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鄭玄對《尚書·金滕》的注解在有關史實上與《史記·魯周公世家》及漢代其它相關文獻的記載有重大差異，導致經過鄭玄解讀和闡釋的周公形象與其它文獻中記錄的周公形象大相徑庭。鄭玄《金滕》注刻意突出了周公謙恭禮讓的品格，淡化了周公當仁不讓、攝政平亂的剛毅果敢。本文認為鄭玄的這種解讀與東漢末年的政治局勢有關，寄寓了鄭玄對當時政治問題所發表的微言大義。
關鍵詞 鄭玄 尚書 金滕 漢代經學 經典闡釋
作者：徐克謙，男，1956年生，江蘇江都人，哲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哲學和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南京 210097
《尚書·金縢》篇是《尚書》中有關周公以及周初史實的重要文獻之一。《書序》說：“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①] 但從文章的敘述角度和口氣以及內容本身來看，《金縢》這篇文章不可能是周公自己寫的。現存其他先秦文獻中也沒有引述過《金縢》[②]。到了漢代文獻中，《金縢》才被多處引述，所涉及的史實在漢人的注釋中也有了較多的討論。由于現存史料的局限，今人很難對《金滕》所涉及的周初歷史事件的絕對真實進行還原，因而也很難從絕對歷史真實性的標準來對漢代文獻和漢人注釋中涉及《金滕》史實的分歧進行評判。但是從闡釋學的角度來看，后人對歷史文本的解讀和闡釋，與闡釋者本人所處的時代和語境有密切的關系，因此歷史文本解讀和闡釋上的差異，也為研究闡釋者所處的時代提供了視角。在漢人涉及《金滕》篇的闡釋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對《金滕》篇的闡釋與漢代其他有關文獻材料對《金縢》所涉及事件的解讀之間有重大差異。本文試圖結合鄭玄所處時代政治背景，將鄭玄《金滕》注作為經學闡釋學的一個例子進行分析。
一、鄭玄注《金滕》橫造臆說？
鄭玄的《古文尚書注》并沒有完整保留下來，只是散見于后人的注疏中。《金滕》篇的鄭玄注，主要散見于孔穎達《尚書正義》中的《金滕》篇和《毛詩正義》中《鴟鸮》《東山》等篇的“正義”中。值得注意的是，鄭玄注對《金滕》所涉及的史實及其意義的解讀，跟漢代其他文獻比較，有很大差異。這些差異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問題上：
（一） 關于周公的“弗辟”與“居東”。
《金滕》篇記載：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尚書·金滕》）
關于這一史實，《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道：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史記·魯周公世家》）
據《史記》則周公所謂“弗辟（避）”就是“弗辟而攝行政”，即不避嫌疑，代成王行天子之政。所謂“居東”，就是“東伐”，“寧淮夷東土”。司馬遷還記載周公當時曾說：“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史記·魯周公世家》）可見當時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政局不穩的情況下，周公不避管、蔡流言，毅然代替成王攝行天子之政，完全是理直氣壯，當仁不讓的。《荀子》、《淮南子》、《韓詩外傳》、《漢書》、《論衡》等書中的材料，都支持《魯周公世家》的說法：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荀子•儒效》）
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淮南子•氾論訓》，《韓詩外傳》卷七說略同。）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韓詩外傳》卷三）
（周公）假天子之尊位七年。（《韓詩外傳》卷八）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漢書•翟方進傳》）
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專行不報”；“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漢書·王莽傳》）
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 （《論衡•書虛》）
根據這些材料，周公當時明顯就是把成王放在一旁，自己做了天子，并且很坦然。這在當時緊急的政治局勢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孔安國《傳》和伏生《大傳》基本上也支持這一說法。如《孔傳》曰：“辟，法也。告昭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③]《孔傳》把“辟”解釋為“法”，意為對三叔繩之以法，訓詁雖與《史記》有差異，但在強調周公當仁不讓、果斷平叛這一點上卻是完全一致的。伏生《尚書大傳》也說：“武王死、成王幼……周公身居位，聽天下……以成王命殺祿父。” [④]
但是在鄭玄的有關經注中，我們卻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說法。孔穎達《尚書正義》引述鄭玄的注，把“辟”和“居東”解釋為“避居東都” [⑤]，意謂周公在得知管蔡流言后，就謙恭避讓，退居東都以回避。《毛詩·豳風·七月》的《正義》也引述鄭玄的注，說當時周公的想法是“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謙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⑥]可見鄭玄注所闡釋的周公完全是另一副形象，他面對“欲位之謗”，想到的是謙恭之德，于是主動退避到“東國”去“待罪”，以等待天子明察覺悟，而不是去“東伐”、“東征”[⑦]。
（二） 關于“罪人斯得”
《金滕》說：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后，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鸮》。（《尚書·金滕》）
這里所謂“罪人”到底是指誰？鄭玄的解釋也與其他材料不一致。一般認為這個“罪人”就是指的管、蔡等散布流言和叛逆的人，“罪人斯得”就是誅管、蔡之罪。孔《疏》曰：“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于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⑧] 而鄭玄竟然認為這里的“罪人”是指周公的“屬黨”。《金滕》篇《正義》引鄭玄曰：“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鸮》之詩，救其屬臣。”[⑨]《毛詩·豳風·鴟鸮》篇《正義》引鄭玄《金滕》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蓋為成王所得。”[⑩]“《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11] 而《鴟鸮》篇《正義》多處引述鄭玄解釋《鴟鸮》的觀點也與其《金滕》注完全一致：
鄭以為，武王崩后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于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于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鸮》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
鄭以為，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為之詩……實請屬臣之身。
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取正言，故作《鴟鸮》之詩以貽王。[12]
總之，鄭玄的意思是說：“罪人”指的是周公手下參與策劃其攝政的人，周公避居東都時，他們也“奔亡”了，而兩年后又都被成王抓獲了，周公作《鴟鸮》就是要為其屬黨求情。鄭玄的這些說法在現存其他史料中得不到任何支持，難怪王肅批評他完全是“橫造此言”[13]，也就是憑空捏造。孔穎達雖然反復引述鄭玄注，但也并不相信鄭的說法，其《鴟鸮》篇《疏》曰：“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為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14]
（三） 關于“天大雷電以風”的時間以及“新逆”
《金滕》在記敘周公作《鴟鸮》后，接下來就是老天“大雷電以風”，“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然后成王與大夫開啟金滕，看到周公留下的冊書，受到感動，最后成王“新逆”周公。關于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到底是在周公生前還是在周公死后，《金滕》原文比較模糊。但根據漢代多數相關文獻，這件事是發生于周公死后，而所謂“新逆”，是指成王親自迎回周公靈柩，或重新安葬周公：
周公卒后，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成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史記·魯周公世家》）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漢書·梅福傳》）
顏師古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乃不葬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15]《論衡》、《后漢書》、《后漢紀》中有關材料也支持這一說法：
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于［葬］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于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圣功。（《論衡·自然》）
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后漢書·周舉傳》）
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后漢紀·孝靈皇帝紀》）
這些材料都清楚表明這次大雷雨災異是發生于周公死后，而所謂“新逆”是指成王迎回周公靈柩按天子之禮改葬。
但是鄭玄的注解卻又與此又大相徑庭。《詩·東山》鄭《箋》曰：
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后歸耳。[16]
鄭玄把這件事的時間提到周公生前，而且提到周公東征之前。而所謂“新逆”，鄭玄《金滕》注解釋為成王“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東。”[17] 更不存在什么成王以天子禮改葬周公的事。
鄭玄的注為何與其他文獻記載差異如此之大？論者往往從《尚書》今、古文之爭的角度解釋這種差異，但鄭玄作為兼通今古文、網羅眾家之說的大家，在不同說法之間刪裁棄取，其實還是一種立足于當下語境的闡釋[18]。筆者在此提出另一思路，即鄭玄對《金滕》篇所涉及的有關事件的解讀，跟他所處的東漢末年社會政治環境有關。孟子曾說讀書要“知人論世”，其實不僅讀經典本身需要“知人論世”，讀經典的注釋也需要“知人論世”。古代儒家經典的注釋者也是立足其當下語境對元典進行闡釋的，因此這種闡釋其實跟注釋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有很大關系。
二、身處東漢末年政治亂局中的鄭玄
據《孝經序疏》引鄭玄《自敘》，鄭玄自己說，他注《古文尚書》和《毛詩》都是在解除黨錮之后[19]。其時正當東漢靈帝末年，正是東漢王朝進入最后的大亂局并最終走向滅亡的時期。此前鄭玄因為受黨錮事件牽連，得以不與政事，杜門不出，潛心經學十余年，終于成為最有成就的經學大師。黨錮解除后，他名聲大振，被時人稱為“經神”，為“儒生所仰，群士楷式”（《后漢書·鄭太傳》）。同時他也成為各路人馬和軍事強人想要拉攏和爭取的人物，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身處當時政治軍事斗爭的漩渦中心。
首先是大將軍何進要征辟鄭玄，而州郡迫于何進的威勢，也逼迫鄭玄出來做官。鄭玄不得已只好去。雖然受到何進的禮遇，但鄭玄不肯受朝服，而以幅巾見，并且只住了一個晚上就逃走了。然后是將軍袁隗上表推薦他為侍中，他以父喪在身推辭了[20]。董卓廢少帝劉辨立獻帝劉協后，以公車征召鄭玄及申屠蟠、荀爽、韓融、陳紀等，鄭玄沒有響應[21]。董卓遷都長安后，朝廷公卿舉薦鄭玄為趙相，但鄭玄以道路因戰亂被阻隔為由未赴任。而當時其他一些地方政要，也對鄭玄給予極高的禮遇，如北海相孔融在鄭玄的故鄉高密縣特立一“鄭公鄉”，并且建造過一座“通德門”以表彰他的德行。徐州牧陶謙也在鄭玄逃避黃巾之亂來到徐州時，給鄭以熱情接待，待之以師友之禮[22]。而在陶謙死后，劉備以平原相領徐州牧，也與鄭玄過從甚密[23]。甚至連當時造反起義的黃巾軍，對鄭玄也是禮遇有加。據鄭玄本傳記載，當鄭玄在建安元年從徐州返回高密的途中，遇到的一隊黃巾軍數萬人，他們竟然“見玄皆拜”，并且“相約不敢入縣境。”（《后漢書·鄭玄傳》）高密縣只因為有了鄭玄，在東漢末年戰亂中竟得以免遭造反派的劫掠。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遷都于許，鄭玄雖未在曹操手下任職，但據有關史料記載，當時曹操控制下的朝廷一些禮儀制度方面的問題，如關于帝后之父伏完朝拜禮儀問題，要不要恢復肉刑以代死刑的問題等，都曾征求鄭玄的意見[24]。而當曹操與袁紹爭權奪利到了白熱化的階段的時候，雙方都不忘拉攏鄭玄。袁紹在冀州帶兵，大會賓客，特意派人把鄭玄請去做座上賓，并且推舉鄭玄為“茂才”，上表舉薦他為“左中郎將”（《后漢書·鄭玄傳》）。而在曹操控制下的漢獻帝，也以公車征召鄭玄為大司農[25]。甚至在曹、袁對決的官渡之戰開戰前夕，袁紹還叫自己的兒子強行將鄭玄請到軍中。鄭玄以老病之軀被逼來到袁紹軍所在的元城，不久便死去了[26]。即便這樣，曹操還因為鄭玄去了袁紹處而不是依附自己而耿耿于懷，在他創作的樂府小調里不無幾分醋意地譏諷說：“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27]，意謂鄭玄是被袁紹請去吃酒吃死了的。
鄭玄自年輕時代起就志在學術，不樂為吏，其父數怒之而不能禁。他在《戒子益恩書》中表明，他的志向只在于“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后漢書·鄭玄傳》）盡管如此，這位“漢末之通儒，后學所取正”的經學大師，在漢末天下大亂的局勢中，卻仍然成了各路豪強競相推崇和拉攏的炙手可熱的紅人。論者常以東漢后期為儒家經學地位和影響走向衰落的時期，但實際上經學所代表的儒家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合法性的依據和源頭的地位，在這個時期依然是十分強大的。著名的“憙平石經”就是在漢靈帝時期刻成的。甚至董卓在打算廢掉劉辨立劉協為帝時，也是打算仿效《尚書》伊尹放太甲的故事[28]，說明即使這些豪強，也要借用儒家經典來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尋找合法性的依據。鄭玄作為東漢經學大師在東漢末年之所以會變得那么吃香，原因就在于他所代表的“經學”傳統，仍然是當時各種政治活動尋求合法性支持的權威性資源。盡管鄭玄本人“屢征不就”，并不想依附任何政治豪強，但他卻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他對經典的注解和闡釋，也不可能不對當時的政治問題做出某種呼應。鄭玄的《古文尚書注》和《毛詩注》正是完成于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我們把鄭玄對《金滕》篇相關事件的注釋放在這一歷史語境下來分析，就不難看出鄭玄經學闡釋中所包含的微言大義。
三、鄭玄經學闡釋的微言大義
中國古代經學的本質，絕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而是通經致用，為現實社會政治確立一個“道”。即使在鄭玄這樣不肯做官，屢征不就，近乎隱士的經學家身上，這一點也沒有改變。鄭玄雖然不做官，但對政治問題卻是極其關心，并且也以他作為儒家學者經學大師的身份對當時的政治發生不可忽略的影響。董卓死后，鄭玄曾與陶謙等聯名上奏記給車騎將軍河南尹朱儁，敦促他出來領頭討伐作亂的董卓部將李傕、郭汜[29]。據《華陽國志》記載，諸葛亮曾經回憶道，“先帝”劉備曾經說：“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備矣。”（《華陽國志·劉后主志》據此可知，鄭玄在徐州時與劉備關系密切，相當于劉備的師友，劉備經常向他請教“治亂之道”。鄭玄還向劉備推薦了孫乾，并被劉備辟為從事[30]。又如前所述，曹操遷都于許后，曾派人就有關禮儀和法律問題向鄭玄咨詢。這都說明經學家鄭玄并非完全置身政治事務之外，相反，他其實是當時政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個要素。
陳灃《東塾讀書記》指出：“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于經文之外耳。”又說：“灃謂鄭君啟告昭烈治亂之道，其語昔乎不傳，然諸經鄭注言治亂之道亦備矣，啟告昭烈之語，必有在其內者矣。”[31] 可見，鄭玄對當時政治問題的看法，他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在他的諸經注釋中必然有所反映，而且他也應該知道他對經典的闡釋對于當時乃至后代的政治可能發生的影響。盡管受經典箋注的形式所限，他不可能直接表達對當時政治事件的評論，但借助于對經典的注解闡發針對現實的言外之意卻是完全可能的。
從本文第一節的比較中我們看到，鄭玄《金滕》注所展示的周公形象跟其他相關文獻記載頗有差異。據《史記》等文獻，周公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政局不穩的關鍵時刻，不顧管、蔡等人散布的流言，當仁不讓，當機立斷，登天子之位，行天子之政，果斷平叛，可以說是個敢作敢為強人。在他生前，成王似乎對他心有嫌隙，但卻也無如之何。直到他死后，老天發威彰顯其德，成王讀到金滕之書，受了感動，才消除嫌隙，給予周公與其實際地位相稱的禮遇。但是在鄭玄的注解中，周公的形象卻不是這樣。周公在管、蔡流言出現后，表現出來的是一幅謙恭退讓的態度，回避矛盾，退居東都，而此時成王還抓獲了周公的“屬黨”，儼然有如破獲了一起未遂政變。只是在老天發威，成王看到金滕之書后，才理解周公的一片忠心和苦心，親自把他迎接回來，并授權他去平叛。在鄭玄的解讀中，周公是在與成王完全消除了嫌隙，并且在明確得到成王的授意的前提下才去東征的。
鄭玄注對《金滕》篇的闡釋之所以與眾不同，恐怕并非只是源于今、古文學派的學術之爭，也并非鄭玄掌握了他人所未見的史料。當時十分推崇鄭玄的孔融曾說：“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32] 如果孔融所言不虛，則鄭玄《金滕》注中的異說，也可能正是“臆說”，并非另有所據。而他之所以造此“臆說”，并非意在恢復歷史真實，而是要對當時的政治現實表達微言大義。而這恰恰是所謂“經學”的一個重要文化功能。
東漢末年亂局中一個重要政治問題就是幼弱的兒童皇帝與有能力或有勢力的政治、軍事強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一方面幼弱的皇帝往往是在某個強人的庇護下繼位的，因而這個強人很自然地就代替天子執政；另一方面這種強人專政的情況又擾亂了正常的朝綱，引發皇帝及其身邊的宦官集團與強人所代表的外戚、大族或官僚集團之間的惡斗。東漢王朝就是在這種惡斗中不斷消耗自己的能量，一步步走向衰亡。東漢自章帝而下，皇帝登基時都是十幾歲或幾歲的兒童，甚至是嬰兒。于是朝廷大權一開始往往都是掌握在某個強人手中，這個強人就有點類似當年攝政的周公。而這個強人也往往面臨著種種內外敵對勢力，國家政局極不穩定。這種情景與當年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的局面頗有相似之處。前漢時霍光、王莽就曾自比“周公”或被人奉承為“周公”。而東漢自桓、靈以下，想仿效周公的人更是層出不窮，梁冀、竇武、何進、董卓、袁紹、曹操等等，都可以說是一些潛在的“周公”，當然是那種敢作敢為、當仁不讓的“周公”。他們挾天子以令諸侯，把兒童皇帝或是撇在一邊，或是玩于鼓掌，或是擅行廢立，重拳打擊敵對勢力。而為了讓自己的所作所為得到合法性，他們也仿效周公的禮賢下士，籠絡士人，或試圖從《尚書》等儒家經典中尋找依據。而“周公故事”也成為一個跟當時政治密切相關的話題。有人吹捧強人有“周公之功”[33]，有人借周公對成王的訓誡提醒皇帝提防身邊的宦官[34]。而強人也往往有意識地以周公自居，如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曰：“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滕》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35] 其《短歌行》亦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詩句表達自己的心志[36]。
面對這種君臣易位，綱常紊亂的亂局，作為經學大師的鄭玄，很自然地從儒家傳統的綱常倫理價值觀出發，通過對經典的注釋來掌握對周公進行解讀的話語權。從鄭玄《金滕》注對周公的解讀，我們看到他是在有意識地向時人傳達出如下幾點微言大義：
第一：強調君為臣綱的原則不可移易。盡管當年成王年幼，周公攝政，但是成王是君，周公是臣這一點不能有任何含糊。所以他刻意消除所謂周公“屏成王”、“履天子籍”的說法，還把“罪人斯得”解釋為成王破獲周公的“黨屬”。至于所謂周公死后，成王以天子禮改葬周公的事情，在鄭玄的闡釋中更是不可以存在。這些似乎都是在向當時那些想做“周公”的強人發出警示：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再幼弱，臣再強大，君臣大義還是決不可搞亂。
第二：強調為臣者包括攝政大臣應該具有謙恭禮讓的品德。鄭玄的注，著意突出周公忠厚、謙恭、禮讓的一面，淡化其當機立斷、敢作敢為的強人形象。東漢末年小皇帝登基時大多幼小闇弱，沒有執政能力，由有力者代行政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擔任這個角色的人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品格？鄭玄《金滕》注也從傳統儒家價值觀出發表達了他的意見。在他注解下的周公，不是一個咄咄逼人的軍事強人，而是一個謙恭、知退讓、以德感人的人。這是儒家理想中的周公，鄭玄希望輔佐天子的是這樣的人。他不希望再出現像王莽那樣由“攝政”最終走向取而代之的“周公”。
第三：征討、平亂須由天子受命以獲得合法性。在鄭玄的闡釋中，周公是在完全消除了與成王之間的嫌隙，并且在成王的明確授權下才去“東征”伐管、蔡的。盡管按照《史記》的說法當時成王尚“在強葆之中”，這幾乎不太可能[37]；但鄭玄的這一解讀卻是體現了儒家“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的精神，傳達的信息就是征伐、平亂的合法性只能來自天子授命，否則就是以亂伐亂，天下無道。這似乎也是這位經學家對當時逐鹿中原的各路強人和軍閥頭子們發出的警示。
鄭玄對當時那些想要征辟他的強人的態度基本上是敬而遠之，而他在《金滕》注中所透露出來的立場跟他在現實中的態度也是相吻合的。鄭玄所堅持和宣示的這些儒家價值立場和原則，在東漢末年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究竟有沒有實際意義和價值？這個問題自可另當別論。然而鄭玄在其經學闡釋學中所表現出來的良苦用心，倒是和當年“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一脈相承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略窺不同于近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學、考古學、訓詁學的儒家傳統“經學”的本質及其社會政治文化功能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