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上海  200044) 

摘要：“孔顏之樂”是指高于物質生活的精神追求。歷代儒者均以“孔顏之樂”為最高理想境界。元代由于其歷史的特殊性，元代儒者如何達到人生之“樂”，怎樣獲得人生之“樂”？的問題便具有了特殊的含義。吳澄是元代著名理學家。他通過對孔顏之樂的闡發，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個安身立命的支柱。

關鍵詞：孔顏之樂  元代理學  特殊意義  吳澄 

 “樂”來自儒家的樂教。中國古代很重視音樂，有所謂詩、書、禮、樂之稱。音樂是移風易俗、陶冶性情的重要工具。儒家所謂“樂”，已經超出了這個范圍，變成道德體驗與審美體驗的問題，進而變成心靈境界的問題。孔子曰“仁”，亦必曰“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1](1)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1](73)他稱贊顏回道：“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1](58)顯然，“孔顏之樂”絕非物質生活追求的滿足，而是高于物質生活的精神追求。

一、宋儒之“樂”與元儒之“惑”

儒家在對高于物質生活的精神追求中，從中也體驗到了快樂，獲得了精神享受。孔子所謂“三月不知肉味”[1](72)即精神的快樂和享受。樂而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可見其樂之何如也！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2](110)在孟子看來，仁、義、禮、智的獲得是最大快樂。樂而至于手舞足蹈，可見其樂何如也。孔孟所謂“樂”，既是道德情感的體悟，也是審美情感的體驗。這種體驗必須在一生不懈的努力之后才能實現。只有在道德人格的修養、審美境界的提高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愉快和享受。

宋代理學家均以“樂”為表征，追尋孔顏境界。邵雍曰：“學不至于樂，不可謂之學。”[3](445)二程云：“學至于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知自得之為樂。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4](174)程頤又云：“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知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然怎生地樂？勉強不得，須是知得過且過，方能樂得。”[4](235)周敦頤在論及“孔顏之樂”時說：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大富貴，人所愛。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圣。[5](38)

在周敦頤看來，顏子之樂正是一個寄“身心性命”于物外的理想境界。所謂“小”，即滿足耳目之欲、于我如浮云的富貴之類；所謂“大”，正是理學家孜孜以求的“孔顏之樂”，乃真正的至貴至愛。所謂“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處之一”所體現的充實與滿足，正是道德境界的自然完滿的呈現。顯然，宋代理學家已將“孔顏之樂”的這種內在品格提升為倫理行為的精神境界。

到了元代，由于元朝社會的多元化、行漢法的曲折、科舉制度的中斷，加之在思想觀念、道德準則等方面所受到的沖擊，元代儒者的精神世界呈現出復雜的面貌。人們在艱苦的環境中，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如何達到人生之“樂”？怎樣獲得人生之“樂”？這個問題在元代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有著特殊的意義。

元王朝是由多民族所形成的國家，主要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所謂漢人、南人，是指金、南宋的遺民，即被征服的民族。“色目人”即含有諸色名目之義，指大量西域各族、乃至從歐州來到中國，散居各處的各類民族。元朝民眾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舉名額和待遇以及其他權利和義務等方面都有種種不平等規定。蒙古、色目人享有種種特權。三年一次的科舉，顯然也是偏袒著蒙古、色目人，而絕非機會均等的競爭。仁宗皇慶二年(1313)所定科舉條例，在考試程式、錄取名額及發榜辦法等方面，對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均作了不平等的規定：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在發榜方面，則蒙古、色目為一榜，而漢人、南人為另一榜。在錄取名額方面也有許多不合理的規定，分明是漢人、南人參加考試的人數要比蒙古、色目人應試的人數為多，但四種人錄取的名額卻一樣。漢儒入仕之難引起許多士大夫的不滿，時人陳高在其《感興》篇中哀嘆道：“如何窮巷士，埋首書卷間，年年去射策，臨老猶儒冠！”[6](138)這確實是當時漢人儒者境遇的寫照。元代八十年的不開科舉，幾乎超出所有儒生的容忍限度，打碎了所有儒生的幻想和期待。在儒家思想中，儒者具有以“道”自任的強烈意識，認為自己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追求與實施“道”的責任。強烈的外王意識必須依賴政治體系才能得以實現，而儒者賴以踏上外王之路的科舉途徑卻在長達八十年中被廢止，這對元代儒者是致命的打擊。元朝儒士，大部分來自宋、金舊臣。這樣，他們無法回避一個兩難的局面。“志于道”[1](67)的宏偉理想與“不事二主”的倫理綱常矛盾異常尖銳。在動亂時期，儒者在“志于道”[1](67)這個問題上，比平時遇到的矛盾更加嚴重，在如何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的考慮上更加復雜。現實的思考以及對儒家傳統觀念的突破，錯綜復雜地糾合在一起。

二、吳澄對“孔顏之樂”的肯定與欣賞

吳澄是元代著名理學家，致力弘揚心性之學、致力塑造儒者的理想人格、致力突出儒者的主體精神。吳澄通過對孔顏之樂的闡發，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個安身立命的支柱。

吳澄首先對程顥的灑落和悅氣象表示欣賞。他說：“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百妄俱消，如在靈祠中，如在嚴師側，凄凄乎其似秋，而不自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有傍花隨柳想，熙熙乎其似春，而不自知手之舞、足之蹈也。”[7](936)二程所謂“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4](136)，正是對孔子“疏飲之樂”的最好疏解。二程曰：“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圣賢氣象大段不同。”[4](339)在理學家的融入萬物的“物我兩忘”境遇中，道德生命主體和天地萬物聯系在一起。在道德的流行處，生命通過道德主體而透顯，便可感受到快樂的體驗。

吳澄亦以“孔顏樂處”為最高理想境界。他說：

夫樂者，人之情也，孰無所樂哉？禽語禽樂也，魚游魚樂也。物且然，而況人乎？然人各有樂，樂一也，所樂不同焉。賈有賈之樂，工有工之樂，農有家之樂，而士之樂尤不一樂。文章者，歐陽文忠之樂也，樂事業者，范文正公之樂也，其載于魯論則有夫子之樂，有顏子之樂。無子之樂，雖身處極困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堪之憂，而樂不改也。三拮之徒也，鮮或知是。曾皙浴沂風雩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程子受師于周子，乃令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于是，吟見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樂此樂者，其誰與？[7](457-458)

在吳澄看來，水中魚、林中鳥自有其樂。商、工、農、士，三教九流亦各有其樂。就“士之樂”而言，吳澄在列舉了歐陽修的文章之樂、范仲淹的事業之樂之后，筆墨落在了孔子、顏回、曾點這三位圣賢身上。吳澄認為，“孔顏之樂”之所以為歷代儒者所追求、所敬仰，即在于其“雖身處極困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雖人所不堪之憂，而樂不改也”。在生活極端貧困而別人無法忍受的情況下，能樂在其中、不改其樂，這與富貴貧賤那種感性的愉悅和享受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正如孟子所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2](166)美食可以裹腹，但感官的滿足并不能填補精神的空虛。精神的食糧是理義，理義可以悅心。而最大的快樂和滿足，無過于洞徹人生的真諦。

文中吳澄所言“曾皙浴沂風雩之樂”出自《論語》“吾與點也”這段著名故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或如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足。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與！’”[1](127-128)吳澄對此章闡發道：

予觀四子言志，而圣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為，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為。期所期于后，未若安所安于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毛之缺。此道之明，流逝無須臾之停。茍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愿乎外。夫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與？凡人皆當志于圣，遜第一等而為第二等，比于自暴自棄。[7](95)

三、“自得”與“為己”之“樂”

儒者所追求的目標是道。孔子認為，聞道可以獲得人生最大的滿足和快樂。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1](33)孔子一生精進求道。但在四人言志中，孔子“獨與曾點”似乎與其行道救世之情有所偏離。黃氏《日鈔》說此曾謂：“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相講明于寂寞之濱。而忽聞曾點浴沂之言，若有獨契于浮海居夷之志，飲水曲肱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8](59)此說似乎“最為精愜”[8](59)。

文中“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毛之缺。此道之明，流逝無須臾之停”[7](95)一語，字里行間昭然可見吳澄行道救世之情。然而，亡國之痛，生民涂炭之苦，加之科舉廢止，入仕無門，元代儒者外王之無奈非異世所能想像。從吳澄文中所言“凡人當志于圣，遜第一等而為第二等，比于自暴自棄”[7](95)一語中，我們可以體諒吳澄所謂“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7](95)的復雜心情。吳澄曾自述自己的為人與操守。他說：

澄，迂僻人也，于仕素非所欲，亦非所諳，散職何庸冒處林林時俊之右。它無能焉，唯曰：一毫有所希覬侵漁于學校以益其私，則決不為耳。近年，貪濁成風，在在而然，行之不以為非，言之不以為恥，陷溺至此，蓋有為也。何為？飲食之費，妻妾之奉，子孫之遺也。澄酒肉甚絕，而無所于費也；中饋久虛，而無所于奉也；二、三兒軀干壯健，寫字讀書之余，各務耕桑，營衣食于家，可以不饑不寒，而無俟于其父之遺也。蕭然一身，二豎給使令紙帳布衾，如道寮禪榻，隨所遇而安。案上古易一卷，香一柱，冬一褐，夏一綌，朝夕飯一盂、疏一盤，所至有學徒給之，無求也，而無不足。身外皆長物，又焉用喪所守以取贏為哉？此區區自樂之實而無所資于人。[7](28)

此自述可謂吳澄生活之寫照。吳澄以樂道安貧自慰，他說：“澄不酒不肉，二力攜簞瓢從所至，如全真道、行腳僧，斗室可安。”[7](27)儒者即將人生的快樂與道德理想的實現聯系在一起。從孔子的“樂亦在其中”[1](73)、顏回的“不改其樂”[1](58)，到宋代大儒周敦頤命二程兄弟尋“孔顏之樂”，都是儒者由天命在身、道德在握的自信派生出的“樂”。吳澄所謂“期所期于后，不若安所安于今”[7](95)，乃深賞康節“在林下行林下事”[7](95)之語，意在尋孔子之樂于飯疏飲水之中，凸顯出了曾點融貫從容，自然而然，無往不適，無所不樂之境界。此等境界，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1](10)是也。

《中庸》中有一段描述自然現象的文字：“《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9](187)程顥對此深有體會，他說：“此一段子思吃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4](111)他作詩道：“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方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10](434)萬物充滿了生意，人亦從中體驗到真正的快樂。字里行間體現出一種自得之樂。

依吳澄之見，所謂“明體達用”之學，不只在“學”，更重要的是在于人格風范的樹立。儒者應恢復先秦儒家“為己之學”的真義，把向外所求得的知識，回轉向自己的生命，經照察陶鑄后內化成為自身之德性，由此而開出“與萬物同流”[4](136)的自得境界。最后，吳澄對“孔顏之樂”作了闡發。在吳澄看來，“孔顏之樂”之所以為歷代儒者所追求、所敬仰，即在于其“雖身處極困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雖人所不堪之憂，而樂不改也。”[7](457-458)吳澄認為，“孔顏之樂”所體現的自我充實與滿足，正是道德境界的自然完滿的呈現。

從吳澄文中所言“凡人當志于圣，遜第一等而為第二等，比于自暴自棄”[7](95)一語中，我們可以體諒吳澄所謂“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 [7](95)的復雜心情。在外王無奈之下，吳澄并不“自暴自棄”，轉而尋求“自得”之樂。在吳澄看來，孔子的“為己”之學不僅在于完成道德人格，提高道德境界，而且在于體驗最大的快樂，得到最大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