子張重威儀容止有關，當然也可見二者氣質之差異。
那么，是否據此可以得出二人關系甚惡之結論呢？我看未必。從“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一例可知，二人雖然性格氣質與思想存在較大的差異，但二人未必會交惡。當然，我們也不一定以為二人關系會非常融洽。品味起來，子夏與子張、子游的關系，不如子張與子游、曾子的關系融洽，亦不如子夏與曾子之關系親密。
子夏與子張之思想分歧，正是基于其性格氣質之差異。觀子夏所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乃發揮夫子“無友不如己者”之意，而子張“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的主張，也同樣是接聞于夫子，因氣質之差異而各得夫子之一偏。子夏氣象狹促但守于謹慎，子張氣象闊大但偏于疏狂。從下文子夏與子游之互相批評亦可見，子夏重學，重小道，子游則重大道，氣象與子張相仿佛。由此看來，子夏與子張、子游之關系皆不甚慕。
子游評價子張之語，一般皆以為是有褒有貶，以貶為主。如皇侃《義疏》引袁氏云：“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朱子注曰：“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而清儒俞樾《群經平議》則認為：“孔子論仁多以其易者言之，……惟過故為難能，惟難能故未仁。子游此論極合孔子論仁之旨，非先以容儀難及美之，而后以未仁譏之也。”[13]康有為《論語注》則認為：“孔子沒后，同門中子張年少而才行最高，……記《論語》者為曾子之徒，與子張宗旨大異，乃誤傳其有所短也。”[14]程樹德亦不同意子游譏之之說。他引王闿運《論語訓》“非貶子張未仁也，言己徒希其難，未及于仁”之說，指出，“此‘友’字系動詞，言我所以交子張之故，因其才難能可貴，己雖有其才，然未及其仁也。……未仁指子游說，如此既可杜貶抑圣門之口，且考《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為大。是子張之仁固有確據。”[15]綜合考量王、程之說，別出心裁，與《孔子家語·弟子行》、《大戴禮記·文將軍文子》所載相符，確可從。
曾子評價子張之語，何晏《集解》引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于仁道薄也。”皇侃、邢昺、朱子皆同此說。康有為《論語注》云：“類敘攻子張之意。……曾子守約，與子張相反，故不滿之。人之性，金剛水柔，寬嚴異尚，嗜甘忌辛，趣向殊科，宗旨不同則相攻。……孔子許子張，幾比于顏子，可謂定論。論人當折衷于孔子。記《論語》者當為曾子后學，而非子張之徒，故記本師之言，……未可為據。”[16]然而，皇侃《義疏》引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于并仁，蔭人上也。”繼而指出：“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于人，故難與并也。”清儒戴望《戴氏注》：“言子張行高為仁，人難與并，嘆其不可及。”王闿運《論語訓》云：“亦言子張仁不可及也。難與并，不能比也。曾、張友善如兄弟，非貶其堂堂也。”程樹德認同王說，并言：“如舊注之說，子游、曾子皆以子張為未仁，擯不與友，《魯論》又何必記之？吾人斷不應以后世講朱陸異同之心理推測古人。況曾子一生最為謹慎，有口不談人過之風，故知從前解釋皆誤也。王氏此論雖創解，實確解也。”[17]程說所指亦應包括康氏在內。黃懷信先生雖然堅持子游之語乃貶語，但他認為此處曾子之語與子游不同，難與，不可及也，并，共同、一起。因此他同意王闿運之說。
我們認為，子游、曾子之語應非貶抑子張，且三子之間的關系應當相當融洽，并非傳統認為的那樣水火不容，劍拔弩張。當然，子游、曾子與子張確實性格氣質不同，思想有較大差異。但這不妨害同門之誼，正如顏子、子路、子貢三子性格氣質不同而皆相友善。王闿運曾說，子張與曾子友善如兄弟，可謂的論。這從子張去世，曾子雖然有母之喪，亦前往哭之一事可見。子游稱“吾友張也”，且據《風俗通義》，子張之子申祥，娶子游之女。如果確有其事的話，那么，子張與子游的關系亦當友善親密。
子張之氣質確乎宏闊高廣，這不僅表現在其容儀堂堂，而且也在其思想之高遠。關于子張之容儀，相關記載較多。除《子張》所載“堂堂”之外，《孔子家語·六本》、《說苑·雜言》、《列子·仲尼》皆載孔子評價子張“師之莊賢于丘也”，“師能莊不能同”。所謂莊，實際就是容儀堂堂之義。另外，《尚書大傳》等文獻所載“孔子四友”之說，雖未必可信，但卻能從某一側面反映子張之氣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后有光”，這正是子張堂堂之象。而從子張之“見危致命”、“執德弘，信道篤”、“尊賢容眾，嘉善而矜不能”、“美攻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不弊百姓”的表現，亦可見其思想之高遠也，而深得孔子之教，宜乎其能開宗立派，成“八儒”之一也。因此，所謂“表現派”和“禮容派”的說法和歸類，都不能得子張思想的真精神。而且，姜廣輝先生之將儒家八派或孔門弟子分為“弘道派”、“傳經派”、“踐履派”和“表現派”本身就存在標準不一致的問題。而梁濤先生將“禮容”作為子張之儒的特色，則忽視了子張之儒的思想價值，尤為不可從。
然而，子張之氣質與思想，數傳之后，亦有流弊。戰國末期，子張氏之儒，被荀子批評為賤儒。《荀子·非十二子》云：“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弟佗其冠”意為斜戴其冠，所謂“衶禫其辭”頗為費解，學者訓解不一，大意是“言語沖淡，索然無味”，或是“衣褲亂穿”，所謂“禹行而舜趨”，言模仿圣人之外表。日人久保愛曰：“謂唱子張氏學者之弊也。”[18]程石泉亦謂：“是則受業于子張者，但學子張之衣冠容貌步趨，故荀子譏之。”[19]此說殊是。可見，其后學已全然不見子張堂堂之象，不僅不能存子張思想高遠之神，甚至亦不能保有子張容儀堂堂之形。眾皆知明末王學末流之弊，其實學派繁衍，數代之傳，往往呈現此末流之弊，亦不可避免之勢也。
子張的思想以“為政”為核心。我們從《論語》可知，子張所問于孔子者，如“學干祿”、“問十世可知”、“問令尹子文、陳簡子”、“問善人之道”、“問高宗諒陰”、“問崇德辨惑”、“問政”、“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問行”、“問仁”、“問從政”，在《孔子家語》中，亦有“問入官”等記載，多與“為政”有關，可見其興趣所在了。因此，如果給子張之儒歸類的話，顏炳罡先生的劃分可從，不妨將之歸為“政事派”。[20]
不過，對于子張是否真的從政，史料闕如，無法詳知。宋晨昊對此有所考辨，反對“子張終身未仕”說。[21]他根據“不弊百姓”一語，推測子張應當曾經從政。我們知道，此語出自孔子的評價，為子貢所引用。考子張在孔子去世時已25歲左右，按年齡有從政的可能。又從子張問政的諸多記載來看，孔子所講并非僅僅是理論的說教，而是有針對性的解答。故此，我們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子張從政一事，但推測其確實曾經出仕，應當是合理的。
三、子張與墨家關系之考辨
郭沫若先生對子張之“尊賢容眾”的思想，格外推崇，并指出：“子張氏這一派是特別把民眾看得很重要的。……這在表面上看來和墨家有點相似。大約就是因為有這相似的原故，子張氏的后學們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了。”又說：“墨翟應該比子張遲，他在初本來是學過儒術的人，照時代上看來，倒應該說墨翟受了子張的影響。不過他們盡管有些相似，在精神上必然有絕對不能混同的地方，不然他們應該早就合流了。”“子張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眾的立場的極左翼的，而墨子則是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場。這應該是他們的極嚴峻的區別。”郭沫若根據《荀子·儒效》中“其言議談說已無所以異于墨子”，將之與子張之儒對應起來，第一個具體分析子張與墨家的關系。[22]此后，諸多學者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丁原明指出子張對原始儒學的偏離，其中之一就是對“仁愛”的偏離，具體說就是他突破了孔子仁愛的宗法性質和等差性，并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企求，而這些正是與墨翟的“兼愛”思想相趨同的。但他認為，這種偏離對正宗儒學而言，可能是一種學術的退化，但從整個先秦思想的發展來說，卻是一種學術的進化，因為他開啟了儒家向墨家思想的滲透。并將子張視為“儒墨相通的最早疏導者”。[23]王開文在文中也指出子張與墨家的關系，但他認為是融合了墨家的一些觀點，而形成子張學派的。[24]甄洪永專門對此撰文，指出子張尊賢容眾，已經背離了孔子愛有差等的原則，泛化了仁愛，暗合了后起墨家的兼愛思想。而子張重視思想學說的執行力與墨家相通。“從這個意義上講，子張就是墨家的理論先導”[25]。
這些說法代表了學界關于子張與墨家的一般看法。韓愈在《讀墨子》一文中，首先提出“儒墨相通”的命題。其謂“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圣，不兼愛哉”？對理解子張與墨子關系很有啟發。墨家與儒家有親緣關系，自不待言。其中孔墨相通亦有可言者。不過，儒墨既然分立，則自然有根本的區別存在。而子張雖然被韓非稱為“儒家八派”之一，其思想傾向似乎應當在孔門獨樹一幟。現代學者據此認為，子張背離或偏離了孔子思想的正統，滑向或誘導了墨家的道路。
我們認為這一說法，值得重新考慮。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完全排除子張對墨家學派產生影響，也更不能排除子張后學即所謂子張氏之儒與墨家的相近，但我們通過分析子張的相關文獻，我們發現說子張偏離了孔子思想，似乎還缺乏明確有力的證據。僅僅以“尊賢容眾”一條來界定子張思想特色，并將之與孔子的等愛之愛對立起來，似乎不妥。“尊賢容眾”本來就是孔子思想的應有之義。孔繁說：“子張在仁義和禮的問題上是孔子學說的忠實繼承者。”又說：“子張是得孔子正傳的弟子之一。”[26]我們認為這一評斷是可信的。在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中，子張接受并奉行了孔子較為理想的一個層面，但并沒有偏離孔子。我們可以說，子張“得圣人之一體”，或“一偏”，但卻不能將之視為對孔子之道的偏離。
如果從孔墨相通的角度，將子張視為孔子儒學向墨家思想過渡的橋梁，自無不可。畢竟，子張的思想境界和特色，在孔門弟子之中，與墨家最為接近。最起碼這是子張影響墨家的必要條件，有這種可能性。但是否果真如此，則缺乏明確的資料佐證，不便說得過于絕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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