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王陽明《文錄》續編收有其《與楊邃庵》一書，筆者稽考相關文獻指出，此信非寫與楊一清者，而是寫給時任首輔大學士之楊廷和者。現存陽明文獻未見有與楊廷和的私人往來書信，厘清此一點，可以為我們考察王陽明與長期居正德中后期及嘉靖初年首輔之任的楊廷和間的關系提供新的材料，亦可見王陽明對于正嘉之際朝廷“新政”的看法。并于文末附論寄楊邃庵另一書，指出其存在相類似的問題。
關鍵詞：王陽明 楊一清 楊廷和 嘉靖新政
陽明《文錄》續編中收有《與楊邃庵》一書，筆者昔日曾指出此信非寫與楊一清（邃庵乃其號）者，[2]然究系寫與何人，心中疑竇終不能釋懷，今嘗試考之于此。茲錄其全文于下：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交于門下，至于今，且四十余年。父子之間，受惠于不知，蒙施于無跡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為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于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詘于當事也，則竟違眾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構于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為之表揚暴白于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于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為報乎！夫人有德于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謚為之代請，頗為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于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啟。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為戮也，然后敢舉而行之。[3]
此書乃陽明《文錄》成書后，錢德洪又廣為搜集，輯入《文錄》續編者，故而于早期陽明《文錄》諸本均未見此書。觀書中所語諸事，此書可確定為王陽明所撰無疑。《續編》未署該書撰作年代，于書中“邇者先君不幸大故”語可斷定此書作于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4]此書非寫與楊一清者亦可判定，楊一清于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年）八月以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至嘉靖三年甲申（1524年）十二月方起以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而此書中所列舉“受惠”、“蒙施”之諸端，大多發生于楊一清致仕家居期間，斷非楊一清所能為力者。而陽明寫此信時，亦楊一清家居時，書中所請之事亦斷非楊一清可及者。那么陽明此信究寫與何人？在探討這一點之前，我們先略為交代一下相關背景。此信為有所求而作，因其父“葬祭贈謚”事為禮部所抑，故有此一請。其事可參見陽明《乞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為奏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為禮部侍郎時，嘗為言官所論，謂臣父于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為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杰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杰、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圣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為報。[5]
陽明前信當與此疏作于一時者，綜合兩者二論，則其事由源于其父王華病故后，有司為其請“葬祭贈謚”，禮部借王華為官時舊事而有所裁抑，與“葬祭”而不與“贈謚”。故而王陽明上此疏申說，并寫此信請其人襄助，以為其父曝白，期得獲“贈謚”。除此人外，陽明壬午尚有《上彭幸庵》一書同言此事，彭幸庵即彭澤，時任兵部尚書。
厘清此書寫與何人的關鍵在于信中所提“受惠”、“蒙施”諸事，試略為稽考其相關年月如下。其一，“先君之為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王陽明祖母逝于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年）十月[6]，“乞葬祭”事當在此時。其二，“某之承乏于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王陽明獲知由巡撫南贛改授提督之任命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九月，[7]獲悉任命在此時，然改授提督乃陽明所主動奏請，其事可上溯至同年五月初八日陽明上《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8]之后。其三，“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詘于當事也，則竟違眾議而申之。”“在廣會征”，當指正德十三年（1518年）初三省夾攻大帽、浰頭諸寇事，王陽明于“三省夾攻”與當事者略有爭議，故信中有如此之言。其四，“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構于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為之表揚暴白于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段話所言是陽明平寧藩后之所遇，時間跨度自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年）平寧藩直至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年）十二月陽明封爵，其中“權奸”指江彬、許泰等人。綜合上述，則陽明此書所與之人，必為自正德十二年（1517年）直至陽明寫此信之嘉靖元年（1522年）始終居朝中要津之人，不然，難有如此諸般之“惠、施”了。
筆者初確定《續編》此書非與楊一清時，第一印象疑其為對王瓊所作，以上列“惠、施”諸事多與王瓊身份相合者，尤其所涉為陽明任南贛與江西事時，此參之王陽明此間《與王晉溪司馬》諸書可見。[9]然王瓊當正嘉鼎革之際已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下獄謫戍，[10]陽明辛巳年末封爵及壬午所請之事皆非其所能，可斷其非與王瓊書。又曾疑及此書亦為寫于彭澤者，或為與壬午《上彭幸庵》作于前后者，然彭澤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五月以都御史致仕，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方以兵部尚書起復，則此書所言“惠、施”諸端亦多與彭澤無涉。王瓊、彭澤雖與此信無涉，然綜觀陽明信中文字，其所言說的對象亦當至少如王瓊、彭澤之類位列七卿乃至其上者。
參諸《明史》宰輔年表及七卿年表，嘉靖元年（1522年）居于其位，且自正德十二年（1517年）以來長期在朝之人，數尚有限，除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蔣冕與毛紀三人而外，唯于嘉靖元年壬午四月致仕之工部尚書張子麟（自正德七年底以來一直擔任該職）勉強合于此條件，然亦基本上可予排除。至此我們基本上可以將考察視野集中于內閣之楊廷和、蔣冕與毛紀身上，陽明信中“自先君之始托交于門下，至于今，且四十余年”之語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條線索，“四十余年”當有所特指，其父王華于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年）舉進士，至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正合于“且四十余年”之數，所謂“始托交于門下”，則其人仕途之資歷當老于其父王華。考蔣冕舉進士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11]，毛紀舉進士亦在成化末年[12]，此二人資歷皆較王華為淺，亦可排除在外，唯楊廷和舉進士在成化十四年（1478年），[13]早于王華。如果我們假定的此信所受之人為七卿以上的前提不錯的話，那么合于條件者則非楊廷和莫屬。
以上是從相關事件發生的時間條件上所作的推求，細審此書相關文字，亦有足證受書之人非楊廷和莫屬者。細審書中所列“惠、施”諸端最后一事，孰能承當得起陽明所云“加之以顯爵”、“嘉允其奏”、“優之以存問”、“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數語，如視其為發于奏疏之中對君上而言者亦不為過，而當時廷臣之中，則非楊廷和不能承擔此諸語了。更有甚者，此間尚有數語可使受書人為楊廷和成為定讞：“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構于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為之表揚暴白于天下，……”其中“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為之表揚暴白于天下”一語是有所特指的，“維新之詔”即嘉靖登極詔書，其草擬之人正為楊廷和，楊廷和亦以草擬此詔而為后來史家所屢屢稱道。詔書雖為嘉靖登極而備，究其內容，實則藉此以革除明武宗一朝積弊，故而陽明此處稱其為“維新之詔”。至于“特為之表揚暴白于天下”在“維新之詔”正有此相關內容：
宸濠之變，……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官議擬，奏來定奪。[14]
此詔頒發于明世宗登極日之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陽明平定寧藩雖遠在一年半之前，非但未論功行賞，且其間所歷讒嫉構陷有非常人所堪者，此詔可謂陽明平寧藩功由朝廷論定之最早官方文獻。且見于詔告天下之登極詔，其影響非同一般，雖寥寥數語，然以陽明居平定寧藩之首功，則已確鑿無疑。既有此詔，則后來之“加之以顯爵”、“推及其三代”自可成水到渠成之事。故陽明謂其平寧藩之功為楊廷和“因維新之詔”而得以“表揚暴白于天下”，此語并不為過。今人或以陽明平寧藩之功甚為明了，“表揚暴白”實屬必然，實情則并非如此，除當時為權奸所構陷外，此后于陽明生前身后，江西之功或屢經查勘，或為人所議，以陽明于寧藩為“先與后取”者有之，以倡義舉兵平藩首功歸諸伍文定者有之，此不贅。
既可確定此書為與楊廷和書，其間不免有令人駭異處，陽明平藩之功為楊廷和所忌，幾為人所熟知。其事源自登極詔頒發后不久同年六月陽明京師之召為人所阻，后便道歸省，并任以南京兵部尚書。陽明此次召用被阻，《行狀》與《年譜》皆歸之“輔臣”，[15]歸諸“輔臣”當無異于歸諸楊廷和，而《明史》陽明本傳更明確點出楊廷和之名：
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16]
《明史》所述亦合情入理，楊廷和與王瓊之不相能亦為事實，王瓊于正嘉之際下獄謫戍，實楊廷和主之。陽明南贛平賊之功多歸諸王瓊亦為事實，而稽考史實，謂陽明南贛、江西之功多賴王瓊所玉成實本不為過，[17]故《明史》所言楊廷和因王瓊之故而不喜陽明揆之情理，并無悖謬。那么又如何看待陽明此信中所言相關情事呢？
首先需提及的是，楊廷和于正德七年（1512年）底至嘉靖三年（1524年）初長期擔任首輔，于正德中晚期及嘉靖初年之政局影響甚大，陽明政治生涯亦以此間為長，然現存陽明文字幾無一語道及楊廷和，遑論與楊廷和私人往還之書信。[18]僅就這一點而論，陽明此信是現存文獻中彌足珍貴的，他可以為我們審視陽明對于楊廷和及時局之觀感提供更多的信息。
謂現存文獻無陽明與楊廷和私人往還書信，只是局限于私人之間而言，陽明于寧王叛亂之際曾有《與當道書》，此“當道”當指內閣“諸老”而言，自以楊廷和為其首。此信所撰與飛報寧王謀反疏為同時，審信中所言，其主調不卑不亢，所言大致有三端。其一，因寧王謀反，言及昔日南贛屯兵因戶部奏革商稅致糧餉無取給而遣散，至今日無兵可用，此則有所怨。其二，言及自身對平叛事之策劃，讀之不能不佩服陽明處軍事之大才，后來平藩事情之進展，如虛張聲勢使寧王遲疑不進、寧王出而乘虛搗其巢穴，乃至終使寧王成擒，事態發展幾全在陽明此時籌劃之中。謂其為不卑不亢，則在于其三，陽明雖于平寧藩事已有成算，于此信中再申其“歸省”還家之愿，謂自身之所以處置此事，實乃激于此時江西情勢、激于“忠義”，而終請朝廷命將出師，以遂其抱病還家之愿。此“不卑不亢”之中即透露著幾分不滿，不滿于武宗一朝積弊叢生，而“當道”幾無所為。
此種情緒在陽明平寧藩接“獻俘”阻武宗南征遭饞忌構陷時亦屢有流露，如“獻俘”之初過草萍驛詩中所詠，“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19]陽明自知借“獻俘”阻武宗南征如螳臂當車，于“廟堂”諸公有所怨、有所望。而“獻俘”終被阻于杭州時，陽明再度責于“諸老”：“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20]后因“獻俘”屢受阻并遭構陷時，次年返回南昌后，亦曾于與弟子信中如此申說，“省葬之乞，……吏部至今不為一覆，豈必欲置人于死地然后已耶？仆之困苦危疑，當道計亦聞之，略不為一動心，何也？”[21]當然，此信所言與前二詩所言略有不同，詩中所針對的是阻武宗南征時，而于廟堂諸老有所怨望，信中則所針對者乃自身困苦危疑之處境。
以上是正嘉鼎革前陽明平寧藩時可以提供給我們有助于理解陽明對楊廷和之觀感的有限文字。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明史》所言“守仁前后平賊，率歸功瓊”，而在陽明此信中，如我們前所列舉者，亦將其間二事歸功于楊廷和，或以其為出于有所托之私人信件之諛詞，實則有不然者。陽明不徒南贛平賊歸功于王瓊，且其征寧藩功次亦率歸之于王瓊，其奏捷報功疏奏雖因“權奸”所撓，屢有所上，版本或有不同，然“率歸功瓊”則始終未曾改易，惟于嘉靖元年（1522）所上《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并及于楊廷和，相關內容如下：
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22]
此疏之背景尚有一二可交待者，其一，疏上之具體日期為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初十日，是時陽明之父王華尚在，不似前舉書信乃為其父去世因喪葬贈謚事有所請于楊廷和而發者。其二，王瓊此時已下獄謫戍，非但如疏中所言“未蒙顯褒”，疏中仍將征藩之功歸諸王瓊，可見陽明行事之一斑。其三，所可觸目者，楊廷和之名赫然在列，如上所言，此乃陽明以前所上諸奏捷、報功疏所未見，而唯獨見于此疏者。由此疏可證，陽明與楊廷和信中所言，實有其發于內心之觀感，此不徒我們前文已解析到的，為陽明平寧藩事“表揚暴白”于天下，實則亦在于正嘉鼎革之際由“維新之詔”而引發的一系列新政之舉措。王陽明曾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應召赴京上《便道歸省疏》中如此說：“天啟神圣，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為讒嫉者皆已誅斥略盡，陽德興而公道顯。”[23]此雖見于上疏對君上而言，然如所周知，正嘉之際之“新政”，實由楊廷和主之。
至此，陽明此封署名“與楊邃庵”信相關情境已剖析略盡，稍有疑問的是，陽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京師之召確為為人所阻，阻之者是否如《行狀》、《年譜》乃至《明史》所言為楊廷和，此則非本文論旨所關了。最后，略值得一提的是，陽明《文錄》外集收有《寄楊邃庵閣老》四書，其第三封亦非寫與楊一清者，附論于此。此信全文如下：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于門墻，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為，然自嘆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茍得，異時僨事，將為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于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于林下，則未死余年皆明公之賜，其為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24]
此信在文集中署有“丁亥”之年，初審視之，以為此乃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陽明起用兩廣之初以病辭免任命時事，其時楊一清為首輔，于上疏之同時請其代為促成此事而作。然諦審之，實大謬不然。與此書收錄一處的《寄楊邃庵閣老》之第四書亦作于丁亥，所言內容正為辭免兩廣任命之內容，確為作與楊一清者，審視相關內容，有彼則不必有此。此第三書實非作于丁亥者，其端有三。其一，“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陽明丁亥所上辭免疏乃疏乞養病，并非疏乞“原職致仕”，二者所言非一事。其二，“非才多病，待罪閑散，猶俱不堪”，此“閑散”二字非泛然之閑散，而指“閑散”之官，則陽明此時猶有官職在身，觀其下“猶懼不堪”語亦可見。此與陽明丁亥時居家身份（如第四書所言“養疴丘園”）不合。其三，“復蒙顯擢”，丁亥兩廣之任乃以南京兵部尚書原職兼左都御史起用，本未升官，自無所謂“顯擢”。有此三端，則此信斷非作于丁亥者。
亦由上列三端，此信撰于何年亦甚明了，即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年）陽明由南京鴻臚寺卿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之時，具體時間則為是年十月上《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25]之時。由南京鴻臚寺卿至左僉都御史為升任，可稱“顯擢”，至若“待罪閑散”，疏中亦言“待罪鴻臚閑散之地”，可相合，而“祈以原職致仕”，觀前引疏題即可見，疏題或為編纂者所加，而疏文中亦云“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可以確鑿無疑。除此時而外，準之陽明生平它時，斷無合此三端之情境者，此不贅。如此，則此信作于正德十一年十月上疏之時可為定讞。
其時間既可確定，則此信非與楊一清者亦幾可斷定，理由即楊一清已于是年八月致仕，不合于此書受書人之身份。[26]觀此書內容，似以發于當時舉薦陽明巡撫南贛之兵部尚書王瓊為適恰，然陽明至南贛后上謝恩疏時有與王瓊一書[27]，書中所言似可推斷此前二人并未就其事有所交流，且二書所言語氣亦有別，似非寫與一人者，則此書寫與王瓊的可能性似不大。至于此書究竟寫與何人，是否如前所論為與楊廷和而誤為與楊一清者，以無他佐證，無從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