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葉適誕辰860周年暨學術研討會論文

提要：葉適學術的成就體現在諸多領域，本文重在探研狹義上的葉適之學，即葉適儒學。首先以“一個實質、一個核心、六點精要、一大特色”簡明概述葉適儒學的理論體系和主要思想，然后從其對儒學的堅持與傳承、損益與破立上論述葉適儒學的歷史貢獻，進而評述其歷史地位和影響：事功儒學發展的一座歷史高峰，在當時以及之后數百年間對中國的經濟文化政治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最后，基于上述，結合現實，分析未來，析論其在政治、文化、經濟、社會四個方面的現實及未來價值。

關鍵字：葉適儒學 水心之學 理論體系 歷史貢獻 現代價值 

南宋大儒葉適開創的葉適之學，不僅指導自己一生“立言、立功、立德”，在哲學、文學、史學、教育、政治、軍事等諸多領域卓有建樹，而且創造成性地發展了儒學，將事功儒學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峰，被全祖望稱為與朱子理學、陸子心學鼎足而三的水心之學。本文期望用簡潔的語言，通過對葉適儒學學術理論與思想進行概述和簡評，探研其在儒學發展史上的獨特貢獻和地位，進而挖掘其在現實及未來的時代價值。 

一、葉適儒學概述與簡評 

葉適學術或水心（葉適晚年居永嘉城外水心村，學者因稱水心先生）之學的定義：廣義上的葉適學術是指葉適在哲學、經學、史學、文學、教育、政治、軍事等方面形成的理論與思想。狹義上的葉適學術是指其在創化發展儒學上所形成的獨特理論和思想。本文重在探研狹義上的葉適學術，即葉適儒學。

葉適儒學主要思想及特點：“一個實質、一個核心、六點精要、一大特色”，即：

（一）實質：相對“心性儒學”而言的“事功儒學”。

（二）核心：道在物中的道物論。

（三）六點精要

葉適儒學的六點精要，猶如葉適學術大廈的六根支柱，構成其理論和思想體系的基本框架。

1.道物論——道在物中，理備事足

“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習學記言序目 皇朝文鑒一》）

2.乾道論——乾為物主，獨陽不陰

“乾，物之主也，其進無不遂者” （《習學記言序目 周易一》）

“乾為《易》之主……后世不知《乾》所以成易，而指《易》以論乾” （《習學記言序目 周易四系辭上》）

“獨陽無陰，豈獨圣人以義禮尊之哉？乃天地之正性也” （《習學記言序目 周易二剝復》）

 “道者，陽而不陰之謂也。一陰一陽非所以言道也” （《習學記言序目 周易四系辭上》）

 “《易》于乾坤不并言，蓋因乾而后有坤也；天地則并言之矣，蓋有天則必有地也” （《習學記言序目 周易四系辭上》）

3.歷史觀——理在事中，理事統一

“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于經則理虛而無證，專于史而事礙而不通……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系……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葉適集 水心文集 徐德操春秋解序》

4.皇極論——和諧大道，難在大建

“是故圣人作焉，持大道以冒之，使之有以為異而不相害，是之為皇極。天地之內，六合之外，何不在焉？”（《葉適集 水心別集 皇極》）

“皇極無不有也，而其難在于建；建極非難也，而其難在于識其所以建”，“君子必將即其所以建者而言之，自有適無，而后皇極乃可得而論也” （《葉適集 水心別集 皇極》）

“自出其智力而不以眾建，則亢爽而不安；以眾建而不能大建，則其極樸固鄙近，可以茍安而不足以有為：治亂之效，皆在是矣”，“紂不能建，文、武以諸侯建之，臣若周公者建之最備，其極最大，故天下之言治者歸于周。”（《葉適集 水心別集 皇極》）

5.義利觀——以義和利，義利統一

“古人之稱曰：‘利，義之和’；其次曰：‘義，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為純義也，雖廢利不害其為專利也，此古今之分也” （《習學記言序目 左傳二》）

6.習學論——學思兼進，內外相成

“傅說謂‘惟學遜志’，‘道積于厥躬’；孔子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思學兼進者為圣” （《習學記言序目 論語》）

“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圣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為首……然后學者盡廢古人入德之條目，而以心性為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之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之道廢矣” （《習學記言序目 孟子》）

（四）特色：表現為儒家的事功派，經世致用性強。 

二、葉適儒學的歷史貢獻與地位 

    葉適儒學的歷史貢獻突出表現在對儒學的傳承與創化發展上：

（一）堅持與傳承

葉適一生從事教育30多年，從政30年，享年74歲，幾乎終生都在探求，并努力試圖堅守、傳承儒學的核心價值和真精神：

承續并發揚光大儒家的治經為學傳統。葉適以醇儒自律，根柢五經，直研四書，回溯原籍，辨章經典，探求、堅守、傳承儒學的核心價值。同時，以守道者的姿態對儒家的一些概念做正本清源工作，把儒家之道與佛、老之道區別開來。治學《周易》，不認為《易傳》全為孔子所做，許多內容是對易道精神的曲解；推崇《彖》《象》，崇乾尚陽，主張剛健自強的儒家精神；主張道在物中，道不離器。治學《尚書》，懷疑為孔子所編纂，重視皇極，并提出眾建、大建皇極以構和諧的思想。治學《詩經》，否定為孔子所刪定，重視和倡導詩教。治學《周禮》，不相信為周公所作，但又很重視此書，認為禮是儒家根體性的內容，借三禮進一步論證和發揮了道在物中的主張，離開具體的鐘鼓、玉帛無法理解禮樂，進而批駁了曾思孟一系對儒家之道作內向化的進思。治學《春秋》，贊“操義理之柄”以“示法戒、垂統紀”的書法，闡明“理在事中”的道理，肯定了霸統的積極意義，抽象的王道離開霸道不可能存在。治《論語》，對孔子思想精髓的理解是禮仁統一，仁居核心地位，但認為仁必須與禮的實踐結合在一起才有意義；強調習學（實踐和學習）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求道、成圣。

承續并發揚光大儒家的經世致用思想。“力行近乎仁”，儒學本質上講是“做”的學問，“行”的學說，“實踐”的學術，反對坐談論道、清談誤事、紙上談兵，努力學做君子成賢達圣，達則治國平天下，平則修身齊鄉里，是儒學的真精神、真神韻和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葉適在治經學中，無不流露、表現出顯明的通經致用意欲和風格，將永嘉學派事功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在一生30多年的執教、30年的為政生涯中做到了“學貴踐履、知行合一”，從一個出身于“貧匱三世”之家，奮斗成長，“立言、立功、立德”，成為在哲學、文學、史學、教育、政治、軍事等諸多領域卓有建的一代大儒，用鮮活而精彩的生命踐行了儒家的經世致用思想和真精神。

（二）損益與破立

葉適所“損”、所“破”的，是對曾、思、孟及宋以來理學、心學家們對儒家之道和儒學精神做過分內向化、心性化體認與發展的“心性儒學”；葉適所“益”、所“立”的，是通過對儒家原始典籍進行還原歷史真實情境的解讀、闡釋，古為今用，將儒學精神和儒家之道積極向外推展，挺立經世致用、學貴踐履、重視外王的“事功儒學”。

葉適立足“道在物中，理備事足”的道物論，發揚批判精神，敢于挑戰權威，通過對宋儒推崇的《孟子》、《大學》、《中庸》進行“新異”解讀和辯難：釋《孟子》，在承認孟學對繼承和發展孔學之功的同時，對孟子的心性理論及過于理想化、忽視現實力量、以德代政的仁政學說進行批評，提出孟學不能代表儒家正宗。釋《大學》，肯定修齊治平的外王層面，否定格致誠正的內圣路向，提出與道學根本不同的格物致知概念，把物看作“大為天地，幽為鬼神，微為蟲魚，遠為萬世”（《葉適集 水心別集 進卷》），將格物當作實現性情之和、在外王中實現內圣的途徑。釋《中庸》，在討論什么是中庸和如何達致中庸上，以經解經，援引《論語》、《尚書》、《周官》、《左傳》等經典將“庸”解釋為“用”、“利”，并提出迥異于道學關于中庸的解釋和實現進路，在否定《中庸》地位的同時，盡可能作事功學上的發揮。

通過對孟子心性理論、政治理論的批駁，對思孟學派、朱陸道學的辨難，力排漢、唐、宋諸儒對孔學向心性化、內向化的誤解、誤導、誤展。反對將“義”與“利”兩分，“道義”與“事功”對立起來，崇義貶利，崇道義抑事功，提出義利統一，道義事功統一的思想和主張。

（三）歷史地位和影響：

葉適集永嘉學派之大成，在儒學傳承與創化上、在事功儒學發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成為一代大儒，成為永嘉學派的重要代表、靈魂人物，使得重視事功的永嘉學派興盛一時。全祖望稱乾淳之間朱學、陸學、水心之學“鼎足而三”。

葉適儒學是事功儒學發展的一座歷史高峰，比較成功地回應了以賢士良臣為代表的南宋社會進步精英對保持自由精神、獨立人格，能夠光大儒學、振奮民族精神、清明國家政治、促進富國強軍和社會進步之新理論、新思想的渴求，尤其是其“義利統一，道義事功統一”的思想和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南宋時期的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數百年來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也產生了久遠的影響。 

三、葉適儒學的巨大時代價值 

    當前，中國正處在和平崛起、民族振興、中華文化復興的偉大時期，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脈與骨干、中華文明的核心與精髓的儒家文化，也迎來了復興的春天。數千年來，她滋養和推動了中華民族的頑強成長、不斷壯大、屢創輝煌，今天她的優秀理念和價值又將重新得到肯認和弘揚，再次造福當代中國和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類。做為事功儒學的葉適儒學，將會在新時代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社會建設等“外王”領域中展現出鮮活的時代價值：

（一）政治：對創新發展當代中國民主法制政治、改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促進國家長治久安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以勢不可擋之局實現第三次偉大飛躍：屏棄將（傳統）儒學為核心的中華文化、（現實）馬克思主義、（未來）先進政治文明視為對立的思想，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和諧、小康社會建設實際相結合，民族優秀傳統政治智慧（王道政治）與現實政治秩序（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人民代表大會制）、現代政治文明（民主與法制）的有效對接，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儒學現代化當代化相輔成、相統一，指導中國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長治久安政治軌道。

葉適儒學“眾建皇極，大建皇極，以構和諧”的皇極論、“學思兼進，內外相成，成賢達圣”的習學論等思想和理論，對于改善和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加強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黨性修養，反腐倡廉，保持黨的先進性，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提升執政能力；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政治文明，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無疑具有巨大的現實價值。

（二）文化：對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振奮民族精神、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中國和儒學數千年的發展歷史，說明一個道理：文化不敗，國家永存，民族不滅。

當前中國的現實危機：十三億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層面出現了巨大真空，各種外來文化乘虛而入，基督教、佛教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和城市迅速發展。這些歷經二千多年的優秀宗教文化在中國發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國的主體文化沒有發展或發展過慢，而出現賓喧主失因發混亂的局面。

如果說，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物質文明建設好比是國家和民族復興的強身工程的話，那么以中華文化建設為載體的精神文明建設則是中國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繁榮永續的偉大鑄魂工程，尤如構建起無形的韌不可摧的中華民族精神萬里長城。

葉適儒學“乾為物主，獨陽不陰”的乾道論和推崇《彖》《象》，主張動健陽剛、自強不息為儒家精神等理論和思想，對于促進儒學在新時代的創新和復興，構建當代儒學，弘揚中華文化，培固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對于培育和振奮民族精神，解決國民文化認同和信仰危機，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對于團結和凝聚中國人民和世界華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進，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三）經濟：對于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

當前，中國正值工商業蓬勃發展、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際，亦是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法制、機制不完備導致功利主義盛行、各種問題叢生的時期，誠信缺失，假劣猖獗，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不僅嚴重影響了人民大眾的健康、安全生活，也制約著市場經濟的長期繁榮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葉適儒學“以義和利，義利統一”的義利觀、“道義與事功相統一”的儒家事功主張、“學思兼進，內外相成”、“習學達道成圣”等的理論和思想，不僅對當代中國企業家提升自我修養，提升經營管理水平，帶領企業快速健康發展，而且對促進當代儒家經濟倫理建構，推動市場倫理機制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構建更富生機和活力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和長遠意義。

（四）社會：對于促進學習型社會建設、提升國民素質、構建和諧中國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胡錦濤主席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講話中講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事業，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輔相成、協調發展的事業。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任何時候都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精神文明建設層面卻臨著問題，社會不和諧音符日益增多，所以中央適時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

葉適儒學“學思兼進，內外相成”的習學論、“眾建皇極，大建皇極，以構和諧”的皇極論、重視學校教育、重視禮樂詩教、強調后天教育與培養道德需要過程等，對于傳承、創新、發展中華儒家傳統優秀教育理念與方式，推動“終身學習型”社會建設，端正人心敦化社風，提升國民文明素養；對于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矯治當前國家轉型期社會道德水準滑坡，構建當代儒家倫理，重建中華禮儀之邦，再造現代君子國度、文明中國；對于調節和融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行業與行業、團體與團體、階層與階層等之間的關系，消弭彼此之間的矛盾，消除不和諧之音符，建設和諧民族、和諧中國，無不有著可資利用的巨大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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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葉適集》上、中、下冊，劉公純等點校，中華書局，2010年7月。

《習學記言序目》上、下冊，葉適，中華書局，1977年10月。

《葉適研究》，周夢江、陳凡男，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葉適的學習之道》，蔣偉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2月。

《中國儒學年鑒》（2001年至2008年），山東《中國儒學年鑒》社。

《中國古代哲學史論》，李振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6月。

《儒學發展五期說及其現代價值的展現》，柳河東，第一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2008年9月。

《儒學的歷史使命及其現代復興之路》，柳河東，第三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