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東漢《春秋》三傳傳授方式各異，《公羊傳》的顏、嚴二家通過博士官學、家族私授和獨立研修等方式；《左傳》通過家族私授、獨立研習；《穀梁傳》則無專家之學，傳業(yè)講習者少。為爭取統(tǒng)治者的重用，《春秋》三傳間爆發(fā)了光武帝云臺《左傳》立博士之爭、漢章帝白虎觀會議經今古文學之爭、漢靈帝何休與鄭玄《春秋》三傳長短之爭。因此，東漢《春秋》學體現出《春秋》三傳的興衰與官方的重視相聯系、《春秋》學受時代學術影響而讖緯化明顯、《春秋》學章句逐漸趨于簡省、《春秋》學對后世影響大等四個特點。

關鍵詞：東漢；《春秋》學；三傳；傳授；特點 

作者簡介：文廷海（1970－）男，四川安岳人。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后）。南充  637002 

《春秋》學在西漢受到重視，《公羊傳》、《穀梁傳》以博士官學，《左傳》以在野私學，均得到講習傳授，形成不同的家派師法。西漢末的農民戰(zhàn)爭使統(tǒng)治土崩瓦解，經學體系受到破壞。東漢初，光武、明、章諸帝對經學極為重視，使中斷的經學學統(tǒng)又重新恢復起來。東漢時期的《春秋》學傳授情況如何，有何特點？學術界對東漢今古文經學、何休《公羊》學、《穀梁》學傳授等問題有所研討，但不夠全面深入。筆者將從多維角度對東漢的《春秋》學進行探析。

一、東漢《春秋》學的傳授

（一）《公羊》學的傳授

東漢光武帝恢復設立十四博士，《春秋》學只有《公羊傳》的嚴、顏二博士得到朝廷的重視，取得官學地位。

1．《嚴氏公羊傳》傳授

（1）博士傳授

丁恭習《公羊嚴氏春秋》，“學義精明”。光武帝初，為博士，“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大儒。”[1]歷官諫議大夫、少府，封關內侯。著名弟子有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鯈、左中郎將鐘興、程曾。樓望在光武、明、章帝時期，歷官侍中、大司農、太常至左中郎將，曾入講省內，“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余人。年八十，（漢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卒于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2]

樊鯈在《公羊嚴氏春秋》傳授中突出的有三點：一是審理漢明帝之弟廣陵王劉荊獄。樊鯈奏請劉荊有罪當誅，漢明帝加以阻止。樊鯈引《公羊傳》“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大義為說，樊鯈以此知名當世。二是刪定《公羊嚴氏春秋》，建立自己的師法。三是“教授門徒前后三千余人”，知名者有會稽太守張霸，以及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為三公”[3]。張霸從樊鯈“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4]，建立了學術傳習群體。張霸也改造《嚴氏公羊春秋》，形成自己的特點。

（2）家族傳授

張霸傳其子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5]，形成了較大學術影響。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傳業(yè)子甄普，甄普傳子甄承，“子孫傳學不絕。”[6] 孔宙，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7]。馮緄，少耽學問，習父業(yè)，“治《春秋》嚴、《韓詩》倉氏”[8]。

（3）不明學緣的獨立研習者

周澤，“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9]李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歷州郡吏。”[10]祝睦，“修《韓詩》、《嚴氏春秋》”[11]，樊敏，總角好學，“治《春秋》嚴氏。”[12]嚴訢，“治《嚴氏春秋》馮氏章句。”[13]

2．《顏氏公羊傳》傳授

郅惲，“理《顏氏春秋》。”[14]張玄，“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嚴氏、冥氏）。……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錄千余人。”[15]《顏氏春秋》博士缺，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后諸生告發(fā)張玄兼說諸家《公羊》學，不宜專任《顏氏春秋》博士，被免職而亡。魯峻，“治《魯詩》，通《顏氏春秋》。”[16]可見，《顏氏春秋》學體現出學緣不明的特點。

《公羊》學除了以上嚴、顏二家官學傳習外，學者中還有家法不明的有三人：鄭興，“少學《公羊春秋》”[17]。李育，“少習《公羊春秋》”[18]。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余條，妙得《公羊》本意。”[19]

（二）《左傳》學的傳授

1．家族傳授

孔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兒子孔嘉，“作《左氏說》。”[20]

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新莽天鳳中，率門人從劉歆講明大義，劉歆使其撰寫《左傳》條例、章句、傳詁。“世言《左氏》者多祖于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yè)，故有鄭、賈之學。”兒子鄭眾12歲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其后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21]

陳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陳元少傳父陳欽之業(yè)，為《左傳》作訓詁。[22]陳元傳馬嚴，據《東觀漢紀》載：“從司徒陳元受之。”

賈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賈逵悉傳父業(yè)，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后漢書》卷36《賈逵傳》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但據《隋書·經籍志》載，賈逵的《春秋》學著作更多，有：《春秋左氏長經》20卷（原注：賈逵章句）；《春秋左氏解詁》30卷；《春秋訓釋》1卷；《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1卷；《春秋三家經本訓詁》12卷。可見，賈逵是東漢時期《春秋》學名家。

2．家法不明的獨立研習者

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23]馬嚴，“能通《春秋左氏》。”[24]延篤，“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25]尹敏，“兼善《左氏春秋》。”[26]

服虔，少入太學，作《左氏春秋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27]賈逵的《左氏春秋傳解》在《隋書·經籍志》作《春秋左氏傳解誼》，還著錄服虔的《春秋左氏膏肓釋痾》10卷、《春秋成長說》9卷、《春秋塞難》3卷，說明服虔也是東漢研究《春秋》學的名家。

潁容，博學多通，喜好《左傳》，“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余言。”[28]謝該，“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于世。”[29]

(三)《穀梁》學的傳授

東漢建立以后，《穀梁傳》不立博士。漢章帝時，雖選拔學者修習《穀梁傳》，選舉學有所成者為郎，但不為《穀梁傳》立學官，因此《穀梁傳》一直處于私學不興的地位。見于史載的《穀梁傳》學者稀少，僅尹敏“兼善《穀梁》”，賈逵“兼通五家《穀梁》之說”[30]，均非專門名家。有關東漢《穀梁傳》的傳授情況，筆者有專文發(fā)表可參看。[31]

二、東漢《春秋》三傳學之間的三次爭論

1.光武帝云臺《左傳》立博士之爭

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尚書令韓歆上疏為《左傳》、《費氏易》立博士，下詔公卿、大夫、博士在云臺爭議。《梁丘易》博士范升指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32]列出《左傳》失誤十四事以及“不可錄”三十一事。

《左傳》學者陳元針鋒相對，上疏認為：其一，左丘明“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于后世”；其二，范升所言，“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其三，“建立《左氏》，解釋先圣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yè)垂于萬世，后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

范升與陳元反復辯論十幾次之后，光武帝下詔立《左傳》博士。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名列第一。光武帝因陳元為這次爭立博士的主角，為避嫌，就以司隸從事李封為博士。但是，各方學者仍圍繞《左傳》博士之立進行爭議，《后漢書》卷36《陳元傳》稱：“于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讙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恰逢此時李封病逝，《左傳》最后沒有立成博士。

2.漢章帝白虎觀會議經今古文學之爭

東漢初設立十四博士，隨著時間的發(fā)展，經學學派分化愈演愈烈、經說日趨歧異，使學者無所適從，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需要再次統(tǒng)一。漢章帝時，在校書郎楊終的建議下，建初四年（79）召開白虎觀會議。廣平王劉羨與諸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賈逵、魯恭、魏應、劉羨、李育、淳于恭、楊終、班固等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論定《五經》同異于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33]

這次會議的論辨情況，《后漢書》卷36《賈逵傳》有較詳實的記錄。賈逵認為《左傳》大義有優(yōu)于《公》《穀》二傳之處。歸納《左傳》的特點有二：其一，“《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并反復強調“《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干弱枝，勸善懲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其二，《左傳》以圖讖“明劉氏為堯后”，《左傳》有明文，“《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論證漢朝建立得統(tǒng)之正。

賈逵還指出重視《左傳》的理由：其一，《春秋》三傳不同，為了保存先王之道，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其二，《左傳》對《春秋》“其所發(fā)明，補益實多”，要求漢章帝“復留意廢學，以廣圣見，庶幾無所遺失矣。”賈逵論說雖得到漢章帝的贊同，但《公羊》學者李育在白虎觀會議上以《公羊》義辯難賈逵。這次會議持續(xù)一個月，對許多問題有了標準解答，統(tǒng)一了五經經義，由班固編寫成《白虎通義》，凡涉及《春秋》之處，大多采用《公羊傳》之義，間采《穀梁》之說，絕不用《左傳》之義，說《公羊》學說仍是《春秋》學的主流，《左傳》學在東漢中期的影響尚微。

3.漢靈帝何休、鄭玄《春秋》三傳長短之爭

何休（129－182）字卲公，任城樊人。《后漢書》卷79下載，何休習公羊學，“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左傳》、《穀梁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同時學者鄭玄師事第五元先，始通《公羊春秋》等，又從山東張恭祖受《左氏春秋》，對何休的著作針鋒相對，“乃發(fā)《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何休見而嘆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34]指責《公羊傳》的失誤，以此動搖人們對《公羊傳》的信仰，維護《左傳》《穀梁傳》的經說。兩人的論戰(zhàn)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影響，晉人王嘉《拾遺記》卷6記載說“京城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兩人爭論的后果，因鄭玄回答何休義據通深，古文經學于是更為學理顯明，提高了《左傳》的地位，此后學者言《春秋》學，大多以《左傳》為宗主。

三、東漢《春秋》學的特點

1．《春秋》三傳的興衰與能否得到官方的重視有密切關系

《公羊》學在光武帝時設立嚴、顏二博士，由于長期處于官學地位，得到朝廷的重視，以太學為基地，形成大師輩出、生徒眾多的局面。《左傳》學得到漢明帝、漢章帝等重視，“肅宗（漢章帝）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35]特別是《左傳》就在光武帝的強力支持下短暫設立為博士，登上了官學的地位。與《公羊傳》《左傳》都得到官方重視而發(fā)展興盛相比，《穀梁傳》博士不設，故無官學地位而缺乏經師和生徒，走向衰落，處于“失語”（Silent）狀態(tài)。因此，《穀梁傳》屬于在野私學而為人所輕，以致成“微學”而屢屢被統(tǒng)治者視為保護的對象。漢安帝二年（123年）正月，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漢靈帝光和三年（180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古文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幾無應征者，正是《穀梁》學門前冷清的真實體現。

2．《春秋》學受時代學術影響而讖緯化明顯

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圖讖于天下，“及顯宗（漢明帝）、肅宗（漢章帝）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后，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36]說明讖緯在東漢時代掌握了學術的“話語霸權”（Language  hegemony）。

《后漢書》卷36《賈逵傳》認為《穀梁傳》學者“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本文前面所敘述的樊鯈在漢明帝永平元年，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顯然有關《春秋》三傳異同之處亦有所辨析。魏朗，“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37]荀爽著《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及《辨讖》。[38]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李育“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所引圖讖，不據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39]

《后漢書》卷82上《樊英傳》“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注“七緯”《春秋》類：“《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這些《春秋》學的緯書分為四類：一是說星相、災異；二是對《春秋》的解釋發(fā)揮；三是讖語；四是神話等，大量充斥陰陽五行、占星數術、神怪妖異的內容，雖然有解釋《春秋》的作用，但論述的重點是對《春秋》的主旨作神學化的歪曲。

3．《春秋》學章句逐漸趨于簡省

西漢時期，劉歆批評今文經學經師“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40]班固在《漢書》卷30《藝文志·贊》也指責西漢今文經學家“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義，白首而后能言。”另外，桓譚在《新論》中也談到漢代學者秦近君解析《尚書》，“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余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41]，充分反映了西漢經學章句繁瑣的弊端，從東漢開始，學者開始對經學進行簡化。

光武帝詔令鐘興“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42]樊鯈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張霸“以樊鯈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后漢書》卷48《楊終傳》記載，楊終通《春秋》，“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我們在前面談到嚴訢研治《嚴氏春秋》馮氏章句，唐代杜佑《通典》引《公羊說》“昔受訓云馮君八萬章句”[43]，顯然“馮氏章句”比《嚴氏春秋》“樊侯學”“張氏學”更為簡省。雖然《公羊嚴氏春秋》出現了家派師法的分化，但與西漢時期《公羊傳》有“顏、嚴之學”，顏家有“泠（豐）、任（公）之學”“管（路）、冥（都）之學”，以及《穀梁傳》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鳳）氏之學”[44]相比，東漢時期的《春秋》三傳學脈旁分的特點沒有得到充分發(fā)展。孔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鄭眾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據筆者考察，關于東漢《五經》簡化的活動中，伏黯通曉《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但“章句繁多”，其子伏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45]，這是除《春秋》學之外其他經學的唯一記載，說明東漢時期《春秋》學章句簡化的特點是最突出的。

4．《春秋》學對后世影響大

西漢《春秋》學，僅董仲舒《春秋繁露》有較完整的文本傳世而產生重要影響。但東漢時期的《春秋》學，《左傳》《公羊傳》均有高水平的注本。其中，《左傳》以賈逵和服虔的注本最為有名。賈逵有《春秋左氏解詁》30卷，除對文辭的音韻訓釋外，還對人物、地理、典制等典章名物進行訓解，而且還注重對《左傳》經傳的義理進行闡釋發(fā)揮，在西漢劉歆對《左傳》義理化基礎上繼續(xù)發(fā)展。由于賈逵對《左傳》思想義理的偏重，從而體現出今文經學的特點，與旁通曲證、重視文獻訓解的古文經學不同，所以東漢馬融評價賈逵的《左傳》注“精而不博”[46]。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31卷，其所涉及的內容極為廣泛，有字詞、天文、地理、人物、職官、祭祀、卜筮、禮儀、器物和古史、方言等等，均有訓釋。賈逵、服虔《左傳》注產生后，《隋書·經籍志》說：“諸儒傳《左氏》者甚眾……其后賈逵、服虔并為訓解，至魏并行于世。”特別是服虔注與西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在南北朝時期南北分庭抗禮，各有尊崇。據《隋書》卷75《儒林傳序》載：“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11卷，強調以“義例”之法注解《公羊傳》，專門著作《春秋文謚例》1卷，其中“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義”是其解說《公羊傳》的總綱。他在《春秋公羊解詁》中繼承前人以“通三統(tǒng)”“大一統(tǒng)”“夷狄進至于爵”“德治”以及“災異譴告”等公羊學說，還將公羊家的“張三世”與“通三統(tǒng)”說加以整合和融會，又提出“衰亂－升平－太平”的社會進化發(fā)展模式。總之，何休通過《春秋公羊解詁》，將自己的公羊學的思想體系按照一定的邏輯完整地建立起來，使傳統(tǒng)的公羊學理論得以系統(tǒng)化、哲理化，這是對公羊學發(fā)展作出的重要貢獻。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對后世影響很大，徐彥的《春秋公羊傳注疏》就以此為注本，成為《公羊》學的正宗。 

注釋：

[1][2][6][9][15][18][19][26][27][28][29][39][42][45]《后漢書》卷79下《丁恭傳》、《樓望傳》、《甄宇傳》、《周澤傳》、《張玄傳》、《李育傳》、《何休傳》、《尹敏傳》、《服虔傳》、《潁容傳》、《謝該傳》、《李育傳》、《鐘興傳》、《伏恭傳》。中華書局1965年點校本。

[3][10][14][23][24][25][33][34][36][37][38][46]《后漢書》卷32《樊鯈傳》、卷77《李章傳》、卷29《郅惲傳》、卷17《馮異傳》、卷24《馬嚴傳》、卷64《延篤傳》、卷27《丁鴻傳》、卷35《鄭玄傳》、卷59《張衡傳》、卷67《魏朗傳》、卷62《荀爽傳》、卷60下《馬融傳》。

[4][5][17][21][22][30][32][35]《后漢書》卷36《張霸傳》、《張楷傳》、《鄭興傳》、《鄭眾傳》、《陳元傳》、《賈逵傳》、《范升傳》、《賈逵傳》。

[7][8][11][12][16]洪適《隸釋》卷7《泰山都尉孔宙碑》、《車騎將軍馮緄碑》、《山陽太守祝睦后碑》、卷11《巴郡太守樊敏碑》、卷9《司隸校尉魯峻碑》。中華書局1985年版。

[13]洪適《隸續(xù)》卷3《嚴訢傳》。中華書局1985年版。

[20]《后漢書》卷31《孔奇?zhèn)鳌贰ⅰ犊准蝹鳌贰?/p>

[31]文廷海《學術與政治的內在互動：兩漢春秋谷梁學的命運演替》，《求索》2004年11期。

[40][44]《漢書》卷44《劉歆傳》、卷88《儒林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

[41]王應麟《玉海》卷37。四庫全書本。

[43]杜佑《通典》卷46。中華書局1988年點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