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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卻出現了一些令人堪憂的問題，例如貪污腐敗盛行、言路不夠暢通、黑幫勢力肆虐、人權遭到踐踏等等。
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與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而與此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的問題似乎沒有這樣嚴重。因此，很多學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認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國，才可以解決中國社會出現的這些問題。這種觀點由于忽視了西方政治制度產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一、其人存，則其政舉：社會治亂的根本在人心。
西方以維護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傳統中產生的。換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維護了程序上的公平正義，但仁慈博愛、誠實守信、公平正義的道德情感是通過教會培養的。所以，事實上，西方人維護社會秩序是依靠“兩手抓”：一手抓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一手抓仁愛誠信的道德教育。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卻僅僅看到了其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種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質。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進的制度搬到中國來，但是卻并沒有解決實際問題。例如：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鄉村進行民主選舉村干部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大量的賄選拉票、營私舞弊等現象，讓民主選舉都變了味。顯然，這些問題的出現并不僅僅是制度問題，而更根本的是人的問題。正如《禮記•中庸》上記載孔子所言：“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如果領導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無論是在何種制度下，都不會對社會、對企業、對單位造成太大的危害。誠如當代西方著名的倫理學家麥金泰爾所認為，無論道德原則有多么具體和完美，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他說：“無論美德與法律之間在其他方面有著怎樣的緊密聯系，對于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公平的制度必須得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設計出來了，也必須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實施到位。
中國古人也有同樣的觀點。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中提出：禮法制度不能孤立地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禮法制度才會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禮法制度也會隨之消亡。法制，是治理國家的始端（憑依），而人（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賢人君子，法律即使簡略，也會使國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沒有賢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備，也會使國家混亂。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得到治國的賢才君子，得到了這樣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國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績偉大而名聲美好。
如果不能得到治國的人才，就會自身勞苦而國家混亂，功業敗壞而聲名狼藉。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道德教育培養具有道德素質的人（特別是領導者）才是社會治亂的根本。
在《群書治要•傅子》上也指出：“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說明賢明的領導者必須通過推行好的制度，才能達到社會安定。但并不是只有好的制度就能大治，還必須有賢能的人去推行善政。可見，要實現大治，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國當前社會改革的重點不是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而是要恢復圣賢教育，即培養具有正義美德的人。正如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勒納德•漢德（LearnedHamd）所說：“我總是不明白，人們為什么要求助于憲法、法律、法院、法官來實現公平和正義，我反復地告誡你們，這么做是錯的。因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義在人們的心中死去，憲法、法律、法院、法官誰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說，如果人的良心已經泯滅，領導者為了私利而無視公平正義的存在，制度的改革最終也只能淪為某些聰明人更加堂而皇之腐敗墮落的保護傘。忽視了圣賢教育的制度改革，無法挽救因為人的良心泯滅而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
忽視道德教育而僅僅關注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會導致了以下幾個結果：一是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反社會行為”是指沒有觸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鄰里糾紛、中學生以強凌弱現象，此外，離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齡越來越低更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還會出現《群書治要•漢書》上所說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意思是說：法律一出來，奸詐就生起；命令一頒布，欺詐的行為也隨之出現，就像揚湯止沸，以薪救火一樣，不僅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反而還使它愈演愈壞；二是監獄以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嚴格的法律和監督機制可以把犯罪的人關進監獄，但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如果缺乏倫理道德的教育，犯人們在監獄里學到的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釋放出來，仍然會為害社會，所以西方社會出現了《老子》上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情形。《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上也說：“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意思是說，如果不能制止人們作惡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鋸在外面執行死刑、懲罰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
而當代西方社會也出現了以上這兩個問題，原因就在于近現代以來，一些西方人把宗教斥為迷信，并且宣稱“上帝死了”，普遍地忽視了重視仁慈博愛的宗教教育所致。而這些問題僅靠維護公平正義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是無法解決的。正如麥金泰爾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所質疑的：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則是“誰之正義”呢？由此可見，社會和諧與否，從根本上取決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即古人所謂“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
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唯有圣賢教育可以導正人心。
《群書治要•孟子》上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只有仁人應處于領導地位。不仁的人處于領導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民眾。而德才兼備的領導者不是憑空出現的，必須靠教育才能培養出來。在《群書治要•淮南子》上就說，“不知禮義，不可以刑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這就說明，靠法律和制度建設可以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但是不能夠使人們成為孔子、曾子那樣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夠把竊賊給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為伯夷那樣有廉潔、有志氣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言為世則，行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為世間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中也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在《群書治要•史記》上記載：漢朝興起，去掉棱角而力求宛轉，免去繁文縟節而提倡質樸，法網寬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魚，可是吏治卻蒸蒸日上，誰也不敢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由此看來，治理國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導，而不在于刑罰的嚴酷。在《論語》上孔子也提出：“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就是說，在位者沒有教導人們仁義慈悌的道理，人們因為缺少倫理道德的教育、不知道做人的本分責任而走向違法亂紀的道路，就被處以死刑，這種政治屬于虐政。在《群書治要•漢書》上也說：用禮義治國者，積累的就是禮義；用刑罰治理國家者，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禮義積多了人民就和睦親愛。本來世代君主都想讓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辦法卻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德教和諧時人民的精神狀態就表現出歡樂；用法令來驅使的，法令嚴酷而民風就呈現出哀怨。
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賢文化，注重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養德才兼備的人作為官吏的候補，并進而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落實了“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保證了德才兼備的人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換言之，這種政治制度同時兼顧了公平正義的程序和仁愛誠信的道德情感培養兩個方面。所以中國歷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賢政治。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設和改革都是圍繞著如何把人培養成為一個好人而設計的，其結果是“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群書治要•六韜》）圣賢政治所達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群書治要•史記》）的理想效果。而廢棄圣賢政治不用的結果，在《群書治要•六韜》上也有所說明：“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亂世愈甚，故其國不免于危亡。”意思是說，國君把世俗（大眾）所稱道的人當做有賢能智慧的人，把世俗（大眾）所詆毀的人當做不肖之人，那就會使黨羽眾多者被提拔，不結黨者被排擠。
這樣奸邪勢力就會結黨營私而埋沒賢能的人，忠臣無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虛名取得爵位，所以社會更加混亂，國家也就難免陷于危亡的局勢了。可見，如果社會大眾的道德素質（如自私自利）和理性能力（短視沒有遠見）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設想。
可見，無論是圣賢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為基礎才能達到理想效果。忽視了人的道德素質提升而僅僅關注民主制度的推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由于人的良心泯滅而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
從歷史上看，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統一歷史的國家。如果采用一個形象的比喻，這種長期統一的歷史所形成的國家就如同是一個大的統一的超級市場，已經形成了統一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經驗，實行的以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為基礎的圣賢政治。而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缺少長期統一的歷史經驗，就如同一些小攤販一樣。為了把諸多的小攤販管理起來，所以采取了建立在兩黨制基礎上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我們現在放棄了圣賢政治而采取民主政治的形式，就等于放棄了超級市場的管理方式而學習小攤販的管理方式，是十分可笑而可悲的選擇。而這種選擇的根源在于自五四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以來，由于我們對傳統文化的過度批判，使我們一度喪失了文化自信心。所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非常及時而迫切的。
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當前恢復圣賢教育的具體措施。
實踐證明，“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人治國，道德教育實為首要。概觀今日災難繁多，矛盾沖突四起，人心惶惶無依，究其根本，是因為西方忽視了宗教教育，東方忽視了圣賢教育所致。因此，要加強道德建設、徹底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就必須把改革的重點放在恢復以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為內容的中華傳統圣賢文化，把恢復中華圣賢教育放在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來加以重視。具體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家可以培養選拔五十位真正通達中華倫理道德且德行兼優的教師，于中央電視臺、各省市電視臺、網絡廣播等各類傳媒，日日宣講中華倫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惡；同時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惡。
第二，要真正落實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人才選拔標準，領導者的選拔必須具備“孝廉”的條件，無論是黨員入黨、還是選拔領導者，首要條件即是“孝廉”。
第三，國民教育和黨校課程當以“五倫八德”的道德教育作為主修課或必修課，以《國學治要》、《群書治要》作為治學、治國的必讀課本。上行而下效，國家領導人要率先參加并且身體力行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為社會大眾做出榜樣示范。
第四，辦試驗點、辦特區是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在弘揚中華倫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選擇一個小鎮、社區、學校、企業或監獄作為落實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試驗區，將其試驗成果向全國乃至全球普遍宣揚。這種教育方式已經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廬江縣湯池鎮“廬江中華文化教育中心”，以圣賢傳統文化教育辦班教學，僅僅三個月的時間，民風顯著改善，成為“和諧社會，禮儀家邦”的成功試驗實例。湯池的成功經驗曾引起了國際矚目，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國大使紛紛想來參觀學習。此外，海南省監獄管理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學、北京匯通匯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亞洲）投資有限公司等等，都在加強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這些來自學校、企業乃至監獄的成功例證，為我們更加堅信唯有恢復圣賢教育才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實現社會和諧。
總之，要解決中國當前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出現的種種問題，就必須深化各個方面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重點絕不是盲目推行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民主政治，而恰恰是通過政治、行政、教育、文化等各個層面的改革，恢復中華傳統圣賢教育，著重解決當代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文化斷層、教育失誤的問題。因為唯有從覺悟人性、喚醒人心做起，才能拯救人民心靈，化解沖突災難，達到國泰民安、社會和諧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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