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貫徹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不斷提升公務員隊伍職業道德水平，2011年10月17日，國家公務員局印發了《公務員職業道德培訓大綱》，要求“十二五”時期對全體公務員進行一次職業道德輪訓，內容有公務員的責任、義務和紀律，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等，還包括中國古代如何加強“官德”修養的內容。這是因為，官德修養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盛衰。
在《群書治要•崔寔政論》上，在論及國家由盛轉衰的原因時，有這樣一段闡述：“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之賤廢。是以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大凡國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繼太平之世已久，風氣日漸變壞也不覺察，政治逐漸腐敗也不變革，習慣于混亂，安于現狀，逸樂而看不到危機。有的荒淫奢侈，不考慮國家大事；有的不聽忠言勸告，滿足虛偽，忽視真誠；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從；有些是被信任的大臣，只求中飽私囊，保住俸祿；有些是被疏遠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諫言被棄而不用。于是，國法松弛于上，有識之士憂忡于下，真是可悲啊！唐朝詩人李商隱在考察歷史之后，在《詠史》中也同樣感嘆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在唐太宗李世民時期，派魏征等大臣將歷代治國理政的經驗總結出來，編寫了一本《群書治要》。在這本書中，多處講到了盛世之君與衰世之主的特征。把這些不同特征總結出來，可以讓我們更深刻認識到官德教育對于國家盛衰的重要性。
盛世之主與天下同喜同憂，衰世之主獨制其民。
在《群書治要•魏志下》上講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是說，過去夏、商、周每個朝代都經歷了十幾世，而秦國二世就滅亡了。為什么呢？因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與天下百姓共享幸福，與天下百姓共同承擔憂患。而秦始皇獨裁專制、壓迫人民，所以一旦國家危險，就無法拯救了。與百姓共享幸福的，百姓必定和他共同承擔憂患。與百姓共享太平的，百姓必定會盡力拯救國家的危難。
盛世之主尊重歷史，以古鑒今；衰世之主自以為是，剛愎自用。
《孔子家語》上記載，孔子說：從前之事是用以啟發當今之人的。如果一個君主不努力追尋前朝之所以能安穩存在的足跡，并且又不重視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卻乞求能趕上前人。《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習前賢先哲的言論和行事,以培養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是歷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規律，無論是為君、為臣，為政、治學，概莫能外。
在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樣。太宗皇帝十六歲就隨父從軍，其一平定動亂，戎馬倥傯十余年。二十七歲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別留心治平之道，休生養民。鑒于前隋滅亡的教訓，他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在位期間，命令魏征、蕭德言等，整理歷代治國資政史料，編撰成《群書治要》一書。唐太宗在讀《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書治要〉手詔》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或涉海。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并命令繕寫《治要》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在《貞觀政要•慎終》上記載：貞觀九年，唐太宗再次總結閱讀史書的感受時說：“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由此可見，正是太宗對于歷史經驗的尊重和借鑒，使其成就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亡國之君恰與之相反，《呂氏春秋》上說：“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君人之大經也。”是說，亡國的君主肯定是自高自大，肯定是自以為聰明，肯定是輕視眾人。自高自大就會怠慢世人，自以為聰明就會獨斷專行，輕視他人就會沒有防備。人才不齊備就會招致禍患，專斷獨行會使地位不穩，怠慢士人就會閉塞視聽。想不閉塞就一定要禮賢下士，想地位穩固就一定要得到眾人支持，想不招致禍患就一定要人才齊備。這三條，是君主的治國大略。
從歷史上看，亡國之君恰恰違背了這幾條。《史記》上記載的商紂王和秦王朝的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紂天資聰明，口才好，反應很快，辦事敏捷，他的才能和力氣超過平常人，能空手與猛獸格斗。他的智慧足夠用來拒絕臣下的勸諫，掩飾自己的錯誤。他向群臣夸耀才能，認為別人都不如自己。結果就被武王推翻了。而秦朝自穆公以來，漸漸蠶食諸侯，最終成就了始皇。始皇自以為功業勝過五帝，疆土之遼闊超過三王，因此恥于與其并列。始皇自滿，不肯向別人請教，一錯到底，不曾改變。二世秉承其作風，因循不改，暴虐無道，加重了政治危機。子嬰孤立無親，憂懼軟弱，無人輔佐。秦朝三代君主迷誤終身而不覺悟，導致滅亡，不是很應該嗎?
盛世之主任用賢臣；衰世之主相信佞臣。
在《群書治要•吳志》上總結前人治國的經驗說：“古之圣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意思是說，古代的圣明帝王，之所以居住在深宮之內而知道萬里之外的事情，安閑地坐在衽席之上，卻能看清楚八方的最遠處，原因就在于任用了賢才。相反，大凡亡國之君，其朝中不見得沒有能使國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見得沒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然而卻終未免其亡國，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為其賢臣不能得以任用，其先王的禮法不能得以推行。《傅子》上還舉例說明了這一點：“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典語》上總結說：“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
盛世之主樂聞其過；衰世之主樂聞其譽。
《吳志》上說：“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意思是說，能夠使國家興盛的君主喜歡聽到自己的過錯，荒淫昏亂的君主喜歡聽到自己的美譽。聽到自己過錯的，過錯一天天消除而福分來到；聽到自己美譽的，美譽一天天損減而災禍降臨。在《孔子家語》上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藥酒（通行本作良藥）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無過者，未之有也。”《文子》上也說：“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
盛世之主樂于罪己；衰世之主樂于罪人。
孔子最贊嘆的圣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喜歡聞聽自己過失的人，并且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政要論》上引用《左傳》中的話講到：“大禹、商湯歸罪自己，其國家勃然興盛；夏桀、商紂怪罪別人，其國家忽然滅亡。”在《后漢書》上記載：“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從前成湯遭遇旱災的時候，便以六件事自責說：“治理政事不符合法度嗎？使用民力太急劇了嗎？宮室是不是太奢華？得勢嬪妃弄權干政形成風氣了嗎？賄賂盛行了嗎？進讒言的人太猖狂了嗎？”而夏桀和商紂王恰恰相反，因為他們荒淫無道，被湯武征伐，他們不僅不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后悔以前沒有殺了湯王和文王：“故桀囚于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于夏臺；紂拘于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于牖里。”（《淮南子》
盛世之主抑損情欲，勤于政事；衰世之主縱欲享樂，荒廢政事。
《晉書上》講到：“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興盛，沒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敗也沒有不是由于恣意講究奢侈浪費而導致的。《魏志下》上記載著臣子有這樣的進諫：所謂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節約，珍視民力；所謂惡劣的政治，就是隨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認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開國之初為什么會清明興盛，到末期為什么會衰弱以至于滅亡，同時再看一看近代漢朝局勢的變化，就足以觸動內心而產生戒懼了。
《政要論》上也說：故修身治國也，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意思是說，修身治國，沒有比節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經傳（《禮記》）上說：欲望不可放縱。遍觀家庭與國家，其取得成功，沒有不憑藉于儉約的；其導致失敗，沒有不是因為奢侈的。儉約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縱情感；放縱情感者危險，節制欲望者平安。堯舜所住之處，門前只有三級土臺階，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宮室低矮，飲食微薄。這幾個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而是因為十分節儉。
在《尚書》上記載：帝禹之孫、帝啟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務正事，貪圖安逸享樂，喪失了應有的品德，百姓都對其懷有二心。他縱情游樂沒有節制，在洛水之南打獵，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窮國國王后羿，趁著國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為的機會，在黃河岸邊阻擋太康回都。當時，太康的五個弟弟侍候他們的母親隨從打獵，在洛黃交匯的河灣等候他。其五個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訓誡而作歌。其一曰：“百姓是立國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才會安寧（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我觀天下之事，認為愚夫愚婦都能戰勝我。對于民怨，豈能只在乎已經顯露的，應在尚未顯現時就有謀劃。我面臨億萬民眾，危懼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繩索駕駛六馬之車，作為民眾的君主，怎能不謹慎呢？”其二曰：“《訓誡》中有這樣一段話：在內興起沉迷女色之風，在外興起放縱游獵之風，貪杯好酒，迷戀歌舞，住著又高又大且墻上雕繪圖畫的屋宇。有上述情況之一，則沒有不亡國的。”（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獲弗亡。）其三曰：“只因有了堯帝，才占有了冀州這塊地方，現在如果丟棄了堯的治國之道，搞亂了堯的法紀綱常，就會招致滅亡。”其四曰：“我們十分圣明的祖先，是眾多諸侯國的君主，有治國的典章法則，遺留給他的子孫，現在卻聽任荒廢前人的事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其五曰：“啊！我們將何以回歸？我想到這些便感到悲傷。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們，我們將依靠誰呢？我內心充滿哀傷，臉上蒙著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雖然后悔，難道能追回嗎？”
盛世之君尊崇道義，以天下為公；衰世之主違背道義，以天下為私。
《淮南子》上講到：“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茍出，行不茍為，擇善而后從事焉。由此觀之，則圣人之行方矣。”意思是說，周成王和周康王繼承文王和武王的基業，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興亡的事跡，看清國家成敗的演變，不合乎道義的話不說，不合乎義理的事不做，言論不隨便出口，舉動不隨便作為，先選擇出好的方法然后根據它去行事。由此看來，圣人的行為是方正的。
那么，自從周代成王、康王以來，幾乎將近一千年了，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卻不能復興的原因是什么呢?《漢書》上用一句話指出了原因：“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即是因為在位者舍棄了法令制度，放縱自己的私欲，奢侈風行而荒廢了仁義。
《商君書》上也有類似的觀點：“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在這里就指出，三王用仁義來親和天下，五霸用法度來匡正諸侯，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據為己有。現今亂世的君主、臣子，都得意洋洋地欲獨占一國一方的利益，探求哪個官位更重要，好便利自己謀私，這就是國家危亡的原因。
在《孔子家語》上記載，魯哀公問孔子說：“請問什么是大禮？為什么你一談到禮就那么尊崇呢？”孔子回答說：“百姓之所以能夠正常的生活，禮是最重要的保障。沒有禮就無法按照一個合適的標準來祭祀天地神靈，沒有禮，就無法區別君臣、上下、長幼的秩序；沒有禮，就無法區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的遠近親疏關系。所以，君王對此十分重視，帶頭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來的樣子來教化百姓，使他們順禮而行。居住簡易低矮的房屋，穿戴節儉的衣服飾物，乘坐的馬車不加雕飾，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細刻，飲食不講求美味，心里也沒有過分的奢望，使自己與萬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賢明的君主是這樣恭敬行禮的啊！”
哀公又問：“當今的君王，為什么不能這樣去做呢？”孔子回答說：“當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貪得無厭，荒淫無道，奢侈無度，懶惰怠慢，游手好閑，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錢財來滿足其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違背眾人的意愿，去征討政治清明的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任意使用暴虐嚴酷的刑罰誅殺人民，而不依據正常的法度。從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現在君王則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可見，當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禮教了。”
“讀史使人明智。”習近平同志在《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的講話中談到：“歷史的興替演進、起伏變幻，往往沉淀出許多規律，完全可以古為今用、古為今鑒。”從學習《群書治要》中的歷史經驗，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國家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員的道德出了問題，正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