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東漢末宦官專權、黃巾起義、董卓移都等原因，士人們舉族流寓，形成遼東、河東、荊州、益州、交州等集中地。流寓士人“擇明主”以保身，出現了士人反復流徙的現象。流寓士人的分化為曹操、孫權、劉備三大政治軍事集團，形成人才的大體均勢，為三國鼎立局面的重要條件之一。此外，東漢末流寓士人在流動社會里實行教化和管理，充當了流寓社會臨時管理者的職能。東漢末流寓士人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三國歷史的走向，其歷史作用不可低估。
關鍵詞：東漢末；流寓士人；流寓原因；流寓地域；政治抉擇；社會教化
作者簡介：文廷海（1970－）男，四川安岳人。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南充637002
漢元帝以為“安土重遷，黎民之性”[1]，民人安居樂業，依戀故土，不樂遷徙，故“戀本畏遠，同之于死”[2]。但東漢末年，掀起了一股士人外遷的潮流。在史籍、方志文獻里，把外來客居之人稱為“流寓”。這些士人流寓的原因、流寓的地域，以及流寓士人的政治抉擇和社會教化如何，學界已有的研究并不全面，本文對上述問題略作研討。
一、東漢末士人流寓的原因
東漢末年，士人“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3]使士人遠離世俗政治中心而走上流寓之路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東漢后期宦官專政的黑暗政局。
漢桓帝時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皇帝下詔征彭城姜肱為太守，姜肱說：“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遁命，遠浮海濱。”[4]中常侍唐衡兄唐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進不由德，京兆趙岐與從兄趙襲對其數為貶議，唐玹對趙岐兄弟恨之入骨。延熹元年，唐玹為京兆尹，趙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5]漢靈帝之時，張讓、趙忠等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6]《后漢書·竇武傳》指出：“當是時，兇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因此形成汝南范滂等首的“清流”黨人，“非訐朝政”。無政治權力的黨人與宦官集團斗爭的后果，申屠蟠嘆道：“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也。”[7]這就是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穎川荀爽“后遭黨錮，隱于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余年。”[8]其侄子荀悅也“托疾隱居，時人莫之識。”[9]說明政治局面的清濁會影響士人的出世與入世。北地傅燮對其子說：“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10]反應了在當時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士人既不愿退隱江湖又不愿與宦官同流合污而保全自己的矛盾心態。
第二，東漢末戰亂頻仍。
漢靈帝中平元年張角率眾反叛。郎中張鈞指出：“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11]表明黃巾起義與宦官專權亂政有關。黃巾軍被東漢朝廷絞殺后，又有黑山、黃龍、白波等二十余支農民軍，“并起山谷間，不可勝數。”[12]他們“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13]在宦官亂政與黃巾軍四起的內外交困下，漢靈帝駕崩，少帝繼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等謀誅中常侍張讓等人，太后不從，何進召并州牧董卓進京脅迫太后。謀泄，張讓等殺何進，袁紹又“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14]董卓入京后，廢少帝立獻帝，又逼殺太后，封相國，兇暴朝政。初平元年以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組織“義兵”討伐董卓。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長安，“既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15]從此，“雄杰并起，中州擾亂”[16]，正如《后漢書·仲長統傳》應劭注稱：“孝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棋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余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
黃巾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17]，“攻沒郡縣，百姓驚散”[18]。即使號稱“義兵”的袁紹諸軍也“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余”[19]；曹操父親曹嵩因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疑為徐州牧陶謙所害，曹操東伐為父復仇，“略地至東海，還過郯……所過多所殘戮。”[20]戰亂使中原士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損害，當時的士人紛紛舉族流寓以避戰亂。如穎川荀彧在董卓之亂時棄官歸，對父老說：“穎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為兵沖，宜亟去之，無久留。”然鄉人多懷土猶豫，莫有隨者，荀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董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穎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21]溫縣司馬朗認識到河內為“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欲舉宗族東到黎陽，但父老依戀舊土，僅同縣趙咨率家屬同往，“后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22]楊俊也感到“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余家。”[23]臨淮魯肅對其部屬說：“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24]攜老弱百余人隨周瑜東渡寓居曲阿。太原王烈，“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25]可見，當時士民離鄉流寓躲避戰亂是保護家族的唯一出路。
第三，因其他緣故而流寓。
漢桓帝時會稽魏朗之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仇于縣中，遂亡命到陳國。”[26]漢靈帝時太原孫資因兄為鄉人所害，手刃報仇，“乃將家屬避地遼東”[27]。東萊太史慈，猿臂善射，為郡守所嫉恨，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28]。河東解縣關羽，因故亡命涿郡，與劉備、張飛結義。在社會秩序穩定，法制健全的情況下，血親復仇應殺人償命，以及好狠斗勇之輩危害社會安定，迫使魏朗、孫資等走上流亡之路。
二、東漢末士人流寓的地域
東漢末，士人逃離處于“亂邦”的故土。這些士人流寓的地方有哪些呢？考察《后漢書》、《三國志》及裴松之注，主要有五個地區：
第一，北方地區。
當漢室方亂，公孫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北海管寧“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遼東”[29]，同至者有邴原、王烈、國淵以及太史慈、周訪四世祖[30]、安同先祖[31]等，來者漸眾。《三國志·管寧傳》裴松之注（以下簡稱“注”）引《傅子》稱：“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成邑。”幽州地處北方，比戰亂頻仍的中原地區相對安全，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32]劉虞為牧，“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萬余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33]右北平田疇率舉宗族以及附從數百人，入徐無山中避難，“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余家。”[34]流寓士人還包括陳留申屠蟠，涿郡盧植，穎川荀彧，右北平田疇，清河崔琰，河內司馬朗、常林、楊俊等。
第二，江東地區。
魯肅說：“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孫策、孫堅經營江東之后，《三國志·董襲傳》載：“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孫策）明府恩徳在民，討虜（孫權）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江東、揚州等地理位置特殊，所以河南趙達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漢獻帝興平間劉繇為揚州刺史，“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劉）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35]《三國志·張昭傳》也說：“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張）昭皆南渡江。”廣大的江東地區成為中原戰亂地區士人的流寓地。有京兆趙岐，汝南許劭、胡綜，沛國曹休、劉馥，陳郡袁渙、何夔，河內張范，瑯邪徐奕、諸葛瑾、徐盛、王祥，太原孫資，河南鄭渾，穎川陳群，廣陵陳矯、徐宣、張纮、呂岱，彭城張昭、嚴畯，臨淮步騭、魯肅，北海是儀，平原劉惇，北海滕胤，陳留濮陽興，梁國孔愉等。
第三，荊州地區。
《三國志·劉表傳》注引《魏武故事》說：“楚有江、漢山川之險”。《三國志·諸葛亮傳》也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荊州牧劉表在戰亂剛起，采取安境政策，史稱：“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劉）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奸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36]由于劉表處置有方，所以《三國志·劉馥傳》注引《晉諸公贊》稱：“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劉表息境安民，“無他遠志，愛人樂土，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37]董卓死后的長安之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余家”[38]。流寓士人不少，其中“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劉）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所以荊州地區也成為流寓士人最多之地。有穎川荀爽、邯鄲淳、杜襲、趙儼，京兆趙戩、隗禧、杜畿，陳國潁容，平原禰衡，河內司馬芝，山陽王粲，汝南和洽，河東裴潛，南陽韓暨，河南杜夔等。
第四，益州地區。
《三國志·荀攸傳》記載，穎川荀攸在漢獻帝之初“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三國志·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載：“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一方面地理位置相對封閉；另一方面物產豐富，糧食充足，這些條件也能吸引士人來此流寓。如漢獻帝之時，關中韓遂、馬超之亂，“關西之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39]《后漢書·劉焉傳》說：“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益州牧劉焉收為部眾，稱為“東州兵”。此后，大批流寓士人隨劉備入川。有扶風謝援、法正，襄陽龐統、向朗，東海麋竺，北海孫乾，涿郡簡雍，山陽伊籍，南陽諸葛亮、王連、李嚴，襄陽馬良、馬謖、董恢、楊儀，武陵廖立，魯國劉琰，河南孟光，義陽魏延、來敏、鄧芝，南郡霍峻，零陵蔣琬等。
第五，交州地區。
“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地理位置相當封閉。當時士燮為交阯太守，“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往依避難者以百數。”又對《左傳》《尚書》研究精深，政學皆優，時人袁徽贊其“既學問優博，又達于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40]所以當時交州地區稱為士人流寓的理想之所。有沛郡桓曄、薛綜，汝南袁忠、許靖，陳郡袁霸，南陽許慈等。
三、東漢末流寓士人的政治抉擇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豪杰并起，在倉卒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41]，形成不同的軍事集團，群雄逐鹿的局面下，流寓士人面臨如何作出自己的政治抉擇。
第一，曹操。
太尉橋玄稱曹操為“命世之才”。《三國志·太祖紀》評價說：“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謀士郭嘉認為曹操有道、義、治、度、謀、德、仁、明、文、武“十勝”。特別曹操遷漢獻帝都許“挾天子而令諸侯”，率先取得政治大義。長沙桓階認為：“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42]避亂荊州的穎川趙儼說：“曹鎮東（曹操為鎮東將軍）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43]于是扶老攜幼歸曹操。《三國志》卷15記載，建安初避亂揚州的沛國劉馥“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當時形成一股流寓士人返回故土投奔曹操的潮流。如上文所述遼東管寧等，荊州杜畿、王粲、杜襲等，江東徐奕、陳矯、徐宣等，因此《后漢書·禰衡傳》所言“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正是這一情形的體現，這些回歸的流寓士人成為曹操掃滅群雄、爭奪天下的核心力量。
第二，二袁。
袁紹合四州之地，擁百萬之眾，“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44]，形成了與曹操“爭天下”之勢。袁紹舉兵十萬進攻許都，曹操說：“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45]當穎川郭嘉北上見袁紹，對其謀士辛評、郭圖說：“夫智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46]于是離開袁紹投奔曹操。《三國志》卷6載巨鹿張臶，“袁紹前后辟命，不應，移居上黨。”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汝南和洽連辭冀州袁紹和荊州劉表，南渡湖南武陵這個世外桃源，他說出自己的理由：“所以不從本初（袁紹），辟爭地也。昏世之主（劉表），不可瀆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47]和洽認識到冀州地處兵家必爭之地，加之袁紹、劉表的昏庸，二人均不可靠，他作出了正確的政治抉擇以明哲保身。
袁術也同樣不為流寓士人垂青，魯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周）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河內張范兄弟三人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范稱疾不往，術不強屈也。”[48]陳郡何夔避亂淮南，袁術在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49]廣陵陳矯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50]《三國志》卷16記載，河南鄭渾父子避難淮南，袁術對其賓禮甚厚，但“渾知術必敗”，故南渡投奔揚州刺史劉繇。袁紹袁術由于缺少文臣武將的輔佐，最后在與曹操的對抗中殞身失敗。
第三，孫氏。
吳郡孫堅在鎮壓黃巾起義和討伐董卓之亂時逐漸崛起，官至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頗能用人”。孫堅死后，其長子孫策繼承父業，勢力范圍漸向江東發展，“渡江轉斗，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51]《三國志》卷46記載孫策“性闊達聽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故能“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建安五年孫策身故，孫權繼承父兄事業。但處境困難，當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流寓江東的士人面臨去留的政治抉擇，由于孫權“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52]父子三人均能知人善任，故能吸納流寓士人為其效力。如廣陵張纮避難江東時，孫策加以任用，建安四年受命去許都朝見漢獻帝時，被曹操留用為侍御史和九江太守，但他“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重新回到江東成為孫權長史。汝南呂范避難壽春時為孫策所用，“跋涉辛苦，危難不避”。彭城張昭在徐州士民多避難揚州之時，繼續南渡輔佐孫策任長史。孫策臨死時將其弟托于張昭，史稱“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以自安”[53]。張昭、周瑜等認為孫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當魯肅南渡時，周瑜勸他說：“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認為孫權“親賢貴士，納奇錄異”，正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魯肅被舉用。其他在江東的流寓士人，如諸葛瑾、步騭、呂岱、程普、嚴畯、甘寧、徐盛等都得到重用，成為孫氏經營江東的核心力量。
第四，劉備。
劉備為漢室宗親，有著與眾不同的氣質。袁紹他認為“弘雅有信義”，士人傅幹認為“寬仁有度”，故“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54]《三國志·先主傳》注引《魏書》說：劉備對“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其中，東海麋竺、北海孫乾、涿郡簡雍、魯國劉琰等士人就“少與先主（劉備）有舊，隨從周旋。”漢獻帝興平元年曹操的謀士程昱、郭嘉也說：“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當建安十二年，劉備戰敗奔江南，“荊、楚群士從之如云”[55]，特別是“荊州豪杰歸先主者日益多”，包括山陽伊籍，襄陽馬良、馬謖、董恢、楊儀、向朗，南陽諸葛亮、陳震、李嚴，義陽魏延，武陵廖立，南郡霍峻，零陵蔣琬等荊州士人。其中，諸葛亮、馬謖、楊儀、魏延、蔣琬等人成為劉備集團的核心成員。
第五，劉表、呂布、陳宮、公孫度、公孫瓚、陶謙等。
劉表為荊州牧，地方數千里，帶甲十余萬，又遠離戰亂，本可以有一番作為。但當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時，劉表“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流寓士人和洽認為他“無遠志”，且“雖外表儒雅，而心多疑忌”[56]，造成“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57]穎川杜襲避亂荊州，認為劉表非“撥亂之主”不足容身，故南至長沙，建安初逃還鄉里為曹操所用。河東裴潛也避亂荊州，對流寓荊州的王粲、司馬芝說：“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58]于是南遷長沙，后為曹操所用。陳留毛玠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于是到魯陽，后為曹操的治中從事。如前所述，荊州地區更多的流寓士人則歸依了劉備。
《三國志·呂布傳》：“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興平元年，曹操部將陳宮舉各郡縣叛迎呂布，僅鄄城、范、東阿三縣未響應，曹操謀士程昱對范縣令靳允說：“今天下大亂，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呂）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操）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59]靳允表示忠于曹操。建安三年呂布、陳宮敗于曹操，二人被縊殺梟首，充分表明了當時士人“擇主”的重要性。
公孫度對流寓士人不善加任用，所以“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60]汝南許劭投靠徐州刺史陶謙，陶謙對其禮遇甚厚，但許劭對其學生說：“陶恭祖（陶謙字）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于是他又投奔揚州刺史劉繇，“其后陶謙果捕諸寓士”[61]，許劭逃過一劫，表明他明智的選擇。公孫瓚破擒幽州牧劉虞，吞并其地，他“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眥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62]在此避難的青州、徐州士人因幽州牧劉虞的善待而安居樂業，然又由于公孫瓚的殘暴而喪失性命，可見能否善于政治抉擇是與流寓士人的生死存亡密切相關。
總之，隨著東漢末年群雄紛爭，最后曹操、孫權、劉備脫穎而出，其原因除了《三國志·武帝紀》所言“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地理優勢外，另一個原因就是曹、孫、劉三方善于吸收、任用流寓士人，形成了相對的人才均勢，所謂“智均力敵”[63]，最終促成三國鼎立的局面。
四、東漢末流寓士人的社會教化
東漢末年，士人舉族流亡，因脫離了原有基層社會而處于無序狀態，該如何管理？流寓士人對僑居之地產生了怎樣的社會影響？
右北平田疇舉宗族數百人入徐無山避難，數年間百姓歸附者達五千余家，對于這些人的管理，《三國志·田疇傳》記載：
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茍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愿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
田疇將管理和教化相結合，起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流寓遼東的管寧，通過“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公孫）度安其賢，民化其德。”[64]皇甫謐《高士傳》還記載，流寓民眾因爭井水男女錯雜，或爭井斗鬩，官寧多添置器具妥為解決，“是以左右無斗訟之聲，禮讓移于海表。”同居該地的王烈“使遼東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所以，遼東地區因流寓士人的教化和管理，社會的文明程度得到提高。
建安十六年關中馬超叛亂，避兵入山者千余家，饑乏，漸相劫略，穎川士人胡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漸息，眾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65]《三國志》卷23記載，楊俊因河內為兵家必爭之地，于是扶持老幼到京、密山間避難，同行者百余家，對于這批流動人口，楊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實行臨時平均主義政策。同卷還記載南陽韓暨改變姓名，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韓暨通過散財和曉之以理的勸誡，不僅教化了山民，而且也保全了自己。
綜上所述，東漢末年由于宦官專權打擊禁錮士人，黃巾起義、董卓移都等戰亂以及個人恩怨的原因，士人們舉族流徙，形成遼東、河東、荊州、益州、交州等流寓集中地。流寓士人們秉持“君亦擇臣，臣亦擇君”的雙向選擇原則，在政治軍事集團林立的情況下紛紛“擇明主”以保身，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由此出現了士人反復流徙以及士人回流故土的現象，組成了曹操、孫權、劉備三大政治軍事集團。在流寓士人的分化組合中，他們大多成為各集團的核心人員，因此形成三方人才的大體均勢，這成為三國鼎立局面的重要條件之一。此外，東漢末大量的流動人口，流寓士人在流動社會里實行教化和管理，擔任了流寓社會臨時管理者的職能。可以說，東漢末流寓士人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三國歷史的走向，其歷史作用不可低估。
注釋：
[1]《漢書》卷9《元帝紀》。
[2][16][17][19][20][22][23][24][27][28][29][34][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3][64][65]《三國志》卷57《駱統傳》、卷54《魯肅傳》注引《吳書》、卷1《武帝紀》、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卷1《武帝紀》、卷15《司馬朗傳》、卷23《楊俊傳》、卷54《魯肅傳》注引《吳書》、卷14注引《資別傳》、卷49《太史慈傳》、卷11《管寧傳》、卷11《田疇傳》、卷23《和洽傳》、卷21《衛覬傳》、卷8《張魯傳》、卷49《士燮傳》、卷21《王粲傳》注引《文士傳》、卷22《桓階傳》、卷23《趙儼傳》、卷6《袁紹傳》、卷1《武帝紀》、卷14《郭嘉傳》、卷23《和洽傳》、卷11《張范傳》、卷12《何夔傳》、卷22《陳矯傳》、卷46《孫策傳》、《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卷52《張昭傳》注引《吳書》、卷32《先主傳》、卷39《劉巴傳》、卷6《劉表傳》、卷21《王粲傳》、卷23《裴潛傳》、卷14《程昱傳》、卷7《王烈傳》注引《先賢行狀》、卷13《王朗傳》、卷11《管寧傳》注引《傅子》、卷11《胡昭傳》注引《高士傳》。
[3][4][5][6][7][8][9][10][11][12][13][14][15][18][21][25][26][32][33][35][36][61][62]《后漢書》卷83《逸民列傳序》、卷53《姜肱傳》、卷64《趙岐傳》、卷78《張讓傳》、卷53《申屠蟠傳》、卷62《荀爽傳》、卷62《荀悅傳》、卷58《傅燮傳》、卷78《張讓傳》、卷71《朱儁傳》、卷72《董卓傳》、卷78《張讓傳》、卷70《鄭泰傳》、卷45《袁閎傳》、卷62《荀爽傳》、卷81《王烈傳》、卷67《魏朗傳》、卷73《公孫瓚傳》、卷73《劉虞傳》、卷76《劉寵傳》、卷74下《劉表傳》、卷68《許劭傳》、卷73《公孫瓚傳》。
[30]《晉書》卷58《周訪傳》。
[31]《魏書》卷30《安同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