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中國絲綢博物館的館長趙豐策劃的“絲路霓裳——中國絲綢藝術”展，剛剛送走了G20峰會嘉賓。從新石器時期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絹片到唐代絲綢之路上的獅子紋錦，豐富的展品不僅講述了中國絲綢藝術輝煌的歷程，也展示了人類文明的互相促進。而他關于絲路之綢的著作——《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今年也由黃山書社再版，滿足了讀者了解絲綢之路上最重要載體絲綢的前世今生的愿望。

　　趙豐總說，自己走過的路就是一條絲綢之路。他的父母都是絲綢廠的技術人員，他從小在絲綢制造業的環境中成長，有空就會幫助媽媽在繅絲車上索緒添緒，上大學主修了絲綢工業技術，工作后又轉而研究中國絲綢史。西湖邊上著名的絲綢博物館就是他策劃設計的，其中的大部分文物都是他去征集的。由于絲織品有機物的保存非常不易，對環境有苛刻的要求，因而只有大西北的絲織品出土最多。1985年以來，他赴新疆一年不止一次，直到在新疆博物館建成了紡織品重點科研基地工作站。1989年為籌建中的絲綢博物館征集文物時，他環塔克拉瑪干沙漠進行了考察，持劍出天山，風雪過焉耆，明月宿樓蘭。作為傳播交流最廣的文物，歐亞大陸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博物館都收藏有大量的絲路之“綢”，趙豐一有機會就去“逛”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吉美博物館，艾爾米塔什博物館……這些收藏單位都與趙豐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將他們的藏品資料提供給他，于是我們在書中可以看到許多精美的絲綢圖片。

　　這本書的最大特點是所有的觀點都有考古出土的絲綢實物作支撐。中國絲綢的起源已經找到了非常多的考古學證明，最早的絲綢也是“事鬼神而用之”的，有特殊的含義。絲綢的傳播也早于張騫出使西域，通過草原之路，人們已經在阿勒泰南北發現了大量的紡織品，包括絲綢。漢晉時期，中國絲綢工藝已相當發達，開始了大規模的西傳。

　　趙豐在書中強調，錦是一種用彩色絲線織出的有圖案的織品，它改變了絲綢平面和單色的性質，織出一個五彩繽紛的立體的世界。錦的出現，代表了絲織技法的重大突破。漢代是錦的繁盛期和成熟期，人們可以在錦上織出幾何紋、鳥獸、云氣、山水、花草、文字等等。從樓蘭到中亞的帕爾米拉，都有漢錦的圖案流行。當然很快亞歷山大東征，使西風遠來，帶來了希臘化藝術，也就是犍陀羅藝術，它對絲織品的影響也是深遠的。這在尼雅等地出土的蠟染棉布中都有所反映。 

　　雖然絲綢之路的終點是羅馬，不過中國人也許并沒有真正到過羅馬，考古學家認為羅馬人也沒有直接和中國人進行過絲綢貿易，大量的貿易是在帕爾米拉這樣的驛站完成的。而且從公元3世紀起，絲綢之路沿線的一些城市相繼建立了自己的絲綢紡織業，與中國絲綢爭奪國際市場。據史書記載，羅馬商人習慣從商人手中購得中國素絲，運到地中海東岸紡織業中心，然后按照羅馬人喜愛的圖案重新織造和染色，再行銷至羅馬帝國各地。中亞的許多城市都接受了來自中國絲綢的技術，但都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造。這些在趙豐的書中都有非常清晰的呈現。

　　盛唐無疑是中國絲綢的又一次變革，從技術到風格都有了大的改變，出現了大唐新樣。敦煌和法門寺的絲綢就是最好的標本。中國絲綢向日本的傳播也始于此，今天在日本的正倉院依然可以看到保存精美的唐朝絲織品。這部分內容，由于實例頗多，趙豐也描寫極其詳盡。

　　東西方持續了兩千多年的雙向交流不僅造就了華麗精美的絲綢，也使不同的文明得以交流互動。趙豐一直有個理想，就是用絲路上出土的代表各種形態、各種藝術風格、各種紡織技術的紡織品遺存來實證這條路對于沿線各個國家的經濟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如今這個理想不但在博物館中得到了展現，而且架構起他這本書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