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是中國思想學術史上的“大人物”，其學術思想體現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特點。朱熹一方面為新儒學建立了一個完整、嚴密、系統的理學思想體系，表現出“極高明”之處；另一方面，他的思想與生活均致力于回歸孔孟所言的仁與禮，表現出禮理雙彰的特點，這又是其“道中庸”之處。
一、禮儀化的人生
南宋建炎四年農歷九月十五，朱熹出生在福建中部的尤溪縣。大概四五歲時，其父朱松指天空，說“天也”。朱熹問：“天之上為何物？”老師授《孝經》時，八歲的朱熹便題字在上：“不若是，非人也。”他曾經和小朋友嬉戲于沙上，用手指畫沙，據說畫的均為八卦。這些事跡表明，朱熹年少穎悟異于常人，其思想旨趣已初見端倪。
朱熹的一生，親自投身政治的時間較少，自二十二歲派為同安主簿算起，五十年間歷事四朝，綜計不足七年半。其余的日子，朱熹主要享受的是“靜思的人生”，致力于教學、著述，過的是安貧樂道的學者生活。朱熹著述甚豐，《四書章句集注》最負盛名，五經類有《詩集傳》《周易本義》《儀禮經傳通解》等，其文集就有一百二十余卷。《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也充分反映了朱熹的學術思想。在長年的教學活動中，朱熹周圍聚集了大量門徒，蔚為大觀，有將近五百人之多，為漢代以來所未有。
朱熹一生以禮修身齊家，堪稱儒家典范。朱熹少年時多艱辛坎坷。十四歲時，因父親去世，跟著母親和妹妹遷居福建北部的崇安縣五夫里。朱熹非常注重日常生活的禮儀。十八歲時，考訂家中的祭祀禮儀；任同安主簿時，曾整頓釋奠禮，并申嚴婚娶禮儀。朱熹與朋友們常常討論喪祭禮儀，淳熙四年（1177）陸九淵兄弟居喪，還以書問朱熹祔禮事宜，可見朱熹已是當時的禮學權威。
朱熹四十歲時，母親去世，翌年葬母，筑精舍日居墓側，朔望歸奠幾筵，參酌古今禮儀，撰成喪葬祭禮。在南康任內，朱熹申請禮部頒降禮書，并乞增修禮書。戊申年（1188）封事，力辯宦官主管喪事之非。漳州任內（1190），采古喪葬婚娶之儀，揭而示之。紹熙二年（1191），以淳熙六年己亥（1179）所頒禮書不備，申請補充施行。紹熙五年（1194）在朝，奏論孝宗山陵，申請討論嫡孫承重之服，又爭論廟祧。慶元二年（1196），汲汲于《儀禮經傳通解》的編撰，逝世前一日，還在致書門人托修禮書。朱熹致力于整頓禮儀、修訂禮書，一生都在“禮”中。所撰的《朱子家禮》最負盛名，對中國以及東亞社會的影響巨大而深遠。
門人黃榦這樣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朱熹：“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圣。退坐書室，幾案必正。書籍器具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其祭祀也，事無纖巨，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戚，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朱熹在日常生活和教學中修身以禮，由此可見一斑。
朱熹主動追求禮儀化的人生，因其特重禮教，所以長久以來，就社會生活層面而言，人們認為朱子學就是禮學。朱熹最核心的思想“理”既根源于對禮的詮釋，又超越以往儒家以仁釋禮的框架，全面而系統地建構了理學思想。
二、以理為核心的思想
理為朱熹哲學的中心思想。朱熹沿用二程“自家體貼出來”的天理，認為理就是存在于宇宙萬物與日常生活中的“所以然之極”和“所當然之則”。朱熹所言的理，既是萬事萬物成為其自己的本質和規律，也是人倫日用中所必須遵循的道德準則。
朱熹常常強調自己所言的理并非空虛之物，而是“實理”“常理”。朱熹集宋代理學之大成，其理學體系集中深入拓展了以下三個命題。
一是“天即理”。以理訓天，雖源自二程，但朱熹的剖析更為精密。在朱熹看來，天之所以神圣不可輕違，就在于其承載著義理。朱熹不再認同《詩》《書》中的帝為人格神，而是認為“帝是以理為主”。在朱熹這兒，理不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天地萬物的主宰。
二是“性即理也”。朱熹在綜合周敦頤、二程和張載等人性論的基礎上，提出“性”即天所賦、人所受之理，至善至純，進一步將“天地之性”視為“本然之性”，并強調人只有不斷地矯正偏處，才能臻于至善之境。
三是“禮即理也”。朱熹晚年提出“禮，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這一定義，一方面仍將人間的社會秩序都統攝在天理之下，均是天理的顯現；另一方面強調社會中本有的禮和禮制秩序，就是天理的反映，是人事、人際交往的重要準則。朱熹的這一詮釋，糾正了二程后學一味重理輕禮的思想傾向，對禮理關系的發展進行了調整。
朱熹對以上三個命題的補充、完善，基本上能夠概括其理學思想的主要內容。朱熹認為理必須要與氣相輔而行，理在氣中，氣亦在理中。理氣本身，二者不離，并無先后之分，理為萬物之本，氣為萬物之具。而從本原上討論，則理在先，即天地未判之前，已先有理；從時間上而言，則無先后。
理氣之同異又是如何反映在人身上的呢？朱熹認為，之所以有智愚清濁精粗純駁昏明厚薄之異，原因就在于氣之殊異。因此就修養論而言，朱熹主張涵養用敬、變化氣質。朱熹強調彰明天理，克制人欲，他認為天理就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人欲就是不正當之欲，非自然之欲，乃自私之欲，朱熹并不主張絕欲或無欲，因此他以天理為核心的思想，最終落實為居敬窮理、變化氣質，復天理滅人欲的修養工夫。
總之，朱子所言的理，既是天地宇宙萬物運行的規律，又是人間社會秩序、制度的準則，還是人至善的根源。朱子為天理建構了精致細密的理論體系和修養工夫，是其思想能夠影響廣泛而深遠的根本原因。
三、建構新儒學體系
朱熹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后王安石時代。朱熹不滿王安石頒行的《詩經》《尚書》《周禮》新經義的體系，曾說須將經典一一拆洗，重新拾掇才行。朱熹將其理學思想滲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形成了以《四書章句集注》為中心的新儒學體系建構。
朱熹終生保持著對《四書》的熱情，將其一生的心血凝聚于《四書》。《四書》為青少年時期的朱熹提供了充足的精神資源。四十三歲時，朱熹編了《論孟精義》，后采擷精華、發明己意、玩味經文，將理學思想滲入四書的詮釋中，并于漳州任上首次刊刻《四書章句集注》，并另輯有《四書或問》說明去取諸家解說的緣由。朱熹四十余年理會《四書》，自認為“《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朱熹臨終前三日還在修改《大學》的誠意章注釋。
《四書章句集注》集中體現了朱熹的理學思想，并各有側重。在《大學章句》中，朱熹將“往來于心三十余年”的格物之義植入，自分經傳，并補了134個字的格物傳。此格物補傳在中國思想史上引來了軒然大波，自面世以來毀譽參半、聚訟紛紜。值得一提的是，朱子所言的格物窮理，主要討論的是道德修養的問題，在《大學章句序》中，朱熹認為“小學”學的是“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格的是“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也就是說應從禮之“節文”中格出“天理”來。
在《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中，朱熹主要關注的是“圣賢氣象”。朱熹認為，讀《論語》《孟子》，最重要的是要體味圣賢的精神和人格。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重新確立了“道統”，并以道統繼承者自任。朱熹自創自設的道統之傳，后經門人弟子發揚，影響深遠。
《四書》新經典體系的組合與詮釋，標志著宋代新儒學體系建構的完成。在《四書》的傳播上，朱熹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學體系，朱熹認為：“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熹去世后，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就被列入官學。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書集注》為官學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
四、不可小覷的“朋友圈”
朱熹生活的南宋，雖偏安一隅，但卻是一個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的時代。僅就朱熹有深入交流的“朋友圈”而言，名儒碩學，比比皆是。朱熹之所以能集新儒學之大成，除了堅韌的性格和強大的學術自信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朋友間的相互交流、切磋、質疑、問難和挑戰。正是因為有朋友的砥礪，朱熹的思想才不斷進步，日益完善。朱熹在與朋友交往時，既是禮尚往來的彬彬儒者，又是錙銖必較的思想斗士。
張栻（1133-1180）是朱熹最敬重的朋友，為當時湖湘學派的領袖人物。1167年朱熹不遠千里到長沙拜訪張栻，向其請教中和問題，這就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張會講”。朱熹回福建后曾與張栻有多封書信往來，繼續討論中和問題，即所謂中和舊說。這時的朱熹略受湖湘學的影響，漸離李侗之默坐求中而趨于湖湘學派的因事省察。過了幾年，朱熹將中和舊說改造成中和新說，形成了系統的中和論，即繼承程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的思想，將敬貫穿于未發存養與已發省察之中。
呂祖謙（1137-1181）特別留心禮樂農兵、經世致用，為浙江史學開山之祖。朱熹奉呂為道學碩儒，對呂尊敬有加，曾遣兒子至金華受學于呂祖謙。朱熹在禮學、教學等方面受呂祖謙啟發尤多。兩人的合作也很多，朱呂合輯的《近思錄》為我國第一本哲學選集，成為以后的理學經典。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后，特請呂祖謙為記，詳細討論凸顯了白鹿洞書院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陸九淵（1139-1193）主張心與理一，宇宙之心即一己之心，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1175年，在呂祖謙的安排下，朱熹與陸氏兄弟會于江西信州鵝湖寺。此次會見主要的分歧在為學方法，朱熹教人，“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后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會后朱熹反省“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陸九淵聽說后，反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朱子認為，尊德性與道問學，有如兩輪兩翼，相輔而行，而陸九淵則決不妥協，不肯去短集長。此朱陸之爭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大事件，歷數百年之久，仍有回響。永康人陳亮（1143-1194）一生尊服朱子，稱贊朱熹為“人中之龍”，認為朱熹“論古今圣賢之用心，平易簡直”。但陳亮質疑朱熹所論的道、道統、王霸義利、成人之道等問題，兩人展開了激烈的學術論辯。
以上四人都蔚為大家，其與朱熹的思想交流、融合、交鋒都不同程度地對朱熹新儒學思想的形成和完善產生了積極而有力的影響。只不過此四人都先于朱熹去世，這使得朱熹的思想日漸突出，加之門徒眾多，學派的壯大也加快了朱熹思想傳播的力度。
朱熹自覺站在孔孟等巨人的肩膀上，將中國儒學思想創新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至今還難有思想家堪與比肩，其對整個東亞社會政治、思想的全面影響，也無人能及。對于如今仍執著于中國傳統學問的讀書人來說，讀到朱熹，就如同身邊多了一位嚴厲的執鞭之師，不時以其“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詠、切己省察”的讀書法教訓、鞭策著你，使你不敢有絲毫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