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禮制源遠流長、綿延不絕，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和載體，對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改善社會風氣、提升國人道德，凝聚中華兒女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今天，探究中華禮制變遷的規律，無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毋庸諱言，在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諸民族之間有過矛盾與沖突。但它們能在認同中華禮制的前提下逐漸緩和矛盾、化解沖突，形成共存共榮的良好關系。例如，在我國歷史上，無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還是之后建立遼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滿族，無一例外地認同并服膺中華禮制，從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斷向前推進。顯然，發揮中華禮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國人、增強自信的重要途徑。

　　中華先民并不只是講究禮儀“進退周旋，威儀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禮儀的內在精神實質。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記·郊特牲》稱，“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所謂尊其義，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強調道德踐履。孔子稱頌那些能夠修身立德、行禮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賢，反復強調“不學禮，無以立”。堅持知禮行禮、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體現了中華先民的主流價值觀。中華禮制注重道德修養與道德實踐，強調知行合一，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說，中華禮制自誕生之日起就具備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過程中逐漸將道德教育與理想教育緊密結合，強調自幼及長、禮教終生，提倡仁愛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養道德人格、建設禮儀之邦。所謂禮儀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覺的社會，是諸族和諧、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眾富庶的社會。中華禮制提出的愿景，是中華先民們向往和著力構建的社會。中華禮制所倡導的仁愛精神、忠恕之道、和諧社會等學說，能為今日構建和諧世界貢獻中華民族的智慧。

　　作為一種制度，中華禮制在歷史上曾為各種政權服務。在封建社會，它強調封建等級，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華禮制能夠與時俱進、吐故納新，不斷改革與變遷。孔子提到三代禮制傳承中的“損益”，便是一種改革；《禮記》進一步提出“時為大”這一與時俱進的禮制改革原則。適時變革是中華禮制演進的重要原則，這使它成為與中華民族同生共長、傳承久遠的文化傳統。

　　由孔子創建、孟子加以發揮的儒家禮制觀，在戰國時期曾飽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為這種禮制觀僅僅重視禮的道德層面，而對禮的制度規范層面關注不夠。秦漢之后，我們的先人力圖將禮與法結合起來，融禮入法、禮法合一成為中華禮制變遷的重要轉折。禮法合一要求人們遵禮守法，違禮即違法。禮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規范；禮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規范之用。《禮記·經解》認為“禮禁亂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過禮來“止邪于未形”，使人們“徙善遠罪”，達到“禁亂”和教育人的目的，對我們今天推進國家和社會治理有一定啟示意義。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