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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結百年現代化經驗、思考新世紀中國人文科學重建時，我們必須首先有效處理東方和西方、理論與實踐、科技與人文、精神與物質、個人與社會、利益與真理等多方面的張力關系問題。新時期以來中國人文科學重建過程中最重要的兩大任務是：研習和重估現代西方理論及分析和重組中國傳統學術。這兩大任務的完成均依存于今日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如何真實地理解、掌握和貫徹求真態度和“科學理性”。傳統學術思想的現代化和吸收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成果，都以在治學生涯中如何深切秉承實踐倫理態度和理性方法為首要條件，否則人文學術難免蛻化為崇古慕洋、追求功利之途徑。也就是，學者學人須具有朝向科學理性的志向和能力。于是，新世紀的今日，我們突然發現了古今中西思想關系中一個貌似突兀實乃貼切無比的中西思想關聯性：「古典仁學精神復歸」和「現代人文科學重建」之間的辨證依存關系。就仁學傳統而言，我們又進而看到作為仁學思想史上心學傳統集大成者王陽明之思想，與我們當前人文科學建設之間存在的一種實踐學的邏輯性關聯。道理其實很簡單。人文科學的重建與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同。自然科學的實踐，既具有客觀科學標準的指導，又在商業化時代自然地符合學者個人的利得要求，其中不存在學術科學發展的內在障礙。人文科學或人文學術則相反，既乏客觀科學標準依據，又難以滿足學者個人的利得需要。這兩個不利特點足以阻礙學者朝向人文學術的科學目標前進。科技工商知識與今日全球化商業化潮流在方向上完全一致，而人文科學知識則與商業化原則格格不入，從而進一步增加了人文學術朝向科學化發展的困難，并向人文知識分子提出了更艱巨的挑戰。因此，與科技工商人士不同，人文科學者要求具有更為堅強的自我意志和倫理志向，才能在從心態到行為的全部學術實踐程序上朝向有意義的、富于成果的發展方向；民族文化和學術的現代化發展才能獲得保障。而一國文化之核心或靈魂今日實為人文科學及其理論（而不再可能是以往的小說詩歌了）。人文科學理論一方面處境堪虞，另一方面又為民族文化發展之基石；既有自身生存問題，又有方向調整問題，可謂舉步唯艱。然而，在全球商業化和唯物質主義主導方向的新世紀，我們卻從民族自身的精神傳統中找到了應對之道：我們發現，在古典陽明心學與現代人文科學重建事業之間，原來存在著一種實踐邏輯性的適切性關系。所以，今日陽明學，并非什么提倡“再讀經”之學，而是人文學者乃至文化人在治學規劃中培養倫理心態之學。中國人文學者如能以陽明心學態度控導自身各種學術實踐，中國人文科學的現代化事業即可朝向正確方向發展。不言而喻，學者的動機學造詣，決定著學者的學術成果的質量和水準。否則，人文學術最易成為模仿抄襲（慕古崇洋）的職業化游戲，成為華而不實的文化裝飾品。
那么為什么在漫長仁學和儒學歷史上特別要推舉陽明學呢？簡言之：在孔、孟、朱、王的仁學思想系譜上，陽明學在兩宋理學之后最徹底地創造了一種“心學還原論”，其仁學倫理學思想的“主題”，在仁學思想史上空前未有地“縮向”心域，從而使得中國仁學的論題進一步純粹化、心理化、自我化，從而與外界、歷史、社會的內容形成了“區隔”。倫理學實踐域的縮小，反而導致其價值學、意志學之普適性的增擴。這就是今日陽明學能夠與現代學術思想溝通的一種構成學上的原因。此種心學還原論，如經過有效的現代解釋學重組，其倫理學適切性及實踐學普適性還可進一步加強。
因此，中國人文科學重建的先決條件是倫理性的，并且是倫理心學性的。我們經過對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思想的全面檢視發現，批評性地判斷和吸收現代西方理論，首先依賴中國學人和思想家本身的“心學造詣”。這個實踐論心學或心術學，又已為陽明學的核心---“致良知”的誠學所加以概括。“致良知”的本質就是誠學的確立，就是從“博學多能”的功利主義外實踐向內心純化的內實踐的程序性轉移，后者要求學者對自己的動機世界進行嚴格的省察和調整。有如照像之前的“對焦”條件：如果焦距不準，圖像即不正確。因此心術的“焦距”決定著圖片（學術成果）的準確度。換言之，實踐者“動機不純”，其人文科學理論成果就可能錯誤、失效或變形。因此，人文科學各領域的積極正面成果，最終也取決于學者的誠學心態。單只努力是不夠的，追求名利亦需努力；跟隨古洋權威，更不能成為治學標準；只有堅定朝向理念本身才能具有永恒的前進條件。陽明雖然以個人之資質創學，而“陽明學”實已成為數百年歷史上認定的客觀理念。因此，提倡陽明學，絕對不能演變為某種個人崇拜。所應崇拜者，乃以其學代表的公共理念（不惟陽明學，任何學理均應如此。人們應該關注的是理念本身，而不是代表理念的個體）。此一貌似極為保守的學術倫理觀，實則與今日人文科學的現實密切相關。新時期以來人文學者間最奇特的一種表現是：絕口不談自身的倫理建設。一切關切、檢討、批評都是“對外”的，是非都是朝向“他者”的。今日提倡陽明學，就是要學者、思想家、文化人重返本身的內心世界，率先改造本身的內心世界。內心世界結構的調整，是治學外實踐方向正確的前提條件。
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對比，今日世界人文科學呈現出既發展又分歧的狀況。其中最嚴重的情形出現在現代西方哲學界之內。三十年來，中國學界在研習和認識現代西方理論和哲學的過程中面臨著空前的混亂和困惑，對于流派紛呈的哲學思想，或者不知取舍，或者盲目跟風。原因之一正在于現代西方哲學和人文科學理論本身的混雜性。傳統上哲學作為萬學之王的地位早已一去不復返。正如今日諾貝爾文學獎下的文學還（時代誤會地）自以為仍然擔任著時代精神代表的角色一樣，許多現當代西方哲學家或理論家們，也還以為自己作為“哲學家”即表明具備了為人類文明指明方向的能力。豈不知，百年來混亂的現代西方哲學世界正是現代西方人文科學理性化重建事業中的認識論阻力之總根源。如果中國學者只能夠對現代西方哲學理論亦步亦趨，必然結構性地導致中國未來人文科學理論永遠只能隨波逐流，一如今日媒體文化和娛樂文化成為跟風文化一樣。文化和學術一旦納入“世界流行”，必然喪失其思想力和創造力。沒有獨立人文科學理論的民族，將永遠不可能提出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想和文化。一國的人文科學就是一國的文化和思想的實體性基礎。
時當商業化文化學術潮流全球蔓延之際，中國國學也正忙于“走向世界”，即走向作為西學一個邊緣分支的漢學之小國際。結果，連國學也有成為對于此一“另類西學”亦步亦趨的“國際化”之虞。因為，所謂“科學”之“學”，非指其材料，而指其方法。不少現代西方理論的缺失和現代漢學的缺失一樣，都是在商業化時代放棄真理意識和實踐而積極追求功利主義目標的結果（后現代主義遂成為商業化時代的典型哲學）。和自然科學不一樣，人文科學沒有客觀的守護者和“法官”（經驗驗證和邏輯推理），以至于成為“怎么搞都成”之學。其“成敗”完全像商品一樣取決于“市場決定論”，或者美其名曰：“社會承認”（中國學界還加上一條：“國際承認”）。于是，作為商業化時代代表性哲學的“后現代主義”更“從哲學上”論證了“反對客觀真理有理”。唯一的正誤標準就是“社會承認”（學術市場承認）。而社會承認是完全可以人為操縱和制造的！此種職業性“共識”如果成為指導標準并予以制度化推進，中國人文科學勢將朝向商業化跟風目標“制度性地”大踏步前進。如此還能有真正的中國人文科學發展嗎？
二三十年來對西學的觀察和對西方學人的透視使我們看到，哲學家和理論家，普遍失去和放棄的正是“求真心態和意志”。他們大多在“客觀法制規條游戲”下參加集體的“思想游戲”（市場化竟爭），以追求“社會承認”（即名利）為最后目標。如果西方學界仍然有其如此非理性實踐的理由和“安全保障”的話，歷史和社會環境不同的中國學界則沒有。這是中國人文學界盲目“與國際接軌”者必須注意的。新世紀的中國人文科學界必應以加倍的科學態度和理性態度來對待西學研習和國學開發的問題。為了具備這樣的態度和實踐，必須首先進行心理建設。不能把“學術話語編織”當作個人追名逐利的工具，特別是我們的學術教育制度不能夠成為保障這類個人追名逐利生活觀的職業性渠道。因此，抵制此類商業化時代反科學觀的學術實踐的有效力量，正是中國傳統仁學中的普適性部分。仁學不是今人用以追求個人職業成就的另一渠道，而是個人“安身立命”的心理基礎。不幸百年來不少國學從業者都把國學當成了另類追名逐利的“方便”，成為“只說不練”的現代“鄉愿”。陽明學正是針對此類不正心術而發。正心誠意和知行合一，都是首先針對學者自身的。今日學習陽明學，不是要人人成為相陽明文獻學者，而是要人人自身體踐陽明精神。即使將《傳習錄》倒背如流而不能親身體踐，并不能等于掌握了陽明學。因此，今日陽明學不是要鼓勵學者大談“陽明怎么說”，而是要深思“自身怎么做”。今日復興陽明學，既不是指要將其“文物化”、“商品化”，以使其服務于今人追名逐利或謀求物利的工具，也不是要使其成為今人自我妝飾的職業工具。陽明學的目的只在于促使學人真實面對自身心態、勇于自我改進；要使學者和理論家成為真正的倫理實踐主體。因此，“與國際接軌”派要注意，陽明學根本上是與二十世紀以來世界哲學界的反主體思潮相對立的（這是我們今日重新關注胡塞爾學的動機之一）。陽明學就是主體倫理學重建之學。誠學和良知學都是最大限度地強化主體意志力之學，在此方面我們必須抵制一切虛無主義、極端相對主義（此類西方新玄學背后實隱藏著明確的個人名利之念）。陽明學正是要鼓勵在中國人文科學內部建立高度民族性的倫理主體學，而此主體學必然限于心域之最內區，其相關外實踐則必然通向世界的四面八方。真正的主體性“內學”，必然導致真正的天下之“外學”。因此，真正的現代陽明學也決不可能與抱殘守缺、泥古自安、自我矮化的當代海外學術史上的狹隘民族主義相混淆。真正的現代陽明心學必然導致學者勇于朝向世界一切有用知識、掌握駕御人類一切知識成果，絕不能窄化民族文化學術目標，成為學術上的“閉關鎖國”者。一種陽明學的辯證法在于：只有純化、誠化中國學人的個人心志，才能夠有效掌握西方理論，才能夠真正走向世界學術主流，才能有能力與其計較短長。為此，我們需要重塑“致良知”的求真、求誠的人生觀。
一次會議不可能立即導致“致良知”精神深入學者之內心。但是，至少可以有效呈現陽明學精神的真實面目；也就是為學界提供一面鏡子（心鏡），使其便于自視、自省、自正。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只滿足于生產物質和制造通俗娛樂，而是應該有決心繼承三千年來那些中國優秀文人思想家追求人文高尚倫理目標的傳統，并以關心“學術之天下”作為體現中國仁學現代形態之方式。對于實踐此一中華文明偉大目標的構想，首先需要有足夠強大的精神動力和足夠準確的衡量標準。這就是由陽明學作為其最鮮明代表的仁學之標準。這個人本主義的倫理學標準，為中華文明歷史上之獨特創造，它將履行今日在國內外人文科學舞臺上，在世界人文學界〔當其全面自真理追求目標退縮的時代〕擔負起引導人文學術朝向科學化、理性化重建目標前進的偉大任務。中國人文科學的重建不僅關系到中國文化學術的發展，也進而關系到正在彷徨中的世界人文學術理論及其哲學之改進。對于科技工商大眾如僅有法制化已足，人文學者小眾則需要其完成主體倫理化準備，此即為今日“致良知”的真義所在！在知識論上我們要全方位地向西方學習，在倫理實踐學上，我們則要深深汲取民族倫理精神養份。因此，新世紀的陽明心學，適足以指導此一現代人文科學重建之偉業。對此而當仁不讓者，豈非今日中土之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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