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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層需求——當代書院興起的動因與情緣

       

      [ 編輯:tangtang | 時間:2016-09-16 14:11:21 | 推薦:曲阜優秀商家展示 | 來源: | 作者: ]

      一種對儒家教育傳統的廣泛認同

        千年書院,行程漫漫。

        “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這一由南宋大儒朱熹撰寫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至今仍銘刻在廬山白鹿洞書院內的一處石碑上。它既是白鹿洞書院學規,也成為后世遍及全國的書院及地方官學的學規。

        教導學生注重人格的發展與完善,接受讀書非為名利等思想,是中國傳統書院教育的目標,是一種以“道”為核心的人文精神。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這樣闡釋傳統書院精神的基本內涵。

        “傳統書院源出唐代私人治學的書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采古代‘官學’與‘私學’之所長,需要具備學術研究、講學、藏書、刻書、祭祀以及以經營學田為辦學經費來源等基本功能。近30年來,隨著國學之風日益強勁,各地出現了許多新式書院,‘書院’又重新回到人們視野中。”岳麓書院教授鄧洪波介紹。

        鄧洪波做過一項調研:目前,全國活躍的書院有約2000余所,類型不一而足。有高校啟動本科書院制教育模式改革后建立起來的以“書院”命名的新式學院;有在高校內復建的傳統書院;有學者聯合起來創辦的民間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團體;有向幼兒、學齡兒童教授蒙學、儒家經典的培訓班;有對城鄉公眾進行國學文化普及的非營利性組織;也有以企業家為主要授課對象的經營團體。

        “雖然當今書院與傳統書院有差距,整體水平也參差不齊,但以儒家經典為載體的教化功能基本被延續了下來。各類機構均以‘書院’命名,也說明他們對這一儒家傳統教育方式表示認同。”鄧洪波這樣看待時下興起的書院熱。

        一股來自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深厚力量

        20世紀80年代,有感于百年來東西方文化在我國主體性的“顛倒”,馮友蘭、張岱年、朱伯昆和湯一介等幾位教授聯合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北師大及部分港澳臺專家,共建了中國文化書院。

        談起創辦初衷,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長王守常仍能清晰記起先生們“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讓西方文化走進中國”的用心。“書院長期以來堅持嚴正的學術立場,積極從事藏書、編書和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正在編纂的《中國文化書院導師文集》叢書,既是向先生們致敬,也是從一個側面記錄與反映當代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步履。”王守常說。

        鄧洪波的調研數據顯示,591所新式書院中,官方建立的有142所,占比24.70%,民間興起的書院449所,占總體的75.30%。

        “書院熱是一股來自民間的對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層需求。”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這樣闡釋民間書院大量興起的文化動因,“盛世修典,一國的文化繁榮程度與國勢息息相關。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在磨難與變革中走向世界,對待自身文化的態度也在不斷發生變化。30年來經濟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對深入系統地學習自身傳統文化有了自覺需求,這是一種文化自信的表現。”

        但郭齊勇指出,民間書院數量越來越多,難免魚龍混雜,當下書院一定要端正辦學目的,要弘揚傳統書院“立志悟道、修身成德”等精神,提高書院品質。

        “梅貽琦先生曾說,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故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現行的教育方式可能會將學生培養成‘精致的個人主義者’。反觀傳統書院教育,自宋明理學家創辦以來,以德行教育為主,不以科舉為唯一目的,其師生之間自由討論的學風與授課方式對啟迪學生創新精神亦有好處。我們崇尚理性精神,我們也需要借鑒傳統哲學的智慧。”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郭齊家表示。

        一場知識分子理想與現實的長遠博弈

        在經歷了最初“憑情懷”的理想主義階段后,四海孔子書院院長馮哲觀察到,以教育培訓為主要內容的書院創辦者們正變得日趨理性。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書院的課程體系變得更為全面,以私塾、學堂、書院為例,此前主要內容基于“讀經”,追求量和速度,現在變得更加注意治學方法,慢慢從讀經拓展到文字學等其他中國傳統文化學科和課程;與此同時,對文化教育的認識水平、師資團隊、書院管理的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他舉了一個例子,儒家講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現在一些書院除了書法等傳統學科外,開始開展射藝培訓,教學生用身體體悟中國文化。

        在北京順義七寶閣書院院長馬一弘的書房內,有一幅樓宇烈先生送給他的書法作品,上書“蒙以養正”四字。談起樓先生80高齡仍筆耕不輟,教書育人,四處講學,馬一弘感受到了一股強烈的使命感。他說,這也是他創辦書院的初衷。面對近期“讀經班”引發的爭議,他的觀點很鮮明,一味“讀經”并不等同于啟蒙教育,啟蒙教育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讀經”,以少兒為培養對象的私塾、學堂、書院應該是在現行教育體系上做“加法”,在必要的通識教育之外增加傳統文化的內容,而不是簡單地做“替代法”。

        數量眾多、形式紛繁,價值與意義彰顯,但文化傳播與育人理念缺乏新的規范,或是民間書院發展的現狀。如何在繼承古代書院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對其精華部分進行現代化改造,使之適應當下的現代教育環境,是當代書院生存和發展需要面臨的共同課題,也是致力于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理想與現實的長遠博弈。(本報記者 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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