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有言：“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對“盡物性”一詞的解釋歷來多有爭議，朱熹釋為“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即能很好地認識并處理好與自然物的關系，可謂一語中的。認識自然、珍愛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并基于此來實現人們的身心安頓之道，這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大智慧。

　　我國傳統的身心安頓之道突出地表現在山水田園文化中，在許多詩人的詩化語言中，山水田園令人陶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田園生活中的詩人所描繪的美景與其心境、意境相交融，被稱為古代最美的圖景之一，其間，詩人身之安頓、心之靜謐又可想見如斯。“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詩人展示的不僅是一幅美麗的田園山水畫與鄉村民俗圖，給人感觸更深的是作者面對此情此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心態流露。“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在詩人看來，與美麗的山水相伴，簡直如臨仙境，此間身心之安頓、愉悅，亦非語言所能表述。

　　中國山水田園文化之魅力常令人臻于“物我兩忘”乃至佛教中“無我”的境界，人們寄情自然、親近自然，在山水田園中實現身心安頓之道。中國山水田園文化中既有理想的成分，又提供了一種具體的生活方式，與當代生態文明相吻合。

　　當代生態文明的提倡是人們痛定思痛之舉。人類社會先后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等，而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是以笛卡爾、休謨等西方學者建立的人與自然關系的主客二元對立思想作為理論基礎的。其結果，一方面充分展現了人類利用自然、創造財富的能力。另一方面，對自然界的瘋狂掠奪造成了生態失衡的局面。大規模工業生產的代價是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在這種危機之下，西方生態倫理學、生態社會主義等學派開始出現并發聲。眾多學者盡管見仁見智，但還是形成了基本共識：人類與自然不是“主客關系”乃至“主奴關系”，而是共生和諧的關系，人類必須要與自然和諧相處，以維護生態平衡及共同家園。

　　相對于西方學者頗帶悲觀情緒的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我們對這一問題的回應顯得十分自信，提出要“以建設美麗中國為目標，以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為核心”“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這其中的自信某種程度上正是源自于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以貫之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理念。無論是《周易》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抑或是孔子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等論述，都清楚地表達了“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理念。在我國長期發揮著安頓身心功能的山水田園文化，表現出愛護自然、親近自然、融于自然的特色，提倡的是一種既是詩意的又是現實的、符合生態文明要求的生活方式。同時，它體現出我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精髓，對于當今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一定的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