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在2011年中共中央黨校秋季開學典禮上所做的《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講話中指出：“領導干部學習歷史，要學習中國歷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創造的燦爛歷史文化，繼承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從中汲取思想精華，結合新的實踐不斷發揚光大。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堅持不懈的創業史和發展史，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和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其中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的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為了深入落實這一講話精神，很多黨校都提出了領導干部要讀點經典的號召。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內容豐富，典籍浩若煙海，應當從哪里入手呢？筆者認為，領導干部從讀《群書治要》開始，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十六歲隨父從軍，起義平定動亂的社會，戎馬倥傯十余年。二十七歲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別留意于治亂之道，休生養民。太宗英武善辯，遺憾早年從軍，讀書不多。鑒于前隋滅亡之失，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在位期間，鼓勵群臣進諫，批評其決策過失。于是令魏征、虞世南、蕭德言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編輯成書。它的內容是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節選而成，上始五帝、下迄晉代，擷取了六經（如詩、書、禮、易、春秋等）、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晉書》）諸子百家（如《孟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墨子》、《孫卿子》等）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要內容，共五十卷，五十余萬字。
書成之后，魏征在序文中稱之是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寶典。唐太宗讀《群書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書治要>手詔》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他認為此書廣博而切要，特令繕寫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他自己更是日日閱讀，在總結閱讀此書的感受時說：“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見《貞觀政要》）。可見，該書不僅是魏征向唐太宗進諫的重要理論依據，也是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參考。其中所記載的治國之道，特別是關于國家盛衰的經驗和規律，具有普遍的價值，因此也是現代為官者必讀的經典，從政者的“做官手冊”。
這一部相對《資治通鑒》而言，更加廣博切要的治世寶典之所以鮮為人知，是因為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明，《群書治要》一書至宋朝初年就已經失傳，《宋史》亦不見記載。幸運的是，《群書治要》一書被遣唐使帶到了日本，從此它不僅成為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從政的準則，更成了日本人學習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公元13世紀，《群書治要》在日本被發現。日本金澤文庫藏有鐮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Ο年）日本人手寫《群書治要》的全帙，因此得以傳世。并于清乾隆六十年，由日本人送回中國本土。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臺灣分別以此版為底本影印出版。此書雖得以重返中國，但是由于之后的戰亂頻繁，很少有人深入研學。幸有通達并以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的老教授在講座中屢次談及此書，并在仁人志士的幫助下找到此書，這才使得這一部治世寶典重現世間。《群書治要》中既有明君治國的經驗，也有昏庸敗政的教訓；既有忠良輔國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實錄，堪稱資政巨著，是深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研究中國傳統治國理念、汲取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經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讀典籍。
孫中山先生曾在《三民主義》講演中（《民族主義》第四講）說：“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于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博士也說：“能夠真正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的，唯有中國的傳統文化。”今日世界亂象紛呈，沖突不斷，歸根結底是因為西方忽視了宗教教育，東方忽視了圣賢教育，因而人心墮落所致。而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中國特色的文化，也必須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避免“異體移植”的弊端。特別是古圣先賢留傳至今的治國智慧、理念、方法、經驗與成效，均是經過歷史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正如而作為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可以說，《群書治要》對于繼承中國傳統治國理政思想，借鑒歷史上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各種有益經驗，乃至對于理解中國式管理精髓、建設中國特色民主政治、構建和諧社會、乃至和諧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2001年2月25日，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為《〈群書治要〉考譯》題了“古鏡今鑒”四個字，勉勵領導干部和后人重視學習此書。2009年，溫家寶總理在出訪西班牙時，特別引用了《群書治要•昌言》中的一句古詩來激勵西班牙的海外學子：“‘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只要我們一心一意，堅定意志，就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從中可見溫家寶總理對這一治世經典的熟悉。
領導干部從深入研讀《群書治要》開始讀點歷史，了解古圣先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精髓，可以使得各級領導干部借鑒歷史上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各種有益經驗，學習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從中獲得精神鼓舞，升華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優良品格，培養浩然正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認真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經受住‘四個考驗’，防止‘四個危險’，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斷做出自己的貢獻。
作者簡介：
劉余莉，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在英國牛津Blackwell(的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A&HCI期刊，即國際通用的藝術與人文類目錄索引期刊）和The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應用哲學》）等國際著名學術期刊和文集中發表英文論文7篇。在國內的《哲學譯叢》、《齊魯學刊》、《世界哲學》、《哲學動態》、《道德與文明》、《倫理學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國青年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經濟日報》、《學習時報》、《北京日報》理論版頭條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論文百余篇，其中多篇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倫理學》、《精神文明導刊》、《青少年導刊》、《思想政治研究》等全文轉載。
劉教授對中國傳統文化及當代價值，尤其是先秦儒家倫理與當代西方美德倫理方面有著深入的研究（代表著作為《儒家倫理學：規則與美德的統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對于心理學、倫理學方面更是有著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代表著作為《心態即命運：正說傳統人生智慧》，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出版）。曾應邀到英國的赫爾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加拿大的西門大學、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美國的耶魯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等作學術報告或進行學術訪問，圍繞著“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當代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演講和研討。
劉教授長期為中央黨校學員，以及黨、政、軍、企業干部和學生授課，她的課程質樸平實，風格儒雅平和，內容溫暖感人，深受學員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