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原稱《書》，是我國上古時期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政治和歷史的文獻集。《尚書》傳為孔子所作，有今古文之公案。中國社會思想一定濫觴于商周，汪洋恣肆于周秦；所謂百家爭鳴，就是稷下傳統、士人恥于不孤的寫照。《尚書》的思想內涵博大精深，不僅有豐富的哲學、天文、地理等知識，還蘊含了精到的倫理思想，對后世的思想文化有深遠的影響。
一、《尚書》倫理思想的淵源
1、生產力的發展使統治者注重人民的價值
夏商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倫理思想的產生提供了物質基礎。夏朝的建立宣告我國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進步。據考古發現，夏商時期先民主要農作物稷、粟、稻的生產已經講究耕作，而且采用了灌溉技術。商代的青銅鑄造技術相當發達，生產力比原始社會有了較大的發展。西周初年, 中國的奴隸社會到達鼎盛, 青銅器在生產中普遍使用, 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一方面，較之原始社會，西周時期井田制的廢除、賦稅制度的改革以及獲取實物地租利益的驅使，促使統治階級采取各種辦法來擴大耕地以增加收獲量，物質生產有了剩余；另一方面，人民的創造力使新興地主階級感到吃驚，人民在生產中的作用日益顯著，成了社會發展的動力。物質的充足促進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這就為倫理思想的產生提供了前提。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長久穩固，就不得不安民保民，重視人民的力量。《尚書》記載夏商周時期統治者施行如設官督農、制歷授時、興修水利等措施就是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除此之外還要施行德政，力求得到人民的擁護。這些都促進了新的倫理關系和倫理思想的發展。
2、王朝的更替推動倫理思想的產生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替，使統治者不斷地反思前代王朝滅亡的原因，汲取教訓，注重德治。夏朝的創始人禹是傳說中的道德榜樣, 他“其仁可親, 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甚至為治水而居外十三年， 過家門不敢入”（《史記·殷本紀》）。到了夏代末年夏桀為政淫荒，“不務德而武傷百姓, 百姓弗堪”（《史記·周本紀》），從而危機四伏，落得喪命亡國的下場。于是，商湯起兵伐夏，建立了商王朝。湯吸取夏桀的教訓注重德政，“輕徭薄賦, 以寬民氓, 布德施惠, 以振困窮 ”（《淮南子·務修篇》），使政權得到穩固。但到了殷末，商紂施行暴政，“用亂敗厥德于下”(《微子》)，“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乎百姓，簪毒之使，施與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管子·形勢解》），從而人民并起，眾叛親離。武王便興兵伐紂，牧野一戰，商軍大敗，紂王在鹿臺自焚而死，商王朝滅亡。和商王朝相反，以周公為代表的周王朝統治者總結歷史經驗，認為夏殷亡國的教訓主要是忽視了以德治國，主張統治者要施行德政、保民裕民，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3、素樸的天命觀啟迪道德智慧
在遠古時期由于社會生產力的低下，因此人們認識水平極其低下，他們對自然、社會、人事的變化反應遲鈍，無法解釋。于是，就把天看成世間的主宰，看成他們解釋萬象、慰藉心靈的一種依托。人們迷信天的神威，并用占卜表達天命，預測吉兇。殷商時代，天在人們的心目中是一位至高無上的的主宰神，它無事不知，無事不能。正如郭沫若所言：“由卜辭看來，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種人格神，上帝能夠命令，上帝有好惡，一切天時上的風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兇禍福，如年歲的豐嗇，戰爭的勝敗，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這和以色列的神是完全一致的。”[1]P251夏商的統治者利用人們對天崇拜和敬畏，來宣揚君權神授，利用上天授賜的政治權利統治人民。《盤庚》中說：“先王有服，恪謹天命，”，“罔知天之斷命”，“天其用我命于茲新邑。”這里把天看成最高主宰，天子做出的決定是按照的天意，所以作為臣民要服從天旨意。在《湯誓》中“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討伐夏桀是因為夏桀暴政觸怒上天，我商湯是按照上天旨意，率領民眾替天行道。到了周朝天不僅是是最高的主宰，而且把天與德聯系在一起，出現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書·伊訓》）的思想，明確把天賦予了道德意義。周公在《康誥》中指出：“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周公總結了歷史經驗，把明德慎罰與受天命聯系起來，認為只有實行德政、用康保民，順從天意，才能把殷民治理好，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政權，否則會“惟命不于常”，也就是違背了上天的意志和命令，上天不會把人世間的權命無條件地永遠賦予姬姓王朝。
二、《尚書》中倫理思想的內容
（一）德的思想
在中國早期的文化發展中，“德”字的出現及德的觀念發展，對于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的發育，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從商朝出土的甲骨文中看，就有了“德”。張岱年指出德的觀念起源于殷商。在《尚書》中蘊含了豐富的德的思想。
《尚書》中德的出現首先在《堯典》中，“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俊德即是指一種職責德性，它可以使九族親睦、萬邦協和。但這個“德”并不是指有道德，而“只表示一般的可以從道德上進行評價的行為狀態或意識狀態，從而這種狀態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這種意義上的德只標示在價值上無規定的意識------行為狀態。”[2]P292這里陳來的意思并不清晰，似在表述“德”的既受評價又無價值確定性的矛盾性；或許《堯典》的“德”正如麥金太爾對荷馬史詩的“善”（áyaθóç）與后來的“Good”的詞義的辨析一樣[3]P31，表明的是帝王之職責。然而吊詭的是，在古文《舜典》中有“玄德升聞”，“舜讓于德”，這里的”德”應該有了價值傾向性，表明一種意志品質。《皋陶謨》提出“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的九德來選拔官吏，這已不僅僅是職責所限。《盤庚》中記載：“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這里的“德”是指把實實在在的好處施給民，不貪斂聚財，給民以利益，才能與民同心。可見，“德”是與利民緊密聯系在一起，并與聚斂錢財，驕奢淫逸意義相反。
到了周朝，“德”的含義也有了重大發展，表現在統治者把“敬德”作為政治口號。夏桀、商紂的亡國及周初的動亂，給統治階級以深刻的教訓。周民族是一個善于總結歷史的民族，他們從對以往動亂中看到“惟命不于常”，并逐步認識到勞動人民的力量，認識到像過去那樣為所欲為地壓迫剝削勞動人民是不行了；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以周公、召公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政治家，把“德”、“明德”、“敬德”作為一個政治口號提了出來。《康誥》中記載“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召誥》中也有：“惟不敬厥德，乃早墮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由此也可以看出周人對“德”的重視，“德”不僅與“天”有聯系，跟民也有聯系。“德”是上天意志的體現，只有推行“德”政，上帝才不會斷絕天子的大命。“保民”也就成了“敬德”的核心內容。
（二）民本思想
《尚書》中的民本思想表現首先在于民的地位的提高。夏、商、周三個朝代在歷史舞臺上相繼更迭。西周王朝建立后，并沒有因為是勝利者而陶醉和自傲。周統治者敏感地注意到，周之所以勝利，并不是周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比商強大，而是民心歸向和人民的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民眾的力量在朝代的興替中起作用使他們受到震驚，迫使他們冷靜地思考、總結朝代的興亡與民的關系及經驗教訓。夏桀竭盡人力、物力用以淫逸，在財富分配中人民所得幾乎為零，夏桀也就此喪失了民心；于是商湯在民眾的擁護下，推翻了夏王朝。可以說，夏桀的亡國是由于失去了民。無獨有偶，商紂也是如此。一方面“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民之勞”（《無逸》），不懂民間疾苦、置民于不顧，又好酒淫樂，生活腐朽。這就毒化了社會風氣，加重了民的負擔。另一方面，商紂為了滿足其窮奢極欲的糜爛生活，對民進行殘酷的剝削，使民不聊生，到處都是哀怨和憤怒。商紂的行為導致了眾叛親離，激起了民的強烈不滿，最終武王乘勢起兵討伐，一舉推翻了商王朝。周王朝建立后認識到民在國家興亡中的作用。并提出“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酒誥》把民看作“一面鏡子”來衡量政治的好壞和國家的興亡，這就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一定的高度。
《尚書》中的民本思想還表現在“敬德保民”的提出。“‘敬德’、‘明德’是《尚書周書》中使用最多的一個概念，其核心就是保民。”[4]P101在《康誥》中，周公告誡康叔：“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明德”就是不敢輕視、怠慢鰥寡孤獨之人，用那些應當任用的人，尊敬應當尊敬的人，懲辦應當懲辦的人，使民的地位光顯起來。還告誡，“王應當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在這里，周公的“明德”就是保民。在《召誥》中，“敬德保民”的內涵極為豐富。召公在總結了殷商的滅亡教訓以后，告誡成王：“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就是說上天是哀憐天下民的，它在眷顧天下，選擇、命令努力于敬德保民者作為民的君主，王應當趕快敬重德行。可見，這里的“敬德”就是順應上天來保民。
“敬德保民”的內容首先表現在養小民。《無逸》中有“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就是要求統治者要懂耕田的艱辛，知小民的苦衷，要愛護、保護民并發展農業來保障民的基本生活。在《堯典》中就詳細陳述了農業時令指導民眾按照規律進行生產，為養民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其次是憐小民。《梓材》：“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意思是不能殘害民，虐待民，對于鰥寡孤獨之人，對于那些微賤的婦人也要愛護。并反復強調“不敢侮辱鰥寡”，要把那些鰥寡孤獨人放到重要的位置，加以憐憫，并恩惠愛護。第三是重教導。《尚書》中把教導民眾、敬重德行，作為治理百姓和國家的根本。在教導民眾上一是統治者要以身作則樹立榜樣；《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二是對于那些有過失的人要加以引導和教育。《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用乂民”，民眾即使犯了過錯也不要簡單采用殺戮的方法去治理，要通過教育，使民眾內心順從。通過養民、憐民、教民，使民安樂，以“受天永命”，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尚書》的保民思想不是一種實踐層面的權益之計，這種民本思想與周人天命思想的變化有關，在政權統治上表達著長治久安的愿望；王夫之說，“夫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率其自然，合于陰陽之軌，撫于五辰之治，則固天也。” [5]P34從以自然宗教性質的神祇為本到以宗族崇拜的倫理為本，天、民作為對立著的矛盾雙方有著共生性。《尚書》甚至祈望將這種素樸的民本思想升華為形而上的哲學本體論：“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泰誓》） 這是說聰明的帝王，以人民為重，才能作民父母。
（三）孝友思想
“中國古代是在氏族社會血緣紐帶解體不充分的情況下進入文明社會的，所以建立一種獨特的宗法制。這種宗法制至西周已經極為完備，形成了一種龐大、復雜卻井然有序的血緣政治社會政治體系。”[4]P161在這種情況下，父子兄弟的倫理關系被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格外重視，從而在《尚書》中蘊含了處理這種關系的總原則——“孝友”。縱觀《尚書》，其中“孝”的思想相當豐富。早在《堯典》中記載堯要選拔舜作接班人，是因為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是說舜能夠在父親心術不正，母親善于說謊，弟弟非常傲慢的家庭里能夠和睦相處，以自己的孝行感化他們，說明在堯舜時期已經出現孝的思想。到了周朝周公具體的概括“孝友”，使之成為當時普遍接受的觀念。
《尚書》中“孝”的思想包括奉養父母、繼承發揚父輩事業、追孝先人等。在奉養父母方面，《酒誥》云：“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這就是周公在告誡臣民要專心致志地種好莊稼，努力奉養父母和長輩，在農事完畢以后，可以趕快牽著牛車到外地進行貿易，以孝敬贍養父母。可見，在物質上孝奉父母是孝的重要內容之一。在繼承發揚父輩事業方面，《康誥》載：“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把那些不恭敬地按照他父親的要求去做事的看成是不孝之人。《大誥》也記載：“若考作室，既定法，厥子乃服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播？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棄基？”這里把建房來當作比喻，父親打了
建房的地基，兒子就要把房梁架好；父親開墾出了荒地，兒子就應繼之播種收獲，要求下一代接著上一代的事業去完成未竟之業；這是《尚書》中對孝的要求。在追孝先人方面，主要是對已故父、祖輩進行祭祀，以表示對祖先的懷念。《盤庚》講：“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多士》載：“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文侯之命》記載：“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可見孝的范圍已經擴展到父母之外的祖先了。“友”是“孝”所派生的兄弟之間的道德規范要求。《尚書》中出現“友”的思想是在《康誥》中提出，“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不大友于弟”，并把那些“不孝不友”者看成是罪大惡極的人。“友”思想后來演變成儒家的“悌”的思想，“孝友”也成為儒家的“孝悌”思想的源頭。
（四）自我修養思想
中華民族向來都重視自我修養，道德修養是也是倫理學中一個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實現個人道德升華的途徑之一。《尚書》中蘊含了值得我們重視的自我修養的思想。《尚書》中的自我修養觀首先表現在疏通知遠，向前人學習，以前人作為榜樣。《康誥》云：“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意思是說要把民眾引向吉祥安康，我們就應該認真思考過去殷代圣明君王的德政，以平安治理民眾。其次，要“自省吾身”。《無逸》中載：“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大意是說當小人怨他們罵他們時，他們則越應該認真審查自己的行為；有人舉出他們的過失，他們就說：“我的過錯確實是這樣。”這就表現出周公對自省精神的倡導，把自省作為修養的重要途徑。所謂“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最后，《尚書》中的修養觀還蘊含了為人要“誠”的思想。《康誥》中講：“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這里的“忱”為“誠”之意。這里是說不要讓埋怨的情緒、錯誤的辦法和不合國家大法的措施隱蔽了誠心，人君應效法敏德，使民心安康。可見，這里的“德”產生于心的“誠”，也足以說明“誠”的重要性。在《大誥》中也有“天棐忱辭”，即是上天愿意幫助誠信的人。更進一步強調了“誠”的作用。
關于道德修養的方法，具體應是：“慎厥身，修思永……在知人，在安民。” （《皋陶謨》）也即慎修其身，知人善任，安定百姓。
（五）宗教倫理思想
《尚書》中的宗教倫理思想與夏商周的宗教觀是分不開的。陳來先生把三代的宗教變化過程看成是自然宗教演化為倫理宗教的過程，也是宗教走向理性化、人文化的過程。足見我國上古時期宗教信仰對倫理思想所起的重要作用。
《尚書》中的宗教倫理思想首先表現在對“天”的崇拜。把“天”看成是具有人格的至上神，對人們有主宰和監督作用。《皋陶謨》有“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把天看成世間的主宰，安排了倫常次序，制定了五種服裝制度，并制定刑法懲罰罪人。《甘誓》中夏啟征討有扈氏，“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其三正，天用剿絕其命。”《湯誓》有“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高宗肜日》中有“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另外，把“天”與德相連，把“天”道德化，君王敬德才能得到天的輔助。《呂刑》：“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在這里，只有遵守天德才能長壽和享受上天賜予的幸福。《多士》中有“惟天不畀不明厥德”上天是不會把天下交給不敬德的之人的。而對于那些暴德之君也會懲罰。《召誥》“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可見，“天”已在這里被賦予了道德的含義，他賞善懲惡，可以依據人的行為進行判斷，具有道德和倫理的內涵。
《尚書》中的宗教倫理思想又表現在對祖先的崇拜。從《尚書》中可以看到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特點，除了把天神視為崇拜對象還要崇拜祖先神。認為祭奉祖先是子孫的神圣義務。《盤庚》中有“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洛誥》“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可見，《尚書》中對祭祖的重視程度。祭祀除了祈求祖先保佑后代人丁興旺、家族昌盛外，更是包含了慎終追遠的孝的內涵。《國語·魯語上》的“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的話，就是對祭祖是包含“孝”在內的最有力注腳。[4]P164
《尚書》中的宗教倫理思想還表現在現實關懷上。如果說商代的祭祀在主導部族政治生活時還帶有隱喻與蒙昧的話，那么，周代的祭祀更為目的明確；它雖具有更加完備的系統，但卻退出政治實踐的中心地位，轉向人事的安排和努力。[6]P10艾蘭說過，商代占卜的很大內容是為鬼神供奉祭品以免遭受詛咒[7]P29；通過宗教儀式，人們更希望看到現世人們的集體力量，豐衣足食，戰勝災禍、饑饉與疾病。周代的禮樂文明不再展示神的控制性，而開始體現人的組織的控制性。
三、《尚書》倫理思想對后世的影響
《尚書》中的倫理思想給歷代許多政治家、思想家以豐富的啟迪，也給歷代的統治者提供了維護其統治的治國之道。《尚書》倫理思想經過先秦儒家的繼承和發展，并不斷地被后世的思想家改造和創新，逐漸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并且支配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統治和社會治理。
《尚書》中蘊含了豐富的民本思想，《尚書》中把民看作是決定國家興亡的決定因素，提出了“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敬德”、“保民”、“惠民”等一系列的民本思想。這些思想給歷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以豐富的滋養；至春秋時期，提出了“國將興，聽于民”（《左傳》），推進民本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還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把民放在天的位置，進而提出“民者，君之本也”的偉大思想。到了孔子時代，他繼承前人重民的思想，創立了仁的學說，主張“泛愛眾”、“仁者愛人”，對民要愛民、富民、教民；拓展和完善了民本思想。孟子是《尚書》以來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民貴君輕”、“與民同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及仁政說，將先秦的民本思想發展到新的高峰，建立了完整的民本思想。《尚書》是我國古代德治思想的源頭。《尚書》中不僅首次提出了“德”，而且把“德”于民緊接相連；到了周朝，周統治者又提出“敬德保民”的政治口號，并提出了“保民”的許多措施，標志著德治思想的基本形成。這就影響了后代德的思想的發展，尤其孔子提出“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主張重視民的作用并改善民的地位，君主要實行德政。要求統治者“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禮記·哀公問政》）、“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把“愛人”作為為政之首。在刑與罰的關系上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在孔子看來，刑罰在為政的作用中是有限的、外在的，而道德的作用是內在的、長久的，主張君主要實行德政。孔子還對統治者自身提出了要求，要求統治者要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做出表率。另外一位儒學大師孟子也提出“保民而王”的政治口號，主張對人民施行仁政。這些思想都發展和完善了《尚書》中的德的思想，揭示了做人和治國的某些客觀規律，有利于民和社會的發展，對后來的封建王朝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尚書》中“孝友”的思想也深刻的影響著后世“孝”文化的發展。在春秋時期，孝友的范圍大大地擴展，“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左傳》）首次提出了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的觀念，大大發展了《尚書》的孝友思想。到了孔子大力提倡孝悌，“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認為只有孝弟才能為穩定社會提供堅實的思想基礎，有利社會的安定和發展，把孝提到治國的重要位置。繼孔子之后又形成了《孝經》，把孝文化推向了高峰。后來經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推崇，孝弟思想發展成“五倫”，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宗法等級制度，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特點。《尚書》中的修養思想影響了儒家修養觀的形成。孔子提出的“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可以在《尚書》中的修養思想中找到根源。孔子在個人修養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慎獨”，即“是故君子戒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莫見乎顯，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中庸》）并提倡在自己的言行偏離了仁的軌道時，應該從自身內心深處檢查原因，做到“反求諸己”。然而，孔子在此基礎上又有所創新，主張應要把修養落實在行動上，“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論語·學而》）。孔子對修養觀進行了拓展和超越。《尚書》中“誠”的思想也被后世所繼承，在《中庸》中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把人道的來源歸結于“誠”，足見“誠”的重要。又把“誠”作為修身之本，“君子養心莫于誠，至誠則無它事矣。”（《荀子·不茍》），可見，儒家把“誠”置于修養的首要位置。
《尚書》在中國的歷史文化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價值，被學者稱為是“群經之首，百家之冠”。 《尚書》中倫理思想的內涵非常豐富，不僅為先秦倫理思想的形成起了引領作用，而且影響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倫理文化的脈路。在現代社會，《尚書》中的倫理思想對倫理學科的建設以及和諧社會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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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f Ethic Thoughts of Shang shu
Yu Dahuai & ZhangYongbo
Abstract：Ethic Thoughts of Shang shu bega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dynasties＇productivity , the push of the dynasty replac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destiny view. Ethic Thoughts of Shang shu include: people-oriented thoughts,thoughts of moral,thoughts of filial piety and friend,thoughts of self-improvement and thoughts of religious ethics.These thoughts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ethics,not only to form ethic thoughts of the pre-qin,but also to affect context of ethical culture in two thousands of China feudal society.
Key words：shang shu； ethic thoughts； origin；infl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