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詞，最初是由兩個字組成：“文”有文字、文章、禮樂制度、鼓樂、曲調等意思。化作“變化”解，人受教而變化為“化”，故本義作“教行”解（見《說文解字注》）。凡以道業誨人為教，人能接受此道業而變易其氣質以遠過遷善，即足以證明善教得行；人接受教誨則在各方面必起若干變革，此變革謂之“化”。所以文化二字合用，即以文字、文章、禮樂等文藝形式變化人之氣質，達到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圣的目的。故古人強調：文以載道，以文化人，讀書志在圣賢。無論是文章,還是禮樂、歌舞等文藝形式，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道德的體現，都是用以教化人的方式。而這些藝術化的教學可以起到“潤物細無聲”的作用，能夠潛移默化地變化人的氣質,使人不知不覺變得文質彬彬。由此可見，文化的靈魂是道德。所以，無論是文字、文章,還是禮樂，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社會道德教育的功能。
    從文字上看，古代的文字是智慧的符號，讓人看到這個字，就從中受到了教育。例如，正體字的“恥”寫作“恥”，從心、耳聲，可見“恥”是心有所慚的感受，表現在外就是每當人聞聽自己的過失而面紅耳赤。
    “怒”，上面是一個“奴”，下面是一個“心”，提醒我們發怒的時候是把心變成了奴隸，因為已經不能掌握自己的情緒了；而轉“怒”就可為“恕”，把怒字中“奴”字的棱角變得圓滑一些，就成為了“如”，恕就是要做到“如其心”，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換位思考，將心比心，就可以“轉怒為恕”，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上面是一個“老”字，下面是一個“子”字，意思是子承父、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體的，而不是兩個，因此中國文化中沒有“代溝”的觀念。而“愛”，正體字寫作“愛”，是感受的“受”中間加一個“心”字，意思是用心地感受對方的需要，才能體會到愛意濃濃。這也是提醒人，愛的真諦是付出而不是索取。因此，愛的感覺是溫暖的，愛的言語是正直的，愛的心地是無私的，愛的行動是成全的。
    古人所寫之文章，被分別收集在經、史、子、集之中。經者，常也，記載的是古圣先賢所體悟的恒常不變的道理。正如《易經•賁》上所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圣先賢觀察天象，知曉了四季變化的規律；觀察社會的人文現象，總結了社會人倫關系的道理，后人研習這些文章典籍，就可以起到“明德”的作用，并進而通過親民而推行教化，而實現天下太平，達到“止于至善”。所以古人強調：讀書貴在變化氣質、腹有詩書氣自華。朱伯廬在《勸言》中也說：“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圣賢之書，不為后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書，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讀書。”
    史，蘊涵著天下興亡、民族興衰、政治清濁、社會治亂、人生榮辱的歷史鑒戒與經驗教訓。《易經》上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學習前賢先哲的言論和行事，以培養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是歷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規律，無論是為君、為臣、為政、治學，概莫能外。因此，古人說：讀史使人明智。關于讀史對品德培養的作用，習近平同志在《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的講話中進行了精辟的闡述：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堅持不懈的創業史和發展史，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和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其中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的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要善于借鑒歷史上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各種有益經驗，學習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從中獲得精神鼓舞，升華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優良品格，培養浩然正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
    子和集是記載諸子百家和后代文人的言論和思想的，但其中最重要內容也是尊道重德。例如《群書治要•曾子》上說：君子博學而淺（《大戴禮記》作“孱”）孚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后人，見利思辱，見難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孚此戰戰也。《群書治要•文子》上說：“故亂國之主，務于廣地，而不務于仁義；務于高位，而不務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即使是被列為法家代表的管子也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唐朝的詩人李商隱在《詠史》一詩中也這樣寫道：“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在這些著作之中，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特點都非常明顯。
    文，除了有文字、文章的含義外，還有禮樂制度的意思。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就是以禮樂化人的意思。禮對人的教化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禮記》上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這里，特別強調了禮的目的是“治人之情”，在于變化人的氣質，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為仁”。《大戴禮記》上也記載，“孔子曰：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斗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眾矣。”但是，凡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經發生的，不能看到將要發生的。禮儀，在惡的行為將要發生之前就能防微杜漸；而法令，則是禁止于惡行發生之后。因此法令的作用容易看到，而禮儀所產生的效果就很難知道。所以禮，貴在杜絕罪惡于萌發之前，而從小事上培養恭敬之心，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日日依從善道，遠離罪惡。因此，《禮記》上說：“是故先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導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對于音樂教化人心的作用，已經被現代人普遍忽視了，更多的人僅僅把音樂作為娛樂的方式。但事實上，“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孔子到一個地方，還沒有詢問這個國家的政事辦得如何，首先聽一聽流行什么音樂，就能推斷出這個地方的民風如何了。所以在古人那里，特別強調了音樂對人心和社會風氣潛移默化的影響。《禮記》上說：“是故先王之制禮樂，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意思是說：古代圣王制定禮樂的目的，不在于滿足口腹、耳目的欲望，而在于教育人們懂得愛好什么、憎惡什么，從而回到做人的正道上來。
    《禮記》不僅強調了音樂對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還對音樂與政治如何相通進行了深入闡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聲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意思是說：聲音是從人的內心產生出來的。情動于內心就表現為聲音。聲音節奏和諧，這就是音樂。太平盛世的音樂，安詳而愉快，是因為政治和諧；亂世的音樂，哀怨而憤怒，是因為政治不和諧；亡國的音樂，凄憐而悲傷，是因為人民流離困苦。音樂聲韻的道理是和政治相通的。五音中的宮象征君，商象征臣，角象征民，征象征事，羽象征物。如果五音協調而不雜亂，就不會出現敗壞不和的聲音。宮音雜亂，音樂就會離散而無中心，反映國君驕傲自滿而賢者離去。商音雜亂，音樂就會傾斜不正，反映臣子官品敗壞。角音雜亂，音樂就會充滿憂愁，反映政令苛刻百姓怨恨。征音雜亂，音樂就會哀傷，反映徭役不休而民事勞苦。羽音雜亂，音樂就會危急緊迫，反映民眾貧困而財用匱乏。如果宮、商、角、征、羽五音都雜亂，互相發生抵觸，就叫做“慢音”，音樂便顯得傲慢自大而無條理。音樂一旦演變至此，國家的滅亡就不遠了。
    對于亂世之樂對人心、國家帶來的嚴重危害，在《呂氏春秋》中也有精辟的論述：“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噪。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郁，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意思是：亂世的音樂，演奏木制、革制樂器的聲音就像打雷，演奏銅制、石制樂器的聲音就像雷霆震怒，演奏絲竹器之類歌舞音樂就像大嚷大叫。這樣的噪響用來驚駭人們的精神，震動人們的耳目，動搖放蕩人們的性情，倒是可以辦到的；用來作為音樂演奏，那絕對不可能給人帶來歡樂。所以音樂愈是奢華放縱，民眾就愈是受到抑郁，國家愈是混亂，君主的地位亦愈是卑下，這樣也就失去音樂的本來意義了。
    正是因為中國的古圣先賢對包括文章和禮樂制度在內的“文”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所以，在中國古人那里，完美的文章、文學、文藝作品一定是真、善、美的統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的目的，也是為了保證詩、書、禮、樂符合“思無邪”的標準，避免引起人們邪曲不正的思想和行為。由此可知，古人所謂的“俗文化”，并非內容的低級趣味，而是以人們喜聞樂見的民間文藝形式傳達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為內容的“核心價值觀”，是社會教育必不可少的形式。也就是說，只有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多種形式，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內容，才能使這些道德觀和價值觀深入人心。例如，如果我們一方面提出了“以驕奢淫逸為恥”的榮辱觀，另一方面，我們的電影、電視、詩詞、小說、戲劇、音樂等卻引導人們去追求奢侈浪費、淫逸放縱的生活，就不可能使這一榮辱觀深入人心。我們的文學、文藝作品，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起到“以文化人”的目的，通過全面提升人的素質而發揮“文化軟實力”的作用，文化強國的最終目的才能真正達到。 

    （作者單位：內蒙古赤峰學院，中共中央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