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刊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志》)，卷27；范正娥中譯（2006） 

公元196至205年間，荀悅（后漢秘書監）完成了兩部重要著作：《漢紀》與《申鑒》。在此所引用兩書的基本版本是《四部叢刊》本。《漢紀》是一部西漢王朝的編年史，書中作者或隱或顯地運用褒貶原則，道出西漢王朝興亡的歷史教訓（“鑒”）。《申鑒》和《漢紀》一樣，呈現了作者對當時面臨問題的反思，這些問題包括了從政治到社會的廣闊范圍。這兩部著作不僅對我們研究漢末社會和與其相關的思潮有重大價值；而且對我們理解中國傳統的歷史編纂學與思想文化之間的關系有重要作用。關于荀悅的生平和思想的介紹性研究，請參閱Heinrich Busch，“Hsün Yüeh（荀悅）， ein Denker am Hofe des letzten Han-kaisers，Monumenta Serica 10 (1945), 58-90頁；好并隆司，《荀悅の社會背景とその政策について》，《岡山史學》1954年第2期，68-86頁）；日原利國，《荀悅の規范意識について》，《東方學》18（1959），9-20頁。詳細論述參閱陳啟云：《荀悅與中古儒學》，高專誠譯，（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及《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歷史論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255-296頁。盡管這兩部著作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但是它們都沒有受到研究者認真的考證或分析。若干年前，當我著手研究這兩部著作時，我發現在討論荀悅的學術思想之前，必須正確處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只限于這兩部書現存各版本的異辭或錯字的校勘，還有關于兩書在宋及宋以前原始文本的更麻煩的問題，因為這不僅包括兩書中某些章節文字的真實性問題，而且包括它們之間的關系和各自撰作時間的問題。在本文中，我將首先扼要討論《漢紀》和《申鑒》的各種版本，再以一定篇幅來論述這兩部書在宋及宋以前的原始文本問題。 

一、有關《漢紀》版本的記錄 

荀悅的這兩部著作，《漢紀》的真實性存在重大問題。這部書在六朝時期（220-580年）受到高度評價。據史學評論家劉知幾（661-721）說，在唐以前，《漢紀》比《漢書》更受推崇。在唐朝，唐太宗非常重視這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到，《漢紀》是唐代科舉考試中的科目之一，因此在宋代刻印本出現之前，它的抄本流傳頗廣[1]。《漢紀》30卷在《隋書》（編于629-641-656年）、《唐書》（編于934-945年；它的志以稍早的《群書四部錄》為基礎，該書編于721年）和《新唐書》（1023-1065年）的《志》中均被錄入；它也被列入宋朝國家藏書機構的目錄，如《崇文總目》（1034-1038年），《中興館閣書目》（約1178-1220年），以及私家書志，如《通志》（1104-1162年）、《遂書堂書目》（1127-1194年）、《郡齋讀書志》（序于1151年）、《直齋書錄解題》（1234-1236年）[2]。對《漢紀》文字的引用，在唐代三部重要的類書——《北堂書鈔》（605-617年）、《藝文類聚》（624年）、《初學記》（約725年）——以及《文選》唐注中，可以見到[3]。迄今為止，四種（或三種）宋時的印刷版本見于記錄，兩個版本為北宋的，兩個（或一個）為南宋的：（1）祥符年間（1008-1016年）的版本，刻于錢塘（現浙江省），在王輊為下列第（3）個版本所作的序言中提到《天祿琳瑯書目后編》（王氏1884年版）和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1938年版），這是現知《漢紀》最早的版本。（2）天圣年間（1023-1032年）的版本，印刷于益州（現四川）。據《文獻通考》說，李燾曾提及這個版本。（3）紹興（1131-1160年）的版本印刷于浙江。這個版本好像是《前漢紀》與《后漢紀》的首次合刻版。它的序言為王輊作于1142年。這個版本被列入清廷館藏目錄——《天祿琳瑯后目》（前目編于1744-1775年，后目編于1797年）。《天祿》的典藏后來移至昭仁殿，據說該版本已佚失。（4）另一個浙江本，可能和（3）是同一個版本，其手抄本為瞿鏞所有；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1857年）中瞿氏版（1857年序）“每頁13行，每行24字”，瞿鏞對該書作了詳細的描述。黃丕烈（字堯圃，1763-1825年）用此抄本校對了下列的版本（6）；這個校本后為傅增湘所有，他再據下列版本（6）予以校對，然后在他的《藏園群書題記》中載錄了他的重要校勘成果。所有這些宋代版本都被描述為殘缺頗甚，鄭樵（1104—1162年）在其《通志》中也指出，在他所處的年代，《漢紀》已在相當程度上被人遺忘了[4]。在明朝，有三個版本記載下來：（5）呂柟校勘，何景明題序的版本。據宋犖在版本（8）的序言中所說，這個版本刻印于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時期；莫伯驥也認為是弘治時期[5]，但是根據日本《靜嘉堂秘籍志》（東京1917-1919年），何景明的序言指是正德十五年（1520），呂柟則標明是正德十六年（1521）。（6）黃姬水本。根據黃氏1548年之序言，這部書是宋版本的復印。黃氏序，見于《四部叢刊》版2b，也見于K. T. Wu，“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o 7（1943），242。（7）南監本，南京國子監印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6]。清代以來的《漢紀》版本則包括：（8）蔣國祥校本（1696年）。據毛奇齡的序，該本校勘乃據版本（6）、（7）和一些宋本。但是在蔣國祥的校勘記——《兩漢紀字句異同考》的序言中也見于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這個版本由《增訂四庫簡明目錄》強力推薦，沒有提及宋本。（9）《學海堂》本（1876），陳璞校勘。（10）《龍溪精舍叢書》本，鄭國勛編（叢書序于1917年）。這部書以版本（8）為底本，但包含一些舊的序言和校釋。（11）《四部叢刊》本，版本（6）的影印本。另一校文，紐永建撰《前漢紀校釋》（收入《南菁札記》1894年版），則拿《漢書》與《漢紀》文字相比較。所有這些校對和勘誤，除了傅增湘本外，都不太重要；但是通過這些校勘記錄，我們可以看出《漢紀》現在的三個流行版本——上列（8）、（10）、（11），可以追溯至宋代的兩個（或三個）版本，即傅增湘所用之版本（4）［或（3）？］；黃姬水采用的宋代版本；可能為蔣國祥所用的宋代版本。 

二、有關《申鑒》版本的記錄 

《申鑒》的版本問題比較復雜。五卷本《申鑒》在《唐書》、《新唐書》、《中興館閣書目》、《通志》、《遂書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和許多明清時期的目錄著作中都有登錄[7]。因此，它的版本問題被許多嚴肅的批評家忽略了，包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者和作《偽書通考》的張心澂。但《申鑒》沒有被列入不完整的《崇文總目》（編于1034-1038年，1799年再集再編），也沒有被列入《郡齋讀書志》（1151、1250、1249年的各版本）和《宋史·藝文志》（編于1343-1345年，它的志以大量的宋代官方目錄為基礎）。趙希弁在其《郡齋讀書志·附志》的《別集》部分所列的《申鑒》五卷只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申鑒》在此以“別集”名義登入，與下面討論的《小荀子》、“荀悅書”、“荀悅曰”等問題有關）[8]。現存最早關于宋印本《申鑒》的記載，見于尤袤在1182年作的一個題辭。這個題辭收入《子匯》版《小荀子》中。這個版本為宋代學者黃震（1256-1270）據有，他在嚴厲批評它的同時，對之作了詳細的描述[9]。尤袤的題辭和黃震的評論都將在本文第三節中論述。　　孫從添的《上善堂書目》中，曾提到過一種宋代的復本[10]。陳子仁所印之元代的版本登錄于（增訂）《四庫簡明目錄》（序于1908年）。季振宜的《季滄韋藏書目》（該書僅列宋元版本），提到名為《小荀子》的一個版本見于《士禮居叢書》，1805年版，與其他六種子書同列。

《申鑒》的幾個主要版本是明清時期印刷的：（1）李濂本，編者作序于1518年。該序言被收入《子匯》版。（2）黃省曾注釋本，這是唯一一部注釋本。編者作序于1519年。王鰲的序言也是1519年，何元父的序言是1525年，喬宇的附言是1521年。黃氏的校釋表明他利用的版本，是一個比以版本（4）為基礎的那個版本還要早的版本。（3）張惟恕本，印于1533年（？）[11]。或許是版本（2）的重印？（4）《子匯》版《小荀子》。這個版本印于1522—1566年間，在1577年重印[12]，其影印本由涵芬樓（商務印書館）再印。《子匯》匯集了24部子學著作，《小荀子》是其中第六部。類似的子學著作的匯編在宋朝就出現了。《小荀子》不見于宋時印的《六子》匯編中，但見于《十二子》匯編中，這部匯編中出現宋時的避諱，表示其淵源為宋本；另一個《小荀子》的版本，可能也是宋本，在前面曾提及過[13]。另一種《小荀子》，見于《諸子匯函》（副標題為：諸子評論），由書商印于1625年，托名為歸有光所編（1506-1571），從《申鑒》中選入9篇，這必須與完整的《小荀子》版區別開來。由于今本《子匯》中的《小荀子》收入了尤袤的題辭和李濂的序言，所以它可能是用一個宋本，參照版本（1）編成的。（5）《兩京遺編》本。這個版本由胡維新印行，序于1582年。《申鑒》的這個文本看起來似乎是版本（2）的摹真。也見于K. T. Wu（1943），249頁。（6）《漢魏叢書》本。系列甲，程榮編于1592年；《申鑒》在50-51冊，以版本（2）為基礎；系列乙，何允中編，《申鑒》在31冊，是系列甲的劣質摹本，遺漏了許多黃（省曾）的注釋；系列丙，屠隆編，王謨印于1791年，吳道傳校對，《申鑒》在46冊，以系列乙之版本為基礎；系列丁，黃氏巾箱版，印于1880年。（7）《小萬卷樓叢書》本，有錢培名所作校釋和札記，印于1852年。（8）《子書百種》本，崇文書局1875年印，以版本（6）系列乙為基礎。（9）《龍溪精舍叢書》本，印于1917年，以版本（2）以及盧文紹 （1717-1795）的校釋（收入《群書拾補》）為基礎，來自《群書治要》的《申鑒》引文被增為附錄。（10）中華書局本，印于1927年，1930年《四部備要》重印，以版本（6）系列丙為基礎。（11）《四部叢刊》本，影印版本（2），商務印書館1929年印。版本（2）是現有最早的注釋本，它在后來的再版再印中擁有最大的發行量。在黃省曾的注釋中，對《后漢書》引用的《申鑒》的歧異文字予以了注釋；校對也參照了至少一個其他版本，這表明除了版本（4）提到的較早的《小荀子》版本之外，它似乎是最接近宋本的一個版本。版本（7）則是稍晚的文本校對的最好結果。在這個版本的題辭中，錢培名寫道：“《申鑒》五卷，相傳無缺。然予以《群書治要》所錄校之，偽缺不一，其脫文有至百七十余字者。世間通行明程榮《漢魏叢書》本，系正德間黃省曾所注。間取《后漢書》校對，猶有疏漏。余姚盧文紹學士《群書拾補》，亦嘗辨正數十字，然未見《治要》，不免以意武斷。今以黃注本，據《后漢書》、《群書治要》、《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及盧氏《拾補》，訂其偽脫。凡有更正，著之札記。其不可讀者，悉仍其舊。”黃注雖時得作者之意，然無甚發明，蓋從刪汰。后來，孫詒讓（1848-1908）又在他的《札迻》（1894年版）中，作了兩種校正。劉師培（1884-1919）為版本（7）寫了一個附錄，用了馬總《意林》的引文。見于《左庵集》（《劉申叔先生遺書》本）。

 三、宋和宋以前的《申鑒》文本 

在上節中，我提到，《申鑒》在宋朝的登錄相當混亂。尤袤在最早知曉版本之1182年的題辭中，寫道：“荀悅書”五卷，觀其言，蓋有志于經世者。其自著《漢紀》，嘗載其略。而范曄東漢書亦摘其篇首數百言，見之悅傳。今《漢紀》會稽郡已版行，而此書則世罕見。全本余家有之，因刻置江西漕臺，但簡編脫繆、字畫差舛不一者，不敢以意增損，疑則闕之，以俟知者。”（《子巢》本《小荀子》《題辭》）。　　我們現在很難判斷，尤袤對保存《申鑒》原來之真本所作的努力，有多高的可信度。在上面的題辭中，他含糊地提到“荀悅書”，但是所選的《后漢書》引用，則清楚無誤地指出是《申鑒》。尤袤保守審慎的話語，似乎和版本（4）中的《小荀子》這一書名標題以及它的原先文本有關。據見過尤袤刻本的黃震說：“《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啟云按：“荀悅書”和下節討論的“荀悅曰”可能有關，值得注意和推敲）……大抵辭繁理寡，體亦不一。政體第一。時事第二，多舉凡目，頗用《汲冢》周書之體。俗嫌第三。雜言第四第五，多用“或問”，頗效揚雄《法言》之體。論性情者屢章而當于理者殊少，文亦頗卑弱，與其所著《漢紀》頗不類，未知果悅之真否，此本淳熙九年尤袤刻江西漕司。”[14]由于黃震對《申鑒》的描述及引用的文句，與直接或間接參照尤袤版的所有今存各版本［版本（2）、（4）、（5）、（6）、（7）、（8）、（9）、（10）、（11）］大致相符，黃震對《申鑒》的懷疑也就引申到我們對此書今存各版本的懷疑。在他的題辭中，尤袤說《申鑒》（所稱者僅為“荀悅書”）的雛形或摘要已經包含在《漢紀》中（“自著《漢紀》嘗載其略”）。這是對《漢紀》和《申鑒》之間的文本關系，首次作出重要評論，值得詳細考析。在今本《申鑒》中，有許多篇章是繼續或重復荀悅在《漢紀》中的“論”。《申鑒》（《四部叢刊》本）《漢紀》“論”（《四部叢刊》本）之中：1：4a6-8，10：4，1：4b4-6                                         10：4；《群書治要》46：2b3-5引文，10：4，2：2a7-2b4                                       10：4，2：15a7-15b1，17：10a，2：6a8-7a3                                       23：10b-11，2：5a8-5b5，28：5a-6a，上述篇章大都照抄《漢紀》的“論”，這便產生了嚴肅的文本問題。由于尤袤版《申鑒》發行時，正是這部書傳播情況的登錄非常混亂之時（《申鑒》未見登錄在《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和《宋史·藝文志》），問題就來了：尤袤家藏的所謂《申鑒》的“罕見版本”會不會是唐宋時代的人用“剪刀漿糊”的方法，雜采重編而制造出來的“荀悅書”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收集了宋代以前各種文獻中對《申鑒》的引文，與今本《申鑒》相對照。（下面的表格，第三欄的星號表示宋以前的引文與今本歧異的程度：＊小，＊＊中，＊＊＊大）

宋代以前的文獻今本《申鑒》歧異程度：

《后漢紀》　29：14b10-15a1  1：1a4-6 ＊＊ 

29：15a1-16b1 1：2b4-6b1 ＊　　

29：16b1-6  2：15b5-16a5 ＊（＊＊最后三句）

《后漢書》62：11a5-8 1：1a4-6 ＊

62：11a8-14a1 1：2b4-6b1 ＊＊

62：14a1-4 2：15a7-15b2 ＊

62：14a4-14b3 2：15b5-16b5 ＊（＊＊＊最后三句）

《意林》（戴叔論序于786年）《四部叢刊》本。馬總這部書以余仲容（約475-548）的《子書鈔》為基礎。 5：2a3-4（摘要） 1：1a4-75：2a5-2b1（摘要） 1：7a7-8a 45：2b2  1：12b4-55：2b3-4（部分） 2：1a6-1b35：2b5 2：13b8-95：2b6                       3：4b2-3 ＊＊＊

5：2b7 4：1a8 ＊＊＊

5：2b8 4：6a9-6b15：2b9-3a2 5：9b6-10a5 ＊

《北堂書鈔》（編于605-617年） 27：2a 2：2a4-5 （順序顛倒） 55：3b                      2：15b5-16a3 ＊＊

90：8a 3：2b8-3a1136：3a 4：1a8-1b2 ＊＊＊

《群書治要》（編于628-630年） 46：1a5-7 1：1a4-7 ＊＊

46：1a7-8 1：2a8-9 ＊＊

46：1a8-3b6 1：2b1-6b1 ＊＊

46：3b7-4b8 1：6b6-8a4 ＊

46：4b9-5a2 1：95-846：5a3-4 1：10a3-646：5a5-9 1：14a1-946：5b1-5                   1：14b8-15a346：5b5-7 1：10b5-8 ＊＊

46：5b8-6a7 2：2a2-2b4 ＊

46：6a8-6b8 2：15a7-16a5 ＊

46：6b9-7a3 4：1a8-1b3 ＊＊＊

46：7a4-8a5 4：2a5-4a646：8a-6-8b2 4：5b1-7 46：8b3-8 4：6a3-946：8b9-9b2                 4：12b-8（脫漏171字） 46：9b2-5 5：2b9-3a346：9b5-7 5：8a8-8b2                   ＊

《文選注》（李善與五臣注；奏書標明是718年） 10：4b                       4：8a710：9b 4：6b528：3b 4：1b236：19b 2：8b3-437：30a 4：8a7-837：32a                      1：14a643：14a 4：8a757：12a 4：8a758：27a 1：14a658：32a 4：8a7

[宋代以前文獻中的《申鑒》引文在今本《四部叢刊》本《申鑒》中的分布一覽表（表中，a代表線裝刻本書的前半頁；b代表后半頁）卷數12345頁數1aabab2ababbabb3abaaba4abba5abb6abab7ab8abaab9ab10aba1112bb13b14ab15ab16a總頁數151681310]

從上面的分析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宋代以前的文獻對《申鑒》的引用，涵蓋了相當多今本《申鑒》的篇章，這表明今本《申鑒》不完全是宋人的偽造。另一方面，兩者之間眾多歧異的文字也表明，今本《申鑒》不是宋人根據前人引文進行的“剪刀漿糊”的再造。上表中，《申鑒》有六篇文字是對《漢紀》的“論”一字不差地照搬，其中四篇（《申鑒》1：4a6-8；1：1b4-6和《群書治要》46：2b3-5；《申鑒》2：2a7-2b4；2：15a7-15b1）能為宋以前之引文所證。這證明了尤袤對《申鑒》和《漢紀》文本之間的隱約關系的評論所暗含的洞見，也證明了尤袤對保存家藏《申鑒》版本所作努力之可信度。

 四、宋或宋以前《漢紀》之文本問題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斷言，今本《申鑒》盡管十分殘缺，但不是宋代的偽本。問題是，在前一節討論的《申鑒》和《漢紀》的那些相同篇章會使人懷疑《漢紀》（而不是《申鑒》）的文本嗎？前面提到，盡管《漢紀》在唐代流傳很廣，但在宋代卻在某種程度上被人遺忘，而且所有它的宋本都被指為殘缺頗甚。在今百衲本《漢書》中，有一些注釋，以“荀悅曰”引出，它們大多是避諱漢朝皇帝的私名或別號。余靖在景佑二年（1034）呈遞宋校版《漢書》的奏書中指出，這些字眼是由《漢書》先前的注解者加進去的《漢紀》引文。但這些引文在今本《漢紀》和前面第一節談到的各種校勘記中都沒有出現。這些材料肯定是在1034年（余靖上奏書）和1142年（王輊寫版本（3）《漢紀》的序言，這是今本《漢紀》的最早版本之一）之間被人從宋本《漢紀》中刪去了。這一發現加上第一節提到的鄭樵、王輊、李燾的評論表明，在宋朝，當新儒學（理學）對中國的歷史編纂學造成巨大影響時，《漢紀》的文本曾經遭到了嚴重的篡改。荀悅《漢紀》中的“論”受到重要的篡改，這在其和《申鑒》文字重復的所有段落中都可以發現。在他向皇帝呈上《漢紀》的奏書中，荀悅曾清楚地描述了他的論述方法：“凡《漢紀》，其稱‘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15]但是，在今本《漢紀》中，荀悅的評論不是用“論”字標明，而是用“荀悅曰”。這顯然是后來的篡改。因為即使荀悅改變了他標題‘’的方式，正確的用語也不是“荀悅曰”，而應是“臣悅曰”，這才是作者恰當的口吻。在《漢紀》中，我們可以發現，《漢紀》最初的“論”與上引荀悅的表述一致的明顯的證據。今本《漢紀》上說：（建平二年）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為御史大夫。論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也，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16]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周易正義》（見于《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版），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這處的“論”，對丞相和三公的設立以及帶來的變化，給予了扼要的評論。這個評論無疑是《漢紀》中荀悅所作的一個典型的“論”，它正如上引荀悅“奏書”所描述的一樣——“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由于這個“論”緊隨著朱博被任命為御史大夫的敘述，它很容易被誤認為是朱博對這一事件的評論。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論”是支持設立“三公”的，而就在這一段文字的下面，朱博上書皇帝，請廢三公，重設丞相和御史大夫；因此，朱博不可能作這個“論”來支持設立三公。這一標示詞語“論”，今天能夠完整地保留在這里，是因為后來《漢紀》的編者在把“論”改為“荀悅曰”時，誤以為該論為朱博之論，因此未予改動，而留下這一文本痕跡。比篡改這些標示語詞更為嚴重的是，“荀悅曰”所標示的一些評論內容也有可能被篡改。因為“荀悅曰”這一詞較之荀悅自己命名的“論”在觀念上涵蓋面更廣，后來的《漢紀》編者在改特定性術語“論”為非特定性術語的“荀悅曰”這一標示語以后，很可能引入荀悅其他作品中的一些文字來闡釋《漢紀》中原來簡單扼要的“論”。上引“丞相和三公設立”的“論”共有85個字，恰合荀悅在奏書中所說“論”之標準——“粗表其大事”。如果我們把這作為荀悅《漢紀》“論”之原貌的典型，那么今本《漢紀》中其他以“荀悅曰”引出的若干論——3：12b、4：2a、5：4a、7：5b、8：16b、9：9a、9：16b、9：17a、12：4b、15：5、17：10a、20：5b、27：12a，在長度和內容上大概符合這個標準。　　但是，今本《漢紀》其他的“論”都是幾百字，每一篇都有一個具有廣泛理論意義的話題。有些“論”的文字有時甚至脫離了《漢紀》記事的原文指義而另成一個獨立的評論。有一些“論”則可以被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小段評論和《漢紀》記事原文直接相關，而第二部分則是和第一部分無甚聯系的具有比較廣泛意義的評論。例如，在《漢紀》16：13-14中的“論”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公元前86年廢昌邑王事件的概要評論（共29字），這與我們所談《漢紀》“論”之標準是一致的。第二部分是很長的一段論述（635字），討論六種類型的君主及六種與此相應的大臣。這部分文字與昌邑王之廢只有間接聯系，而另由“故曰”引出，在邏輯上和語法上與第一部分聯系在一起，而在內容上與非特定術語“荀悅曰”的標示相類，同屬泛指語。在《漢紀》28：7的“論”中可以找到一個相似的例子。這個“論”同樣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有20個字，評論李尋對皇帝近侍的責難；第二部分是一篇200多字的獨立評論，以引用孔子的話開頭，詳述作者對皇帝寵愛的小人的責難。這些文字和所記的李尋事件只有間接關系。相似的情況在《漢紀》中還有兩處：即8：8b-9a（8b4-7和8b7-9a），25：6b-7a（6b4-8和6b7-7a）。另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漢紀》23：9-11的評論。在這段論述中間（23：10b7-9）記載了漢宣帝對太子過于喜好儒學的批評。《漢書》，《宣帝紀》中有相似記載，所以《漢紀》這一段文字屬于上引荀悅奏書中所述的“書家本語”——“采摘《漢書》”的紀事那一類。在這段紀事之前，有一段對漢朝各君王（直到宣帝）成就的評論，而在這段紀事之后，則是一段從總體上討論法家和儒家的文字。在今本《漢紀》中，這三個片斷（兩個論述和一段歷史紀事）結合成一個“論”，由“荀悅曰”這一泛指標示語引出。司馬光（1019-1086）在《資治通鑒》中，已經用“荀悅曰”這一標示語來引出荀悅的歷史評論文字，其實際詞語是“臣悅論曰”。由于司馬光是靈活地、有選擇地引用《漢紀》的“論”，我們很難判斷，把《漢紀》中的“論”改為意義比較廣泛的“荀悅曰”，是他首創還是他只是沿用宋或宋以前編者所篡改注的文字。一個可能的情況是：由于荀悅在唐和唐以前享有較高的聲譽，他的《漢紀》是科舉考試的一科目，因此他在《漢紀》中的一些簡潔的“論”，很可能被當時的編者因學術或其他的目的（如唐代準備應考科舉的需求）而增添闡釋，在這些增添的闡釋中，人們可能把荀悅其他作品中的一些資料（如《申鑒》中的文字）引為《漢紀》的論的注釋；后來當《漢紀》手抄本再編定時，這些附入的材料也就被納入了《漢紀》“論”的本文之中了。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唐末《申鑒》手抄本變得極度殘缺——原因可能是它的部分文字被割裂，以“荀悅曰”的形式附在《漢紀》的“論”中。《漢紀》的兩種注釋版列入《新唐書》，即應劭《漢紀注》和崔浩《漢紀音義》。在《隋書》和《唐書》中都沒有提到應劭《漢紀注》。《唐書》中列有后者，但《隋書》中沒有。姚振宗在他的《后漢藝文志》（見于《二十五史補編》，開明書店版）第47-48頁中，猜測應劭的注釋為后來之作。崔浩的注在《通志》中被提到，但沒有見于《文獻通考》，同時在兩部書中都沒有提及應劭的注。所有這些《漢紀》注好像在宋時散佚了。其中一些則可能完全被《漢紀》吸收。 

五、《漢紀》和《漢紀》序的撰作時間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盡管和荀悅作品的文本問題沒有直接聯系，但仍需回答，即《漢紀》和《申鑒》撰作的時間。《后漢書·荀悅傳》僅提到荀悅在漢魏之際（196-219年）寫了這兩部書，但沒有給出具體時間。袁宏（328-376）的《后漢紀》，在建安十年（205）下寫道：“八月，侍中荀悅撰政治得失，名曰《申鑒》，既成而奏之。（接下來是對《申鑒》的摘錄）”；“悅字仲豫，潁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綜儒史。是時，曹公專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頗有才意，以《漢書》為繁，使悅刪取其要，為《漢紀》三十篇。”[17]上述記載是《后漢書·荀悅傳》的一個重要來源。有一點需要解釋一下，那就是《后漢紀》的編年記載中，主要紀事是建安十年《申鑒》的呈奏，第二段文字是對此主要紀事的補充，說明《申鑒》的作者及他在該時間前后的其他活動。這種先《申鑒》后《漢紀》的敘述順序收入《后漢書·荀悅傳》，因而給讀者造成錯誤的印象，以為荀悅先作《申鑒》，《申鑒》得到皇帝的高度贊揚，因此命他作《漢紀》。例子見姚振孫《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220頁。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遺漏了有關《漢紀》撰著的記載，使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資治通鑒》記載了建安十年關于《申鑒》的奏呈，但沒有提到《漢紀》的撰著）。荀悅在建安時期前五年（196-200）的工作，尤其是他對《漢紀》的編纂工作，在《四部叢刊》本《漢紀》的“序”中有詳細的敘述。這個序（下稱序A）被認為是荀悅所作。但是它和《荀悅傳》中所引的《漢紀》序（下稱序B）完全不同。因此，我們現在就有兩個署名荀悅所撰的不同的《漢紀》序。王先謙《后漢書集解》以序A為《漢紀》的原序，認為序B是《漢紀》的開篇。這是一個誤解。因為序B乃由兩個（或四個）而不是一個部分組成，即《四部叢刊》本《漢紀》的開頭和結尾部分。序B，尤其是結尾部分，在今本《漢紀》中是以呈奏皇帝的奏章形式而存在的，其風格和內容看起來似乎是荀悅原來的文字。在序B中，荀悅兩次提到“臣悅”；僅在奏章的末尾他署名“侍中悅”。在序A中，《漢紀》的作者自始至終均稱“悅”或“荀悅”（在荀悅奏呈《漢紀》時不應有此“不臣”語法）。這兩個序的語調顯然不同。盡管兩者都有宣揚漢廷美德和歷史典籍的共同點，但在提到荀悅個人時，序B看起來更矜持和謙虛一些。請看這段表述：“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未克厥中，亦有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粗表其大事”；“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勛”。所有這些都和序A的大言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序A中僅有一處作者的語氣是謙遜的，即“雖云撰之者陋淺”，但這第三人稱不是作者自稱的口吻。序A中有一句很奇怪的話：“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200年）”，這句話完全不適合在序A中，而像是對序B中的獨特陳述所作的注解。這段論述出現于《漢紀》30：26b中，其中說道：“四百又一十六載”，這在《后漢書·荀悅傳》62：15a中引為“漢四百又六載”。這種矛盾發生的原因是序文曾受到不斷地篡改。關于這句話的解釋性注釋是必要的，因為正如序A明確指出的，《漢紀》僅寫了前漢240年（包括王莽時期的歷史），庚辰年（200年）僅是后漢自建武初年（25年）算起的第175年。不過，序A中的頌揚之辭，對漢朝統治者稱“祖、宗”和“先帝”，似乎表明它也是作于漢代。在形式上，這份文獻類似一份保存在后漢朝廷的官方資料，用于紀念《漢紀》的完成和詳述導致其授命編纂的緣由。在蔣版《漢紀》（1696年）中，序A列在《漢紀》的《目錄》下；隨后它又被姚振宗標名為《漢紀》目錄。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姚氏寫道：“此見《漢紀》卷末《目錄》之后，不知何人所作，其文凡七百余言，其體大似劉向《別錄》，疑王儉《七志》之文，后人錄入卷后者歟。”這段文字后面緊接著的是王鳴盛《漢紀》序評論的引文，這也是誤導。但姚氏的推測部分是錯誤的。因為沒有一個生活在異朝的作者，包括王儉或其繼承者鄭默（他約于250年編著《中經》），會如序A那般對漢朝統治者的名號的避諱以及對他們的頌辭。另一方面，姚振宗對這份文獻（序A）風格的評論是可以相信的。如前所述，這份文獻以第三人稱，對《漢紀》作者及撰著緣由作解釋性地敘述，使它更似一個官方書目的“提要”。《隋書》是那時可見的最早的東漢朝廷藏書目錄。在《晉書》提到，鄭默僅是重編了藏于秘書監的一些“舊文”。因為曹魏政權的秘書監是荀悅為首的漢代秘書監的直接繼承者，這些舊文大概是荀悅在那位標榜“既好文章，頗有才意”的漢獻帝的授權下編成的。序A中對漢朝統治者頌揚的那些文字無疑是這些舊文的一種。當這些舊文被鄭默和其他人再編時，一些注釋的話很可能又被添進去了。這些被添進取的注釋后來被錯誤地用進了《漢紀》的序文（序A）或《目錄》中。因為荀悅在那時是秘書監的主要負責人，手下僅有少數幾個從皇帝身邊選拔的親信幫忙。荀悅本人實際上可能寫了《漢紀》的這個書目摘要（序A）。因此序A之題為荀悅所作和那個時代的普遍慣例是一致的，在那個時代，常常把署名為皇帝或皇后所作的文章，歸還給實際的代筆者。例如《文選》（《四部叢刊》本）。在宋代手抄本（1131-1160？）的《漢紀》復本（見于《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中，這個“舊文”已被命名為“自序”。這個解釋也可以解決關于序A真實性的最難的問題——序A和序B語調不同的問題。因為在寫序B時，荀悅是在起草奏書，因而相應地運用了高度的自我約束和謙遜的語氣，但當他在寫《漢紀》書目摘要（序A）時，他是在為漢廷寫一份備忘錄，因此，他以第三者身份大膽地、大言不慚地高揚了他的著述理想。由于缺乏更多相關的客觀證據，我們對序A的批判只能依靠其內容來作“內證”的分析。

總的來說，序A的文字風格，尤其是其中嚴整對稱的句法，是荀悅《漢紀》文體的鮮明特征；在較小程度上也是《申鑒》文體的特征。序A提出的自然觀和史學寫作的功能也和荀悅在序B及《申鑒》中表達的觀點是一致的。關于荀悅著作的文體風格和他的歷史編纂法的進一步討論，參見陳啟云：《荀悅與中古儒學》。根據序A，荀悅在198年前的某時被任命為秘書監，在198年受獻帝之命編寫《漢紀》，于建安五年（200）完成該書，大約在他呈奏《申鑒》五年之前。這個時間被宋代王應麟的《玉海》所采納。200年至205年這五年，是我們研究荀悅的人生和思想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研究漢魏之際政局、世風、文化領域眾多變化的關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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