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大凡完善的思想體系都能夠顯示出一種“全息”現象，可以小中見大，由片段而窺探得全體。本文選取《孟子》一章以探詢其中蘊涵的深刻人文思想，嘗試解讀具有完整體系的儒家文化之特質及孟子思想的現代意義。從“仁義”、“偕樂”等命題淺議儒家文化及其核心理念“仁”的起源、發展。論證儒學的實質為“民族母體文化”，并以此說明孟子思想在儒學中無可替代的位置。
關鍵詞：仁義、偕樂、定于一、民族母體文化
孟子思想是擁有完善體系的正統儒家思想，由《孟子》章句窺探印證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有獨特的優勢。因其所采用的嚴密而靈動的論證方法較為適合現代人的思維習慣，所以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研讀《孟子》可以作為現代人了解儒學的捷徑。
一、“仁義”
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仁”，《孟子》開篇討論的也是仁。作為一代儒學宗師，孟子在回答梁惠王關于“利”的探詢時“仁”“義”并重，把目的和方法聯系在了一起，使得儒學對社會價值及其落實的表述更加直觀了。孟子首先論述了仁義的重要性：“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社會的穩定、體制的穩固，這些對于謀求長治久安的君主來說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作為統治者應如何具體地施行仁義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養，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在孟子看來，施行仁義的責任首先在于當權者，他以仁義對于當權者的巨大價值作誘導，期盼民眾由此受惠，社會由此而得治。為什么儒家時時以全局，尤其是以民眾的切身利益為著眼，其體恤民生的舉措一旦實施，短期內必會牽連到國家機器的運轉與貴族階層的享用，在鐵血爭雄的戰國時代這顯然是一種“迂闊”。這樣的建議能否被采納，孟子其實已經預見到了答案。然而作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孟子一如集上古智慧之大成的先師孔子一樣總是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不得不讓人以儒家的“本性”來作答。關照民生，關懷生命，體恤疾苦，這是儒家的固有情懷。儒學的這種一體感通之仁從何而來呢？
以“階級”為劃分的特定人格生成境遇是不能解釋儒家這一思想之源的。如果儒家身處庶民階層，那么勸說權貴施仁肯定比引導民眾自身聯合以爭取利益要艱難的多，而儒家是從來不打算做“亂臣”的，亂世英雄與儒者無緣。那么權貴階層是儒家的本源嗎？顯然不是，儒家并不保有“牧民”的特權意識。自給自足的自耕農階層或許是儒家學子多數情況下的出身，但儒者的理想決不僅僅束縛在土地與庭院之中，習慣于自給自足生活的人對于“大一統”以及對天下蒼生的體濟之情未必會如此強烈。綜觀儒家對血緣對親情對宗法的注重，由孔孟時代上推，我們將會逐漸尋覓到先民們由氏族公社到原初國家雛形的過渡時代。
這個時代就是所謂的城邦社會，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性格基本確立的階段。一系列由血親氏族為核心以城壕為界隔集體定居的初期城市——城邦社會，這正是中國的三皇五帝時期。這個時期的社會，私有利益還是從屬于集體利益之下的，盡管早已出現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和利益分配，群體仍然是成員們生命維系的首要前提。在一個城邦社會中的成員休戚與共，同生并死，組成一個生命集團。集團成員心息相應，榮辱共享，在這個時期形成的文化傳統都具有鮮明的民族與血緣認同力。由此而發展起來的文化便是這個民族的“母體文化”。
母體文化是一切古老民族的“根”，是集合血緣認同與文化認同于一體的民族財富，母體文化的首要特征就是民族群體關懷。與國家形成之后，私有利益突顯，階級角色成為人格的首要特征的次生型文化相比，這種超越階級，超越利益集團，不以政治和階層定位為局限的文化價值在內部競爭激烈化的社會中給人的直接印象是“迂闊”。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密切結合，這是族群由血緣社會向等級——國家社會過渡，在氏族與民族國家之間無間斷的演變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形態。這是世界上的古老民族共同的文化發展過程，是所有新生民族所不具備的。而古老文明中只有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這一未曾間斷的血緣——文化傳承體系。不過在具備這種民族文化的社會中，許多人由于階級角色的出現，這一血緣——文化角色也很容易被淡忘，人世間有多少情感與責任能夠經受得住利益的考驗。孟子與梁惠王之間的對話就生動地展現了兩種人格之間的思維出發點和思想境界的不同。在這種不同中就顯露著儒家文化的根源和實質——民族母體文化及其特征。
氏族社會的發生發展是以血緣為根的，這種血緣認同有著地域和規模的局限，不可能無限地擴展。尤其是在中國這樣廣袤的國土之上，親緣終將過渡到國家。氏族社會經過城邦社會過渡到國家的順利完成保證了民族國家體系的穩固。否則國家定位與民族定位之間就不能貫通，國家內部必然會廣泛存在著不同民族對支配地位的爭奪，深埋下分裂和種族紛爭的種子。非母體文化通常表現為文化定位的局限，也就是說這類文化不可能關注這個民族所有人的利益，它會有所排斥有所選擇。在孟子的論述中我們決看不到這種排斥性。通過孟子對“仁義”的系統化實施的思維表述，我們就可以明確地認定儒家文化是民族的母體文化。那么儒家文化的確立也必然是在城邦社會時期，也就是在夏代之前，在“三皇五帝”時期，只有那時留傳下來的血脈情感才能體現出這種民生一體心息互通的底蘊。
二、偕樂
“仁”作為一種植根于氏族親緣中的生命關懷與“義”——社會共同體的內部協調機制一起成為孟子思想及儒家思想的核心元素。這種理想的實現以及實現的必然過程及情景被孟子描述為“偕樂”的社會狀態。
作為民族母體文化之傳承人的儒家學者們認為，需要為民族的生存而共苦必會以民族的發展國家的繁榮而同樂。“偕樂”作為孟子的理想追求和實現理想的重要方法通過上古詩篇進行了非常精彩的描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 《詩•大雅》）多么和諧美好的圖畫！孟子心中的理想社會由《詩經》篇章而展現。這不是虛幻的，曾經有人實現過它，“古之人與民偕樂……”。古代社會的和諧景況為證，洋溢著“天下一家”美好感受，只有超越階層和集團私利的人才能相信這種景象曾經是現實并且將來還會再次出現。
由誰來實現，什么人能夠引導社會大眾共同建設這種人間樂園？他們必須要有“古之人”的情懷。所謂的“古之人”并不是指古代的人，古人未必皆是圣賢，古人更不如今人富有。“古人”其實就是擁有“親緣社會”情懷的人格——儒家學者。在私有制發展主導社會的時代這種情懷是超越現實的，它與歷史相連通著。具有這種心態的人自然會把現實利益看輕，從而在私利的背后找到公利，在“利”之上看到了“義”，由眼前的得失看到永久。這里好像有了一個表述上的矛盾，既然是時代文化精英的思想家為何總遲后于現實，在封建私有體制的時代執拗地去呼喚城邦社會中的親緣情節，這似乎是在“開倒車”。在人人拼命追求“獨樂”的時代宣揚“偕樂”，孟子是如何化解這個矛盾的呢？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尚書•湯誓》），孟子隨后應用了尚書中的一段文字，記述了民眾痛恨暴君的故事。夏桀曾自比為高高在上的太陽，自信地說：除非太陽墜落我的統治不會終結。但是民眾卻無法忍受這個“太陽”的暴烈，“此日何時而亡啊？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多么可怕的憤怒，當天下人要與之俱亡的時候，君主們將到何處去尋找快樂。這種憤怨其實作為國君的梁惠王并非體會不到或未曾體驗過，只可能尚未達到這種“俱亡”的程度。喪失權力是他們最懼怕的事情，孟子把社會下層民眾的痛苦煎熬變為統治者對喪失權力的恐懼。當私利淫樂的無度追求所造成的危機全面呈現的時候，“偕樂”便成了必須要架設的應急通道。
“古人”實際上是看得更遠的今人。他們站得更高，站在現實的山峰之上，對國家社會的命運作出了正確的預言，并且為世人指明了能夠避開危機的正途。當權貴們占有絕對數量的社會資源，依賴特權追求獨樂的時候，孟子讓他們看到了即將喪失一切的危機，于是“偕樂”的重要便不言而喻了。
獨樂與偕樂的矛盾只能夠被動調和嗎？如此的話孟子似乎就成為了協調矛盾的理想主義者，把政治理想的實現寄托在了帝王將相的身上。在啟蒙之前的社會希求世俗權貴認識到社會發展的正確規律是不現實的，特權的延續無法保證權貴的個人才智。所以儒家一貫地把培養知識精英，在平民階層選拔培養治國安民的才俊視為首任。從政只是輔助性的，從政其實是一種治世而進亂世而隱的傳道之法。專制時代不曾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帝王身上的儒家卻可以因勢利導通過申明統治者利益與民眾利益之間的關聯來“誘君入道”。在“利”之上又啟發以更高層的精神獲取——“樂”，這是儒家的良苦用心與文化境界。
三、不違時
關于“不違時”的論述是孟子表述儒家的社會管理思想與環境發展觀的又一精彩篇章。該論點重在社會管理方法的提出，更加寶貴之處是體現了儒家天人和諧的思想。“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多么和諧的生活場景，多么偉大的生態意識。現代人論述環境的重要性多數情況下只是看到了環境因失去保護過度開發而出現的危害，是從現實生活和長遠生存的角度論述環境的重要性，其實透露出的思維是功利的。真正從環境自身的價值出發，用珍愛之心自覺與自然地去保護，防患于未然是更高遠的生態意識。如果有這樣一種文化，她把自然與自我融合在一起，把自然當作一個大我，發自內心地、自然而然地呵護環境，珍惜山川林木，那是怎樣的一種境界。
儒學就是這樣的一種文化。儒的本意是對風雨的預測與掌控，也有人解釋為“求雨”。把早期儒士看作是象巫師那樣會祈禱天神降雨賜福的人，這只是一種想當然。凡是文明開化比較早的民族，其天文知識的積累都是非常豐富的，因為這些民族都是由漫長的農業社會發展而來。農業社會要求播種收割澆灌病蟲害防治等田間勞作必須與大自然的季節氣候變化密切關聯。農時的重要性絕不亞于戰爭與權力更迭，而觀測計算和預測季節的變換，依據氣象的變化規律預報風雨霜凍的來臨，判斷潮汐的發生等等天文知識的掌握必須由專人來做。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脫離基本的生產，擺脫群體內部權力體系的糾葛，甚至在戰爭集團的相互沖突中受到本集團的特殊保護和對方集團的敬重。這個以天文知識的掌控為核心職責，以生產成果的計算，城邦事務的管理，以及文字記錄工作等為職守的人群在某些方面與從事宗教活動的“巫”和專職記述部族史的“史”在分工上有交叉，甚至許多情況下是身兼數職。但這不能表示儒就是“巫”或“史”。天文預測者在農業社會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受到普遍的敬重甚至是崇拜。從事這項活動的人必須具備很高的智慧和心理素質，敏銳而富有責任感，而且必須是有公心的，坦蕩無私，無所畏懼。
探測天地的儒士胸中自然要容納天地自然，要與山川大地融合為一體。要做到理解自然，心通日月，這樣才能讀懂風云之律動。應時而動，記節而行，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和著季節的旋律舞出醉人的樂章。“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不僅是生活的常識而且是一種德行，違背它就意味著“失德”，也就違背了先民在大自然中不懈探索而得的常道。
當人類了解了自然的秉性，風雨可測，寒暑可期，大自然也就不再那么可怕，而是變得可親可愛。當人類摸清了自然的脾氣，親近自然，在它的懷抱中分享賜予的時候，自然又是那么的可敬。當中華先民由衷地親近自然敬愛自然而不是畏懼和膜拜它的時候，一種回報心便產生了。報答和珍惜之情使人與自然更有機地融合為一。如果人類真正懂得珍愛自我，他們也會同樣去珍惜自然。品嘗到恩賜之物的甜美就會更加敬愛賜予他們的山川大地。并不是為了獲得可持續的利益而是發自本心的敬愛，這已經體現為一種明德常理，否則熱心入世懷抱經綸天下之志的儒家圣賢選擇的很可能是另一種快速積蓄力量，以“發展”取勝，然后再返回頭來補救創傷的策略。
可持續的和諧發展理念一次又一次因無法滿足權貴急功近利的要求而使孟子像孔子當年一樣最終選擇了退而傳道。但是儒家的和諧之道并不會因為一時一事的旁落而失去其價值。相反，對人類發展的永恒思考和無盡追求使得儒學從東方走向了西方，從中國走向了世界，與人類的未來命運密切關聯在了一起。孟子用古人樸素而醇美的語言描述著心中的“王道”世界——天地人相和諧的美好社會：“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四、定于一
關于儒家“大一統”的政治主張，“定于一”是最完美的表述之一。孟子的這一政治思想對于儒學和此后的中國政治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在先秦時代，民眾對國家統一政治安定的期盼已經深埋在了社會集體意識之中。只有國家安定了，社會才能夠順利前行，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得到了保證才能夠滿足人民對物質和精神的需求，社會秩序的建設才能夠更好地得以實現。而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的因素在哪里？民眾！只有民眾的力量得到發揮與重視，老百姓能夠通過正當的方式維護自身的利益，國家才能夠長治久安。怎樣倚重民眾——這一真正的國家主體，孟子作出了精彩的回答：“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
水的運動作為一種“自然”規律是無法人為改變的，民眾的支持與擁護同樣有著必然的規律。愛民、以民為本、做“不嗜殺人者”。在禮崩樂壞的時代，“不嗜殺人”就是對統治者最大的期望了。保證人民的生命權力，不要以生命為兒戲。尊重生命是孟子的最低“要求”。這個“要求”透射出多少的悲哀與無奈，一位儒者憂思而顫抖的身影正映射在我們眼前。
不嗜殺人！孟子的最低要求，是儒家以人為本，關愛生命原則的底線，進而才可能“定于一”。用愛民而使民歸心的方法而不是窮兵黷武的武力統一。對于國家的穩定，武力當然是必要的，但孟子以及其他儒家賢哲都斷然否定了它作為首選的可能性。為什么？孟子異常明確地指出了政治穩定的根本條件所在，即包括“不嗜殺人”在內的對民眾的最低權益的承諾，這一思想如果出現在現代話語中則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立足于維護人的基本權益才能得到擁戴，才能期盼穩定和統一。
孟子在重申和明確了統一是國家安定發展的必然前提的同時闡明了儒家實現穩定的政治主張——抑制對貪欲的無度追求，保護人民的基本權益。這說明了孟子的政治思想的重心所在，它就是“以民為本”。假如孟子認為民眾的力量不足以主導社會的發展進程，民眾利益的維護無法在根本上保證國體的穩定，那么“定于一”的政治夙愿自然不會如此去實現。這一探討現在看來似乎是多余的，民眾的力量作為主導在今天不再是一個“問題”，但在兩千年前如此結論無疑是“創舉”。盡管史料流傳下來的先哲垂訓早已經把“民意”作為“天意”的顯現方式來教導特權者要世代畏畏，但落實到具體的施政方法上并不是有章可循的。孟子大力倡導民本思想并提出具體的愛民、保民、扶民等措施，在實踐中遵循“民為邦本”的社會規律呈現出他作為偉大思想家和杰出的政治家的精神成就。
五、保民
作為一個整體，民眾在歷史中擔當著國家和社會生存發展的主導角色，而在具體的時勢面前，面對占有國家強力機器和絕對資源的統治集團，民眾無疑是弱勢的。“保民”作為儒家極富特色的思想觀念被孟子系統地提了出來。
如何保民？孟子主張的社會構想并不是紙上談兵的一句空話。孟子并不是“理論家”，樂于坐在書齋中構思自己的“思論體系”，他的社會建設方案是由現實發出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針對社會的基石和基本生產單位——家庭，孟子給予了衣食冷暖、養生送死的深切關懷。他主張對民眾生活的關心要落實到每一個家庭，落實到他們的吃飯穿衣，養老育幼的人生每一步。要保民就要切實維護民眾的生存權，維護民眾的生存權就要確保他們對生產資源的合法占有。
庭院經濟是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須品的來源。五畝之宅植桑養蠶紡織自給御寒之衣就解決了；養殖“雞豚狗彘之畜”副食品來源就有了保證；主食的來源依靠必要面積的土地，其產權是受到保護的。保證了農民對土地的擁有就保證了他們的主食供給，這樣民眾就有了“恒產”，生活就有了信心，社會的安定也就有了保障，冒險犯難就失去了必要。善良淳樸的民眾安居樂業豐衣足食，國家的統一政治的穩定也就有了扎實的基礎。
孟子在針對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用刑罰來解決，極端手段不是用來消解內部矛盾的有效方法。儒家向來不主張嚴刑峻法，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提倡仁政德治，倡導和諧注重人道。面對基本生活無法保障的民眾對法律的觸犯，孟子首先在統治者身上找原因：“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他把民眾迫于生活壓力的鋌而走險歸咎于統治集團。社會不安定因素的來源并不在于民眾身上，“罔民”才是癥結所在，解決這一弊端的方法就是切實維護民眾的根本利益。面對“……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的社會現實，孟子提出了確保民眾“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的基本方案。核心內容是使民眾獲得應有的“恒產”，也就是對私有財產和基本生產資料的合法占有，在源頭上限制過度的剝奪。當然，這在古代社會是無法真正實現的。作為儒家美好的社會理想，孟子的“保民”說卻始終閃爍著恒久的人文主義光輝，體現著儒學以人為本的崇高訴求。
六、孟子思想在儒學中的地位及其現代學術價值
作為一種系統化，博大而又嚴密的思想體系，孟子的理論建構無疑是具有重要的思想地位的。儒家學說在孟子這里得到了又一次成功的體系化完善。作為一種繼承，孟子全面繼承了孔子的核心價值。通過解讀《孟子》，可以把握儒學的精髓。
孟子思想系統地體現了儒學的民族性。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經過了極為漫長的發展才會逐漸形成，它保持和維護著民族的精神生命，一個強有力的文化體系是防止外來文化入侵保證文化安全的堤防。假如民族自身的文化缺乏競爭力，缺乏親和力，缺少發展的潛力，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是很難從容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假如民族傳統被外來文化嚴重干擾，無力拒絕對方的價值觀，無法抵制其誘惑，開始效仿、崇拜、內化，將其當作自己傳統的一部分，這等同于成為對方的附庸，其他領域的入侵也會如此，最終將徹底失去獨立和尊嚴。
如何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唯一的方法就是繼承和發展母體文化，找到文化的根，接續斷裂的基因序列，明確角色定位。儒學不僅是傳統文化的主體，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母體文化。它超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局限以維護全民族的利益，孟子思想中明確找到了依據。孟子在闡述“仁義”思想時顯露出的全民關懷，即儒家“泛愛眾”的精神，自然而深刻地對民族自身而不是某一個階層某一個群體的利益進行維護。這種對民族整體利益的關注顯然是非策略性的，不是一種手段，不是為了迎合誰，而是一種不變的信仰原則和堅定的行為模式。
〖JP2〗一個民族要發展就要具備足夠的競爭力，競爭力來源于哪里？其源頭只能是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迷失了民族角色，喪失了民族價值，自然談不上競爭力。民族文化必然是長期生活在特定的環境并與之相適應的結果，在固有的環境中，民族傳統與外來文化相比會明顯占有優勢，立足于這種優勢進而可以在全球競爭獲得主動權，確立自信心。主導權與自信心的具備又是開拓競爭借鑒外來文化的前提。在“全球化”中，喪失文化自信的后果會是一種“反客為主”的局面，尊嚴與利益被外來勢力所侵奪，對方入主并獲利發展，自己只是充當了一個“陪襯”。〖JP〗
通過繼承和發展，秉持了母體文化，社會穩定也得到了加強。孟子的“保民”思想以及對社會不安定因素的論述無疑是睿智的。兩千年前的儒者對國家安定民族富強的期盼和實踐值得我們付出敬意，值得去承傳。“定于一”的深刻表述再次明確了儒學維護和倡導“大一統”，堅定維護國家和民族統一的文化本色，這一豪邁而現實的政治主張數千年來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所建立的功勛伴隨孟子的偉大人格深深印刻在了中國人的中心。孟子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當之無愧是民族統一的重要力量源泉，“仁者無敵”也成為了世界民眾愛好和平向往和諧的雄壯誓言。
結論
作為中華民族的母體文化，儒學所擔當的職責和儒家學者所付出的心血使其無愧于這一稱號。孟子是一代先哲，他的思想具有特殊而巨大的現實意義。他在兩千年前對于“后義而先利”的批判至今充滿警示意義；針對短視行為和利益驅動的非正常開發所帶來的危機，《孟子》為其指明了正確的對策，“斧斤以時入山林”是一篇生態宣言，倡導著人們保護環境，珍惜自然，防止污染，指導全社會都來尊重自然規律；他對于“狗彘食人食”的痛斥仍然讓人觸動心靈。仰望孟子，人們看到的是一座文化的山峰。孟子無愧為儒學史乃至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位偉人，他的思想足以感召整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