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音韻講義》（以下簡稱《講義》）最近由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了，這是個好消息。因為《講義》是漢語音韻、方言研究方面的經典著作，也是一部很受老師和學生歡迎的教材。

　　《講義》一書的兩位作者:丁聲樹（1909—1989）、李榮（1920—2002）兩位先生，都是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貢獻卓著的大家。

　　丁聲樹先生193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由沈兼士教授推薦，旋即進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從事研究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員、編輯員、副研究員，并曾和董同龢、吳宗濟、楊時逢一起，跟隨當時的語言組主任、留美歸國的趙元任（1892—1982）做過多次方言調查，足跡遍布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1949年以后，丁先生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等職。丁先生學識淵博、涉獵廣泛，在訓詁學、語法學、詞典學、音韻學、方言學等領域均有超凡建樹。李方桂先生對丁先生作了如下評價：“他聰明過人，理解能力很強，刻苦鉆研現代漢語、語言學等學科的全部知識……他在西方語言學和中國語文學方面是訓練最好的人。”（見《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丁先生早年所撰《釋否定詞‘弗’‘不’》（1934）、《詩經‘式’字說》（1936）、《詩卷耳芣苢‘采采’說》（1938）、《論詩經中的‘何’‘曷’‘胡’》（1942）、《‘早晚’與‘何當’》（1948）等論文，篇篇精彩、字字珠璣。《現代漢語語法研究》（1961）、《現代漢語詞典》（1961年試印本）也都是在丁先生的主持下編成的。方言調查與研究方面，丁先生曾領導過河北張家口、昌黎兩處的方言調查，其中《昌黎方言志》的初版、新版分別由科學出版社（1960）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印行。《河南省遂平方言記略》《方言調查詞匯手冊》（均見于《方言》1989年2期）則在先生逝世后才刊出。音韻研究方面，除了《講義》（1957）、《古今字音對照手冊》（1958）兩部專書（其中《講義》的內容最早在《方言》1981年4期正式刊出），先生還寫過《‘碚’字音讀答問》（1943）、《說‘匼’字音》（1943）、《談談語音構造和語音演變的規律》（1952）等言簡意賅、深入淺出的文章。

　　李榮先生于20世紀30年代末就讀于西南聯大，后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學部攻讀研究生，導師是羅常培、唐蘭、袁家驊三位教授。先生的畢業論文《切韻音系中的幾個問題》（1946年2月通過答辯）后來寫成專書《切韻音系》（1952初版，1956年重印）。該書是繼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年法文版）之后又一部對漢語中古音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的著作。先生在該書的序中說：“作者十分榮幸，本文付印前，承丁梧梓先生賜閱，指正多處。”（筆者按，梧梓是丁聲樹先生的字）當時丁、李兩位都在語言研究所供職，時相過從，切磋學術自然是很方便的事。李先生在關于丁聲樹先生的回憶文章里還說：“1961年，丁先生正式調入詞典室主持工作；1979年10月9日住院，一直臥病到1989年3月1日逝世。1961年我也臨時調到詞典室，幫忙修訂《現代漢語詞典》，到1963年冬天為止。從語法小組到方言組，到詞典室，我一直跟著丁先生工作。”（見《方言》1989年2期）《講義》的撰作，無疑是兩位在學術上的又一次親密合作。

　　為了促進漢語規范化，包括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等，全國性的方言調查工作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便成為迫在眉睫的工作之一。因此，1956年起，教育部、語言研究所聯合舉辦了多期普通話語音研究班。丁聲樹、李榮、周殿富、徐世榮等都是研究班的教員。在方言地區“推普”，需要掌握調查研究方言的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比如聽辨國際音標、熟悉漢語中古音等。《講義》便是第一至第三期研究班“漢語音韻”課的講義。

　　下面主要從結構、文字、觀點三個方面，介紹和評述《講義》的特色和價值。

　　一、架構合理、體例完備。該書共包括九章，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壹到伍章，討論聲母問題，第二部分為第陸到玖章，則討論韻母，最后一部分是“附錄”（《廣韻》反切上字表）。其中第肆、捌兩章專門講述古今（“古”指中古音，“今”指北京音）漢語的介音，嚴格來說，這部分內容跟聲母、韻母兩方面都有關系。相對而言，聲調的問題最簡單，無需多費筆墨，所以《講義》第貳章便結合聲母的清濁性質，交代了古今聲調的基本特點。大致說來，北方方言比南方方言的調類簡單，如北京話只有陰、陽、上、去四個調類，廣州話則有九個聲調，除了平、上、去、入四聲各分陰陽，陰入調還需再分上陰入、下陰入（《講義》4頁，以下所標頁碼皆指該書）。

　　《講義》的內容按聲、韻兩大塊來編排，先列出聲、韻母總表，提綱挈領、一目了然。總述之后，再分專題。聲母部分，分別說明了聲母清濁與聲調（4—5頁）、聲母清濁與送氣與否（5—7頁）的關系。聲母分清濁，聲調分陰陽，清對陰、濁對陽，相伴相生，密不可分。除了鼻音、流音、半元音（語音學上叫做“響音”），漢語的聲母分送氣和不送氣兩類。中古音時期，聲母的清濁與送氣不送氣的關系，可用全清（清不送氣聲母）、次清（清送氣聲母）、全濁（濁不送氣聲母）、次濁（響音聲母）四類來描述。

　　語言學是介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門學科，音韻學也不例外，有大量術語、概念、邏輯關系、操作程序、變化規律等需要熟練掌握，因此在課程講授的同時，得輔之以大量的課堂、課后練習，才能獲得好的效果。《講義》在內容上除了有著科學的架構，體例上也頗值得贊賞。該書不但以大量的表格清晰地展示了需要學員掌握的知識點，而且針對不同的內容，為該書共設計了133個習題，分布在各章之內。這些習題無疑有利于鞏固基礎知識，并引導學員進一步思考，獲得新知。

　　二、立論持中、文字嚴謹。作為教材，除了要保證教學內容的完整和系統，同時也要顧及知識點的權威性和準確性。《講義》的編者是音韻學研究的大家，有足夠的學養，將學界禁得起考驗的學術觀點、論證思路呈現在學員面前。比如說到作為最重要的古今聲調演變規律之一的“濁上歸去”時，該書指出：“這是一條很重要的演變規律，官話區的方言幾乎全是這樣的。只有少數方言，古全濁上聲今讀‘陽上’調。還有一些分陰陽去的方言，古全濁上聲字往往歸到‘陽去’里去了”（4頁）。

　　《講義》一方面擅長講規律，另一方面也能把例外情形交代得一清二楚。例如第19頁論及古今音開合口的對應時說：“今音[nl]兩母的開口呼，古代大半是一二等開口。比如‘南耐能來樓狼’是一等開口，‘拿奶冷’是二等開口。但是有一部分是從古代合口來的，如‘雷內嫩儂’是一等合口，‘類淚’是三等合口。”根據北京音，可以掌握古今對應規律，但語音演變會出現例外，19世紀的西方語言學家已經指出了這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北京音的例外，在其他方言則可能是“例內”。比如“雷”在濟南、太原、成都、揚州、雙峰、南昌、梅縣、陽江、廣州、廈門、潮州等漢語方言都是讀合口的（見《漢語方音字匯》），與古音相合。

　　作為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的教材，《講義》在引述前人的研究方面，并沒有過多地涉及可能存在爭議的論題，以免枝蔓太多，讓人誤解。《講義》提到，按照清代學者陳澧的研究，傳統“三十六字母”的“照穿床審禪”按中古音應分作“莊初崇生”（照二）、“章昌船書”（照三）兩類（2頁），除此以外，全書沒有再提到其他學者的名字。論述上的嚴謹還表現在其他兩個方面：第一，該書對學界（包括作者自己）的學術觀點的取舍有當。第二，為了方便來自不同方言區的學員都能掌握該書的內容，《講義》只以北京音作為中古音的比較對象，幾乎沒有引用其他方言的材料，但在適當的地方舉北京話以外的語料作為證據，也是《講義》表述嚴謹、持論得當的表現。

　　三、面向應用、影響深遠。音韻學一向被認為艱澀難懂，不少學生一開始感興趣，但入門不易，真正能夠完全掌握進而熟練運用就更困難了。《講義》的編寫，不僅是為了通過北京音，學習音韻學的基礎知識，而且還要為全國性的方言普查工作培養業務骨干。事實證明，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的語音研究班，培養了一大批漢語方言研究的專家，同時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方言調查。其成果包括全國各地的方言調查報告、各方言區學習普通話手冊、《方言與普通話集刊》（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1959）等，如《浙江方音集》（1959年油印本）、《閩東、北方言調查資料匯編（內部交流）》（1959）、《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1960）、《山東方言語音概況》（1960）、《河北方言概況》（1961）、《安徽方言概況》（1962年鉛印本）、《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1962—1963）等。

　　《講義》作為建國后最早的音韻學的入門教材，對方言、音韻學科發展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該書發明的不少術語，大大方便了方言調查人員的記憶和使用，如對聲母作“系”“組”“母”的分級命名（2頁）；提出了“照二”“照三”“喻三”“喻四”等名目，可以從中了解到南朝《切韻》、唐宋韻圖兩個時代在聲母分類上的特點（2頁）；等等。與《講義》同時期編寫的還有《方言調查字表》（1955年7月第一版），兩書互相配合，為調查漢語方言音系所用。要正確使用《字表》，前提是掌握《廣韻》的聲、韻、調系統，亦即通過對某個方言語音的記錄，從中可以得知中古音與現代音的對應、方言音系在古今演變上的特點。總之，若沒有《講義》的內容作為知識準備，方言調查便無從著手，音韻研究則更是缺少重要的階梯。

　　《講義》早在1957年就已編成，距今倏忽已近60年。一個甲子的光陰，絲毫沒有讓這部“小書”失其應有的光彩，它既“薄”且“厚”，儼然成為經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今年重印該書，相信可以引導更多的年輕學子通過這本書，了解到如何學習這門兼具傳統和創新的學問，登“方言”之堂，入“音韻”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