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絲綢文明的始源國
人類文化始于衣食住行，而服飾是文明之首。一般說來，從原始皮革樹衣縫制發展到麻葛紡織縫制技術，出現原始服飾的審美的觀念，就是服飾由文化進步到文明的過程。早在上古采集漁獵時代，“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后來用骨錐骨針縫制獸皮樹衣。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出現陶、石紡輪和原始的水平織布機、麻葛平紋織布，佩戴綠松石、玉石飾件，這是中華服飾文明的開始。不同而獨特的是，在適宜桑蠶并最早發現絲織的地域，則出現了以絲綢為特征的紡織縫制技術。《海外北經》記載有“歐絲之野”“一女子跪據樹歐絲”的遠古傳述。“歐絲”即“嘔吐絲”，實指女子跪據樹而發現噉桑吐絲的野蠶，經飼養為家蠶，繅絲即出現絲綢技術的歷史過程。據歷史學家蒙文通研究，《山海經·海外北經》是巴蜀人作品，其中所述“歐絲之野”即指巴蜀大地，這是飼蠶養桑繅絲最早的文獻記載，也是獨特的中華絲綢文明出現的最早記載。
從考古發現看，中華大地上在新石器時代已有多處與絲織有關的印記和遺存發現，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湖州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約4750年），發掘出絲、麻兩種原料的織成品。絲織品包括絹布、絲帶和絲線，由家蠶絲織成，有單絲絞捻、粗細經緯相紡、平紋組織等樣式，說明四五千年前在黃河與長江流域已有多處養蠶織綢的技術存在。同時也說明中華絲綢文明滿天星斗式起源的特征，這與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的模式是一致的。
從歷史文獻看，記載最早養蠶繅絲技術的發明人是5000年前黃帝元妃嫘祖。嫘祖的“嫘”字，也寓意女性繅絲累累一團之義，指最早發明人是女性，這與傳統的“男耕女織”是一致的。嫘祖以絲綢為黃帝制“錦裳”，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辭下》），這才會出現“雍容垂拱”的禮儀以開啟中國文明時代。因之，我認為，除了世界古文明形成的一些共同標準以外，只有絲綢文明是中華文明形成的獨特標志。
黃帝與嫘祖創制絲綢文明，有不少說法，從北周時起，還興起了供奉嫘祖為絲綢行業始祖“先蠶西陵氏神”的習俗。我們從這些習俗的興盛地還可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它往往是源遠流長的桑蠶文化傳統的起源地，如四川的成都、南充、鹽亭等地。不能簡單地把這些習俗看成一般傳說，它應是祖先歷代相傳，留存至今的絲綢起源口述史。將它與考古發現相印證，說明中國是絲綢文明的起源國。直到公元552年拜占庭派景教僧人到中國把蠶種私藏在竹杖內偷運回國，這是西方世界養蠶繅絲的開始。公元十二世紀十字軍東征時，養蠶繅絲法才引入歐洲的意大利、法國、英國。
絲綢文明誕生的重要搖籃
天府四川是中華絲綢文明起源的重要源頭之一，首先是因為有良好優越的桑蠶自然條件。成都百花潭出土有戰國嵌錯水陸攻戰紋銅壺，在其第一層繪有弋射、采桑圖，描摹16位婦女著絲裙，攀樹上，坐枝頭，采桑葉，提桑籃的生動圖像。成都附近的新都、彭州、郫都區等地漢墓出土有漢代“桑園”畫像磚，描繪有桑園和柴門，高髻婦女手執長竿采桑葉的圖像。雖然這是戰國秦漢時的作品，但它是西蜀“都廣之野”自古以來就為桑麻遍野的“歐絲之野”的寫照。
其次，蜀中有自古喜歡養蠶的人文條件。成都交通巷曾出土西周時期銅戈，兩面均刻畫有蠶形，說明這是養蠶習俗的產物。殷墟和周原甲骨都有“蜀”字，又有“蠶”字。甲骨文“蠶”字作蠶形圖像，而“蜀”字則突出眼目，其身彎曲蜎蜎態，后期“蜀”字又加“蟲”形在其身內，證明蜀字形是從蠶字形孳乳出來的。單獨的蠶形是甲骨文的“蠶”字，而其身蜎蜎，臥在桑葉上，則是“蜀”字，可見“蜀地”“蜀國”的得名是來源于西蜀喜栽桑養蠶的習俗。
蜀地的絲綢業就是在上述古蜀自然和人文兩個條件具備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
從蜀國第一代先祖蠶叢的得名，還可看出蜀的蠶絲業起源于上古漁獵時期。“蠶叢”是野蠶叢集的意思。古蜀人源于食蟲氏族，最初即食野蠶，后來發現野蠶吐絲的功能，即把它培養為家蠶。“蠶叢”是對該部族蜀王具有叢簇養蠶繅絲技術才能的尊稱。蠶叢氏的祖地，相傳在岷山蠶陵，今茂縣有“蠶陵重鎮”古碑，后為地震水災所沒。東晉干寶《搜神記》載有蜀女為桑葉所包裹化為蠶，變成青衣神馬頭娘的故事，就是蠶叢時代衣青衣流傳下來的神話，故“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蠶叢部族的興起，充分說明西蜀是中華絲綢文明起源的搖籃之一。
由此可見，蠶叢是對蜀王的尊稱，“蜀山氏”則是對以蠶桑為特征的部族的尊稱，嫘祖則是以發明蠶繭織絲為特征的專稱。黃帝嫘祖族后裔昌意、高陽氏顓頊集團與蜀山氏從昌仆、淖子開始即世為婚姻聯盟。這兩大部族，一個擅長織造技藝，一個擅長植桑養蠶，二者完美結合，互學互鑒，密切交流，形成絲綢文明一個獨特的起源、發展、承傳的體系。
蜀錦、蜀繡是巴蜀絲綢文明發展的最高標志。成都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有陶石紡輪和刻有紡織印記的繩紋與網格紋陶器，三星堆月亮灣遺址、成都十二橋和指揮街遺址均出土了陶石紡輪，說明紡織技術發現很早。而青銅時代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銅立人像，身著黻黼錦衣，右衽三層，飾有華美絲織龍紋、鹮鳥紋、獸面紋，配有編織綬帶，說明青銅時代蜀地就已出現錦衣絲繡，這是后來蜀錦蜀繡的前身。
秦漢三國時代，蜀錦成為蜀地蜀國重要的經濟收入。諸葛孔明云：“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當時成都、臨淄、襄邑（河南睢縣）三大絲綢中心各有特色、各有承傳：臨淄特色是“齊紈魯素”；襄邑是“織成錦”；成都是“錦綾”，其質量之精美，超過了中原。
蜀錦蜀繡的得名，也是在秦漢時代產生的。據吾師徐中舒先生考證，錦綾即“錦繡緞”，“緞”是在砧石上捶打，使之光滑挺拔，故謂之緞。緞是蜀絲綢文明的特色產物。左思《蜀都賦》說：“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這兩句話說了兩件事∶一是著名產品“貝錦”。貝錦之名見于《詩經》，指織出錦紋好似多色的彩貝，這是漢代蜀錦的知名品牌。二是指蜀錦只有經過錦江上游的鮮水洗濯，才能出現鮮艷的錦色，優于天下諸錦，故濯錦之江稱為錦江，管理織錦作坊的官署在錦江岸邊，稱為“錦官城”，錦官城所在區域則稱為“錦里”。成都有“錦城”的代稱，就是從錦官城簡稱得來的。
生產蜀錦的紡織工具也出現了奇跡。漢代出現了高級提花機代替手工刺繡，在2013年前這還僅見于文獻記載，其形象也只出現在成都曾家包漢墓出土畫像石所繪織布機和織絲機，而沒有實物。2013年首次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2號漢墓出土四架木制織機模型實物和14個漆木彩繪紡織工匠俑。這是迄今為止，在我國也是世界上發現時代最早的表現蜀錦織機作坊生產過程的實物。該織機采用的是“高樓雙峙”技術，織造的綿綾經緯密度很大。現代的丁橋花樓織機，仍傳承使用其法。這四個織機模型是蜀錦蜀繡對世界絲織文明起源和演進所作特殊貢獻的明證。
反過來看，巴蜀絲綢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又為天府農耕文明帶來深遠的影響。到唐宋時期，揚州和成都是世界上財富聚集和文化交流互鑒的大都市，有“揚一益二”之稱。
蜀錦的文化價值
考古發現的漢代絲織品，如河北懷安、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古樓蘭遺址、蒙古諾音烏那遺址、朝鮮樂浪郡遺址均有彩色織錦出土，上面往往織有吉祥語，多為“延年益壽大宜子孫”“登高明望四海”“長樂明光”“萬年益壽”等。唯有在絲綢之路上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蜀錦護膊文字不同，最富文化內涵和特色。1995年在該遺址發現一塊東漢至三國時期蜀錦護膊，上有孔雀、仙鶴、辟邪、虎紋、云紋與五星紋彩色圖案，尤其是所織隸書“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八個字令人震撼！《史記·天官書》中記載：“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
按照當時漢代人的看法，日月五星的天象方位，是與地上物象人事的動作相對應的，特別是同國之大事“祀與戎”有關，這叫作“天人之符”。“五星”有兩指，一指“天之五官坐位”，包括“紫宮（中宮）、房心（東宮）、權衡（南宮）、咸池（西宮）、虛危（北宮）”。五星另一指佐天行德的“天之五佐”，包括水、火、金、木、土五星。前五星為經，后五星為緯，經緯相織，分天之中。天官的責任，就是觀察三辰五星經緯交織的天中之道，以便“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天有五星，地有五行”，觀察天的五星與地的五行的位置變化，可以決定國家大事或軍事征伐。如果“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積于東方”則利于出兵討伐分裂叛亂勢力，“其赤，中國勝”，“可以禮致天下”。兩漢三國時期，南羌常有分裂叛亂，因此要選五星聚于東方一舍之天象時機加以討伐，這是有利于中國大一統的時機。
尼雅出土的這塊蜀錦上的文字，今天可以當作“中國”身份的文化認同來解讀。即使是工藝品制作，也要在華麗物質世界中以高超技藝繡出精神境界。難怪司馬相如寫賦，也要學習蜀錦工匠“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的高妙巧思和超精技藝，以紡絲織綢善于創新的工匠精神，來寫錦心繡口的大賦了。
四川對絲綢之路的奉獻
“天府之國”的四川，是長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和發展的中心，是中華民族文明，同時也是中華絲綢文明起源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搖籃。在漢唐時代，世界處于黑暗中世紀的城市衰落時期，唯“揚一益二”，通過諸條絲綢之路的中外商品貿易和文化互鑒，獨放異彩。
四川具有絲綢服飾文明起源的祖先口述史、獨具特色的考古發現史和絲綢之路上獨特的商品交換史等多重優勢，對北方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以及西南出海絲綢之路，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貢獻和特殊的歷史作用。蜀人司馬相如所云“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控引天地、錯綜古今”，體現了歷代蜀人沖出盆地四塞，開拓四面通道，走向外部世界的精神。
天府發展歷史證明：天府四川離不開諸條絲綢之路，諸條絲綢之路也離不開天府四川。在今天開展“一帶一路”文明交流合作、互學互鑒中，天府四川同樣離不開，定會承襲它奉獻于諸條絲綢之路的文明理念、歷史優勢和歷史經驗，發揮其獨特的古與今魅力，起到它應有的作用。請看今年一月以來至今，每天在天府廣場的成都博物館參觀“絲路之魂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特展”的人數，平均每天均在萬人以上，這個渴望融入“一帶一路”的熱潮，就是上述論斷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