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在世時，以其怪誕的外表和奇異的言行搏盡了世人的眼球，成為一道可以與紫禁城相媲美的“文化景觀”，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極大關注。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只有胡適和林語堂兩人。1939年，胡適率先獲得提名。胡適的提名者為瑞典著名地理學家、探險家、瑞典文學院成員斯文赫定。

　　●辜鴻銘的譯文和著作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國深受推崇，可以說與當時歐洲社會普遍的戰后反思不無相關。而德國對東方文化尤其崇尚，更是出于其復雜的戰后心理。

　　●辜鴻銘的人生留給后人的談資可謂豐厚，他早在13歲即赴歐留學，在中國留學史上可稱前輩。通曉英、德、法、拉丁、希臘等近十門語言，罕見的語言天賦成為他嘲笑和捉弄洋人的重要資本。然而留學歸來的辜鴻銘，卻在風起云涌的西化浪潮中成為了一個堅定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他“菊殘猶有傲霜枝”式的小辮子，對納妾制、廷杖制等中國傳統制度的全力辯護，連同“茶壺與茶杯”的奇特言論、嗜好“金蓮”等的怪異行為，使他成為進步青年眼中不合時宜的舊人。但正是這樣一個被青年視為落伍的舊人，在近代中國竭盡所能地為捍衛民族尊嚴而斗爭。

    一則不靠譜的謠傳之由來

　　辜鴻銘是我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復雜而傳奇的人物。他憑借著非凡的語言天賦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赤誠熱愛，為中國文化的對外輸出做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這對以向西方學習為主要趨向的近代中國來說，尤為難能可貴。辜鴻銘在世時，以其怪誕的外表和奇異的言行博盡了世人的眼球，成為一道可以與紫禁城相媲美的“文化景觀”，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極大關注。辜鴻銘逝世后，作為同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就斐然的學者、翻譯家林語堂，專門在其主編的《人間世》雜志上推出“辜鴻銘特輯”（1934年第12期），并親自撰寫多篇回憶文章以示紀念。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極具歷史復雜性的辜鴻銘逐漸進入學界的研究視野，《文化怪杰辜鴻銘》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相繼問世，從歷史學的角度對辜鴻銘生前的奇聞異事做出了深入理性的闡釋。隨后，辜氏的西文著作不斷在黃興濤等學者的組織下被譯成中文集結出版。在學界所引起的關注也促使“辜鴻銘熱”成為了一個持續的文化現象。而近十余年來，一則關于“辜鴻銘與泰戈爾同被提名為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說法在網絡上流傳甚廣，人民網、中國社會科學網等主流網站均有采納，在一些正規的學術著作中也偶有提及。煞有介事的論述無疑為辜鴻銘的生平軼事再添一抹傳奇，一度形成了三人成虎般的熱鬧態勢。而辜鴻銘也由此被錯誤地捧上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歷史圣壇，深深寄寓著國人的驕傲和對諾獎的殷切期待。

　　那么，言之鑿鑿的“辜鴻銘與泰戈爾同獲1913年諾獎提名”的說法究竟從何而來呢？梳理謠傳的傳播史我們可以發現，這一論斷較早可追溯到社科院近史所學者陳民于1991年8月在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民國華僑名人傳略》一書。書中在將辜鴻銘與嚴復、林紓等我國翻譯界早期著名人物進行比較時指出：“他們在中西文化交流上，都作出歷史性的貢獻，但從西方的觀點看，辜鴻銘的貢獻則顯得更為難能可貴，因此被提名為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結果印度的泰戈爾入選）。”

　　陳著中辜鴻銘獲諾獎提名的說法出現后，一些后來的學者未能及時予以糾正，反而較為草率地沿襲了這一錯誤說法。如《廈門人物：海外篇》（鷺江出版社）、《辜鴻銘傳》（海南出版社）、《辜鴻銘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等著作，都對陳著中的錯誤內容有著明顯的繼承痕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辜鴻銘于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謠傳似乎成為了一種知識性的敘述，并借助文學傳記等形式被渲染得極為逼真。如在三卷本長篇歷史小說《奇人辜鴻銘》（中國青年出版社）中，通過刻畫辜鴻銘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時“既不滿又不屑”的情節，來突顯其狂放傲慢的人物性格。而在此后出版的《狂士怪杰：辜鴻銘別傳》（人民文學出版社）一書中，作者將辜鴻銘獲知諾獎提名時的感受描摹為“雖然該獎委員會最終通過的是泰戈爾，辜鴻銘落選了，但在當時，這件事畢竟也讓他產生了不少的興奮，猶如一劑強心針吧——它讓辜鴻銘再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價值。”從“既不滿又不屑”到“產生了不少的興奮”，上述兩種截然相反的文學描寫似乎印證了此事的荒誕。但是辜鴻銘獲得提名的說法還是被不少著作記錄了下來，且均將這一無中生有的謠傳作為一項基本的歷史事實進行闡述。

　　以上述著作為基礎，辜氏獲諾獎提名的說法于新世紀初期開始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借助網絡平臺，謠傳的傳播程度大大加深，至今仍是十分流行。網站欄目多以《解讀辜鴻銘》《民國名人與日本妻妾》等文章為藍本。隨著上述文章在人民網、國學網等網絡媒體中的反復出現，辜鴻銘成為“第一個獲諾獎提名的中國人”的信息被不斷強化，并憑借其精彩的婚戀故事而廣為傳誦。從此，“辜鴻銘于1913年與泰戈爾同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且“此舉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的傳聞便被渲染為一件言之鑿鑿的歷史事實。2012年，《文史博覽》雜志刊登《最早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人》一文，從吸人眼球的標題開始煞有介事地講述辜鴻銘獲獎提名的來龍去脈。此外，中國社會科學網站上的一些欄目文章，以及百度百科、上海交通大學校史館網站“交大英才”欄目對辜鴻銘的介紹等，無不對此進行了一場知識性的敘述。主流網站尚且如此，其他新聞、博客等網絡平臺上的傳播情況就更是不計其數了。

    真正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作家

　　那么被傳播得神乎其神的辜鴻銘獲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事，究竟是否屬實呢？朱安遠于2015年發表在《中國市場》的《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一些史實澄清——兼與作家傅光明博士商榷》一文中，用一個段落的篇幅表示此事是純屬臆想的無稽之談，這是對諾獎謠傳較為罕見的回應，但仍缺乏有力的史實說明。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數據庫建設為我們糾正前人的錯誤認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礎。而辜鴻銘獲諾獎提名一事，即可通過查詢諾獎的官方數據庫資料以證其真偽。

　　通過查閱諾貝爾獎項的官方網站可知，在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角逐中，共從總計32項提名中產生了28位被提名者。其中獲得提名的法國籍和丹麥籍作家各5人，英國籍作家4人，西班牙籍作家3人，瑞士、瑞典和意大利籍作家各2人，比利時、印度、愛爾蘭、奧地利和芬蘭籍作家各1人。在所有被提名者中并沒有中國籍作家出現。正如前文所闡述的那樣，印度籍詩人泰戈爾最終摘得了本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但此次被提名的諸多作家都在日后問鼎了這一榮譽，如瑞典作家魏爾納·海頓斯坦姆于1916年獲獎、丹麥作家卡爾·耶勒魯普和亨利克·彭托皮丹均于1917獲獎、瑞士作家卡爾·施皮特勒于1919年獲獎、法國作家阿納托爾·法郎士于1921年獲獎、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齊亞·黛萊達于1926年獲獎、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于1927年獲獎。

　　由于諾貝爾獎提名的保密期限為五十年，故而到目前為止，可以從諾貝爾官網的提名數據庫中找到1901—1965年文學獎的全部提名情況。筆者曾為此致信諾貝爾官方網站詢問保密規則究竟制定于何時，得到的回復稱：在1901年時，規定所有諾貝爾獎項的提名者和被提名者都是永遠保密的，直到1970年代才將保密期限改為五十年。這意味著且不說辜鴻銘未曾于1913年獲得提名，就算辜氏真的獲得了此項提名而最終沒有獲獎，其本人在有生之年也是不得而知的，那么傳記中所描繪的辜鴻銘在得知自己與諾獎失之交臂時的不同心情，也就更顯荒誕了。

　　通過查詢該項數據庫可知，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只有胡適和林語堂兩人。1939年，胡適率先獲得提名。胡適的提名者為瑞典著名地理學家、探險家、瑞典文學院成員斯 文 赫 定（Sven Hedin，1865-1952）。斯文赫定一生多次來訪中國，并于1900年的一個偶然機遇發現樓蘭古城，后又填補了西藏地區在西方地圖上的大片空白。1927年，斯文赫定與徐炳昶率領由中瑞兩國成員共同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前往中國西北，取得了重要的學術突破。極為有趣的是，斯文赫定本人也于1912、1913年連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而1913年正是辜鴻銘被謠傳獲得諾獎提名的這一屆。

　　除1939年提名胡適外，斯文赫定又緊接著于1940年提名了另一位中國著名學者、作家和翻譯家林語堂。林語堂在1940年共獲得了兩次提名，除斯文赫定外，另一位提名者則是美國著名女作家、人權與女權活動家賽珍珠（PearlBuck，1892-1973）。1950年，賽珍珠在時隔十年后再次提名林語堂為這一獎項的候選人，可惜林語堂最終仍未能獲選。值得一提的是，賽珍珠本人于1938年成功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而她在這一年度中共獲得了四次提名，其中一項則來自于斯文赫定的推選。1957年，胡適再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提名者為“國際筆會”（ThePEN），該組織在這一年共提名了包括胡適在內的三位候選人。

　　以上，便是諾貝爾官方數據庫（1901—1965年）中所有中國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情況。從中可知，中國最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是胡適（1939年1次，1957年1次），而被提名次數最多的為林語堂，共獲得過3次提名（1940年2次、1950年1次），斯文赫定和賽珍珠為提名中國籍候選人做出了重要的努力。

    謠傳現象的分析

　　盡管辜鴻銘曾獲諾獎提名的說法是一則被國人誤信的謠傳，但是其流傳范圍之廣、誤會程度之深的現象卻值得思考，這或許意味著辜氏確實具有一定獲得國際獎項的資質。具體來說，這與辜鴻銘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其自身的傳奇色彩，以及國人對諾獎的長期關注與渴望不無相關。

　　辜鴻銘被誤傳獲得諾獎提名的一個重要緣由，即是因為他曾系統地翻譯了儒家經典并將之介紹到西方世界。這在以向西方學習為主要文化趨向的近代中國來說，不僅極為難得，而且令人振奮。黃興濤在《閑話辜鴻銘》一書中指出，出于對理雅各譯作的不滿，辜鴻銘開始親自動手翻譯儒經，這在五四以前的近代中國僅此一家，因而其歷史地位值得重視。據其考證，辜鴻銘真正完整翻譯過儒家經典中的《論語》（1898年出版）《中庸》（1906年出版）和《大學》三部，并翻譯過《易經》《孝經》《詩經》《孟子》等經典中的部分內容。這些儒經譯本在西方獲得了極大的社會反響，而辜鴻銘的翻譯工作也在儒經西譯的歷史進程中占據了重要地位。除上述譯文外，辜鴻銘的《尊王篇》《日俄戰爭的道德原因》《中國牛津運動故事》《春秋大義》等英文著作也在西方受到了極大歡迎，這與他一貫推崇儒家文化的精神追求相一致，因而對中國的文化對外輸出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也正因如此，辜鴻銘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國享有著極高的聲譽和威望，這對備受凌辱的近代中國來說甚是罕見，因而常為國人所津津樂道，更以此來捍衛萎靡受創的國民精神。諸多時人的回憶文章都印證了這一點，如周君亮在《追憶怪才辜鴻銘》中稱：“在清末民初，嚴復伍光建林紓及辜鴻銘，均以溝通中西文化著名，嚴復伍光建與林紓都是將西方的學說或文藝介紹到中國，只有辜鴻銘是將中國學說介紹到外國，因此他所享的國際聲譽獨高，德國人曾將他的著作譯刊，且組織辜鴻銘俱樂部與研究會，專門研究他的思想”；震瀛在《記辜鴻銘先生》中評價道：“他是中國唯一的文人最給外國人崇拜的，因為他能夠把中國固有的文明，宣傳到外國去。不像別人只說外國的東西好！”王成圣在《突梯滑稽辜鴻銘》一文中表示，“辜鴻銘的論著譯述，使歐美日本許許多多著名的學者，都很崇拜他的思想。德國有位研究歌德哲學的奈爾遜教授，經常介紹他的學生們研究他的作品，尤其推祟他的三部書——一、《哀訴之音》；二、《中國人的精神》；三、《中國對歐洲思想之抵抗》……不但德國人曾將辜鴻銘的若干作品，加以譯述，尚且組織了辜鴻銘研究會，辜鴻銘俱樂部，清末民初的中國學人，在海外受到如此推祟尊重的，當以辜鴻銘獨占鰲頭了”。

　　德國奈爾遜教授對辜鴻銘格外推崇的事實，在嗣鑾紀念辜氏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證。嗣鑾在《辜鴻銘在德國》中回憶稱，他于民國十年赴德國求學，奈爾遜教授在與其閑談時便詢問是否讀過辜鴻銘的作品，而在得知國內的青年們因其頑固而“都不喜歡去理會他”時，奈爾遜“大為詫異”，并表達出自己對于辜氏的敬意：“辜鴻銘的著作，我幸讀了幾種，據我看來，他的哲學，意義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說畢便將辜氏的書籍從書架上一一取下來介紹。隨后，奈爾遜又從辜鴻銘發表于《倫敦泰晤士報》的文章中，了解到辜氏的孤苦及北京貧民的生活狀態，便親自籌款以版稅之名向辜鴻銘寄去，唯恐辜氏不受，并一再表達對辜著價值的推崇。嗣鑾在回憶中對此事印象格外深刻，稱“在德留學六七年，這要算是刺激最深的一件事”。當嗣鑾在時隔許久后再度赴德時，又聽聞留學生章用的兩位導師同樣對辜鴻銘推崇備至：其中一位C.Misch還只是向學生特別介紹，而另一位名為H.Nohe的先生，已經到了要求學生不懂辜鴻銘便不可以參加討論的地步。嗣鑾不禁深感辜鴻銘之見重于異國而受詬病于本國，進而呼吁我國學界能以“學者的態度”，將辜氏重新估價。除國內輿論對辜鴻銘國際聲譽的正面評價外，從外媒的負面報道中也可側面窺見一二。1904年，《國民日報匯編》“外論”欄目轉載《字林西報》文章《論辜鴻銘之無恥》，以諷刺辜鴻銘就清政府殺害湖南革命者沈藎一事作長函為太后辯護的行為。此文本以抨擊挖苦為主，然而在文章開頭，仍給予辜鴻銘如下一番評價：“辜鴻銘蘇格蘭大學堂卒業生也，學問充優，西國人眼目中素有此人。”以上這段不經意的介紹，也可見辜鴻銘享有的國際聲譽之高為國內外所公認。

　　而辜鴻銘的譯文和著作，也確實引起了西方社會的普遍重視，在國外享有廣闊的閱讀市場，這在國人的相關回憶中也已達成了共識。如惜陰在《國學辜湯生傳》中稱：“其西文著述，《尊王篇》風行各國，為一時事變所系。其傳譯經典以播文化于世界，有《中庸》《論語》譯本，及《春秋大義》等。要皆闡揚微言，光大教澤，以多刊布于海外，不及盡詳。此外因事發揮，登載西報文字若干篇。”羅振玉撰《外務部左丞辜君傳》道：“（辜鴻銘）乃譯四子書，及我國典制諸書為歐文。每一脫稿，列國爭傳譯”；孟祁在《記辜鴻銘翁》中表示：“先生因極力提倡綱常名教，曾制尊王篇為各國所爭譯傳誦之作……西文譯著有中庸，論語，春秋大義等譯本，皆宣揚中國固有文化之作。此外因事發揮，揭載西報文字亦綦多。”由此可見辜氏文章在國外之風靡。

　　辜鴻銘的譯文和著作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國深受推崇，可以說與當時歐洲社會普遍的戰后反思不無相關。而德國對東方文化尤其崇尚，更是出于其復雜的戰后心理。沈來秋在《略談辜鴻銘》中詳盡地分析道：

　　“當時德國人一般的心理是：一方面極端厭戰，祈求永久的和平，對于東方的哲學和宗教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不甘心在政治上屈服，對于西方列強存在著仇恨的心理，并且對西方文明發生懷疑，尋求另外出路。因而辜鴻銘的著作便出現在各個書店的窗柜之間，和它相陪襯的，還有尉禮賢關于中國經典子籍的譯著，如《論語》《孟子》《周易》《老子道德經》之類。

　　辜氏的著作，原文多半是英語，譯為德語后，由德國文化界名流作序予以介紹，發行德文版。其內容對于西方的一切都加以批判，有些牽涉到英國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論著。他眼光尖銳，立論犀利，得到一般讀者的好評，尤以德國的讀者最為快意，無異替他們吐出胸中不平之氣。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基本原因，是由英、德兩帝國主義爭霸而起的，大戰之后德國人對于大英民族的嫉妒無以復加，而對于法國人只是鄙視，認為不堪一擊。”

　　沈文中所述德國在戰后對英法的態度或可商榷，但是德國作為戰敗之國，反省更為深切、心態更為復雜卻是事實。以德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一戰的余煙消散之際，將探詢文明出路的目光轉向了東方文化，而此時在西方人眼中，最能集中代表東方文化旗幟的即是中國的辜鴻銘與印度的泰戈爾。因而可以說，把辜鴻銘與泰戈爾作比較的歷史由來已久，這也為后來二人同獲諾獎提名的謠傳增加了誤導性。沈來秋在《略談辜鴻銘》中稱：“這一時期，德國人士認為，可以代表東方文化的兩個人，除了辜鴻銘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只是一個詩人，而辜鴻銘除了是哲學家、文學家之外，還是一個政論家，對于德國的基本問題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沈文的這一論斷素為國人所頻繁引用，更是成為文學傳記中刻畫辜鴻銘對泰戈爾最終獲獎時極為不屑的有力證據。此外，1935年《社會新聞》載官谷所作《儒林掌故拾遺》，稱“國人研究西洋文學當推辜鴻銘氏為前輩，其名譯華英四書尤為海內所推重，氏與印度詩哲太戈爾齊名，而為英倫蕭伯納威爾斯所敬畏，固非尋常徒盜虛名者可比也”，也將辜鴻銘與泰戈爾同作為東方文化之代表等而視之。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泰戈爾于1924年訪華講學，辜鴻銘正是接待者之一，二人在北京的合影也在當時相見于報章，這為兩位東方文化代表間的相互交往增添了諸多遐想的空間。

　　除上述辜鴻銘對儒家經典的譯介和輸出工作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外，其自身的怪誕個性和傳奇經歷也為謠言的傳播滋生了土壤。辜鴻銘的人生留給后人的談資可謂豐厚，他早在13歲即赴歐留學，在中國留學史上可稱前輩。通曉英、德、法、拉丁、希臘等近十門語言，罕見的語言天賦成為他嘲笑和捉弄洋人的重要資本。然而留學歸來的辜鴻銘，卻在風起云涌的西化浪潮中成為了一個堅定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他“菊殘猶有傲霜枝”式的小辮子，對納妾制、廷杖制等中國傳統制度的全力辯護，連同“茶壺與茶杯”的奇特言論、嗜好“金蓮”等的怪異行為，使他成為進步青年眼中不合時宜的舊人。但正是這樣一個被青年視為落伍的舊人，在近代中國竭盡所能地為捍衛民族尊嚴而斗爭。中國女作家凌叔華在回憶中表示，當時的北京人常說，“庚子賠款以后，若沒有一個辜鴻銘支撐國家門面，西方人會把中國人看成連鼻子都不會有的！”可以說，這樣一番奇妙絕倫的人生履歷，為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謠言提供了滋長空間，使原本就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奇聞異事，又增添了一個奇上加奇的噱頭。

　　此外，國人百年來對諾貝爾各大獎項的長期關注與迫切渴望，也促使謠言得以大規模的傳播。“第一次獲此殊榮”的表述本身，即可見國際頂尖獎項的長期缺失對國人的文化心理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而辜鴻銘早在1913年便獲得提名的說法，無疑具有一種巨大的鼓舞和振奮力量，激發著中華民族的自信與自強，因此在一時之間得到了快速而廣泛的傳播。不過，隨著近年來國人在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項的相繼問鼎，以及中國實力的真正崛起，相信國人在國際榮譽的得失之間，應當具備了一種理性平和的大國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