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精神，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必須把“兩有”、“兩相”、“兩創”的方針結合起來。“兩有”即對古代的文化要有區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兩相”即中華優秀文化必須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兩創”即對中華文化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兩有”是講繼承的區別原則，“兩相”是講繼承的實踐要求，“兩創”是講繼承和創新的關系。繼承是基礎，轉化是方向，創新是重點。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體現黨的文化方針。
“創造性轉化”在近年中已經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提法，但其提出和演變，還需要做些梳理，才能使我們對這一詞語的使用有更清楚的認識。
一、林毓生的“創造的轉化”
“創造的轉化”這個概念本是美國華裔學者林毓生在1970年代面對“五四”時代激進的文化思潮而提出來的，他本人也曾說明他對應使用的英文為“creativetransfor⁃mation”，“創造的轉化”是對這一英文的翻譯。林毓生是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專家，也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據他說，“創造的轉化”這個概念，是他根據羅伯特·貝拉對“創造的改良主義”（creativere⁃formism）的分析而提出來的。而貝拉則是受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分析的影響。林毓生最早在1971年紀念其老師殷海光的文章《殷海光先生一生奮斗的永恒意義》提出“創造的轉化”這個概念，主要針對五四時代中國自由主義全盤否定中國傳統，而希望自由主義的文化立場有所調整轉變。他正式提出這個概念是在1972年的《五四時代激烈反傳統思潮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一文之中。
“創造的轉化”這一概念是針對五四自由主義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態度而提出來的一種修正。林毓生把五四自由主義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歸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他認為這是不可取的，這只能使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得不到任何本土文化資源的支持，反而使自己成為文化失落者。另一方面，他也強調這一立場與文化保守主義的區別，他反對“發揚固有文化”、“文化復興”一類的提法，反對唐君毅等港臺新儒家的文化思想，顯示出他自己對這個概念的使用還是有著自由主義的印記。他還指出，一方面，“創造的轉化”這個觀念的內涵是重視與傳統的連續性而不是全盤斷裂，一方面在連續中要有轉化，在轉化中產生新的東西。所以新的東西與傳統的關系是“辯證的連續”。
關于創造性轉化這個觀念的內容，林毓生多次做過明確說明，如：“簡單說，是把那些這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轉變成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中繼續保持文化認同。”他所說的符號主要指概念和語句，他所說的變遷是指以自由民主為主的社會變遷。因此，他對創造性轉化概念的定義和說明可概括為三句話：一，把中國文化中的概念與價值體系加以改造。二，使得經過改造和轉化的概念與價值體系變成有利于現代政治改革的種子。三，在社會變遷中保持文化的認同。其思想實質，是使社會變遷和文化認同統一起來，而不沖突；其基本方法是改造、轉化傳統的觀念，但不是打倒傳統的觀念。而其局限性是，對傳統觀念的轉化只是在“有利于自由民主”一個向度上。這是他作為自由主義者的明顯局限。
林毓生認為，僅僅從西方搬來一些觀念，不但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反而造成我們的危機，創造性轉化是指從傳統中找到有生機的質素，經過改造，與選擇的西方觀念價值相結合，而產生“新的東西”。比如“性善”可以作為這樣的資源，經過創造轉化，變成自由民主的人性論基礎。又如“仁”在與“禮”分開后，仁成為個人的道德自主性的意義，與外在的民主法制制度進行整合。可見，他所說的變遷始終著眼在西方現代社會的政治建制。
從美國中國研究的學科史來看，林毓生的這個概念，表現出他的問題意識是費正清時代關注中國近代“變遷與連續”的主題。而他的態度則是以自由主義的身份對五四自由主義的文化觀的一種反思和調整。他認為五四的經驗教訓是自由主義沒有處理好“傳統”和“文化認同”的問題，提出“創造性轉化”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文化態度，要求自由主義不再否定中國文化，重視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從而解決變遷與認同的沖突，使二者都能得到肯定。從1970年代到今天，他對五四自由主義的文化觀的批評和對文化認同重要性的補充，已得到不少自由知識分子的贊同。
雖然，“創造的轉化”本是自由主義內部在文化上的調整，要求自由主義把五四對傳統的“全盤否定”改變為“創造轉化”，但林毓生自己后來也把它的應用作了擴大，使它不僅是對自由主義的要求，也希望使之成為一般人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近幾十年來，海內外各界的人士廣泛積極地利用“創造的轉化”這一觀念形式，抽象地繼承這一觀念形式，但是，如果從我們今天對文化傳統繼承的立場來看，林毓生對“創造的轉化”的具體理解，仍有很大局限性，這也是需要指出的。這主要是：第一，這一觀念沒有表達“繼承”的意識，甚至和“弘揚”相對立，這樣的立場不可能成為全面的文化立場，如果林毓生把他的觀念概括為“辯證的連續”、“創造的轉化”兩句會更好。第二，轉化的方向只是有利于與自由民主的結合，完全沒有考慮與現代社會道德、倫理秩序、心靈安頓、精神提升、社會平衡的需要結合，這種轉化就不能不是單一的、片面的。
二、墨子刻以“調適”批評“轉化”
與林毓生同時代的美國中國學家墨子刻從一開始就對林毓生的“創造的轉化”的觀念提出異議，他從英文的語感出發，認為trans⁃formation（轉化）含有革命和根本改變的意思，而應當重視改良、調適（accommodation）。所以他提出了transformationvs accommoda⁃tion（“轉化/調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框架。他認為，中國近代歷史中的革命派屬于轉化型，改良派屬于調適型，前者主張激烈轉化，后者主張逐漸調適，而民國初年以來革命派代表的轉化方向一直居于思想上的優勢地位，他甚至稱五四思想為轉化思想。不過，“轉化/調適”這一框架更多地是來處理革命和改良的分別，并不像林毓生的“創造性轉化”觀念是專對思想文化的激進化傾向而發。墨子刻學生黃克武的《一個被放棄的選擇》一書中即運用了這一框架對梁啟超作了新的研究。
在墨子刻看來，“轉化”是根本改變，是在性質上發生變化，屬于革命派思維；這與改良、調整的觀念不同，故墨子刻用accommoda⁃tion（調適）來說明與革命思維不同的改良方針。在中文中，“轉化”雖然不一定有革命式的決裂意義，但確實沒有漸漸改良的意思，而有一種從方向上轉換的的意思。林毓生自身的立場并不是主張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創造性轉化觀念的提出正是針對思想革命而提出來的。所以墨子刻對這個概念的反對并不能針對林毓生的思想。但墨子刻提出“轉化”這個概念是不是過強，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由于墨子刻對“轉化”與“調適”的分別，主要用于政治思想史的主張，而不是文化態度，所以這里就不再多加討論了。
三、傅偉勛“創造的發展”
與林毓生等不同，1980年代初，傅偉勛由哲學思想史的研究而提出“創造的詮釋學”的方法論。其創造的詮釋學應用于文化傳承發展，是“站在傳統主義的保守立場與反傳統主義的冒進立場之間采取中道，主張思想文化傳統的繼往開來”。他強調，繼往就是“批判的繼承”，開來就是“創造的發展”，所以他的文化口號是“批判的繼承，創造的發展”。這個口號較林毓生的單一口號“創造的轉化”要合理，可惜沒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和推廣。尤其是，傅偉勛與林毓生不同，不是只從政治改革著眼，而是面對中國學術思想文化的重建發展，其文化的視野和對應面本來就更為廣泛。而且，“創造的發展”這一觀念，比起“創造的轉化”來，也沒有墨子刻對“轉化”所提出的可能毛病。在該口號中，“批判的繼承”應是取自5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界對待傳統文化的普遍提法，而“創造的發展”是傅偉勛自己特別基于其創造的詮釋學所引發出來的。其中還特別關注當代人與古典文本的“創造性對話”，以體現“相互主體性”。由于他的詮釋主張基于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的詮釋學理論，也曾被他應用于道家和佛教的典籍文本的解讀，經過深思、實踐而自得，故比較有系統性。當然，由于他的這一主張更具體化為五個層次的詮釋階段，往往被認為主要是針對思想文化文本的詮釋而言，容易忽略了“批判的繼承，創造的發展”具有的文化主張的意義。
應該說，就觀念的歷史而言，傅偉勛的“創造的發展”為我們今天提出“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基礎。就其創造的詮釋學的五個步驟而言，即“原典作者實際說了什么”、“原典作者說的意思是什么”、“原典作者所說可能蘊涵的是什么”、“原典作者應當說出什么”、“原典作者今天必須說出什么”，他強調應當說出什么的層次就是批判的繼承，必須說出什么的層次就是創造的發展。這些說法對古代文化的“創造的詮釋”提供了具體的途徑，從而也就如何面對古代經典文本進行“批判的繼承、創造的發展”提出了具體的實踐方法。但其中“批判的繼承”是我們50年代的口號，不能不含有批判優先于繼承的意義，今天應該予以調整。
四、當代中國文化方針的“創造性轉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以來有關中華優秀文化的系列重要講話在國內外引人注目，廣受好評，產生了巨大反響，其中一個提法就是“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傳統文化的系列重要講話充分綜合了黨在歷史上提出的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文化方針，又在此基礎上吸收了學術界有關傳統文化研究的成果，加以發展創新，提出了“兩有”、“兩相”、“兩創”的方針，為全面繼承和發展中華文化指明了方向。兩有即對古代的文化要有區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兩相即中華優秀文化必須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兩創即對中華文化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兩有”是講繼承的區別原則，“兩相”是講繼承的實踐要求，“兩創”是講繼承和創新的關系。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精神，繼承是基礎，創新是重點；結合時代條件賦予新的涵義就是轉化，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的生面就是創新。強調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講話在這些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觀點，是對黨以往的文化方針的新發展。當然這，不意味著，對黨的理論和實踐來說，有關繼承的理論難題都已經解決，事實上在繼承的問題上還有很多人停留在以批判為主的思維，需要加以轉變；而是說，面對今天治國理政的復雜實踐需求，今后的關注應當更多地以理論聯系實際的態度，集中于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提出“兩創”的基本前提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蘊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華民族的崇高的價值追求，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道德，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另一方面，中華文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社會治理等還存在需要協調適應、建立合理關系的地方。我們所說的“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表現形式加以利用、擴充、改造和創造性的詮釋，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激活其生命力。我們所說的“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發展其現代表達形式，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
應該指出，需要把“對中華文化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放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整體中來加深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反復提到要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因此，繼承、弘揚應當是是轉化、創新的前提，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在揚棄中繼承，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這些都是與林毓生或其他人的講法有重要或根本不同的。就概念來說，由于“創造性轉化”的命題本身沒有表達出繼承、弘揚的意思，“轉化”中不僅沒有包括繼承和弘揚，而且突出的是改變、轉變的意思，所以“創造性轉化”的提法，是有其應用范圍的。可見“兩創”雖然是實踐的重點，但畢竟還不能把黨對傳統文化的方針歸結為“兩創”，僅僅提“兩創”還不能使我們全面掌握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內容精神，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精神，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必須把“兩有”、“兩相”、“兩創”的方針結合起來。“兩有”即對古代的文化要有區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兩相”即中華優秀文化必須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兩創”即對中華文化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兩有”是講繼承的區別原則，“兩相”是講繼承的實踐要求，“兩創”是講繼承和創新的關系。繼承是基礎，轉化是方向，創新是重點；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體現黨的文化方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