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中國鄉村社會中，村落、市鎮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由于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村鎮內部、村鎮之間以及村鎮與外部更大區域間都存在著不同層次的互動與整合。對此學界早有關注，并提出了若干理論范式加以解釋，其中較為重要的包括施堅雅的市場體系理論、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以及杜贊奇所提出的“權力的文化網絡”模式等，都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中國鄉村社會整合的內在邏輯，這些模式的提出無疑加深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但是，以上若干模式中，除了杜贊奇曾論及關帝信仰在華北鄉村社會文化網絡構成中所起到的作用外，其余均將民間信仰排除在外。

　　然而事實上，在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圍繞民間信仰而存在的地方神靈、祭祀儀式、祭祀組織等是當地社會經濟、民眾精神生活的重要紐帶，與鄉村社會的整合之間有著密切關系。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廟往往是里社的中心所在，《說文解字》解釋“社”字為“地主也，從示、土”。《周禮》云：“二十五家為社。”可以看到，所謂社在一開始就表示了一種地緣方面的聯系，社的標志最初是上面涂著血的一束茅草，后來則演化為所謂社樹，無論是茅草還是社樹，事實上都是為了表明土地的占有情況與圍繞廟宇形成的鄉村聚落的現實存在。

　　從現代學術史的脈絡來看，1938年日本學者岡田謙在研究臺灣士林地區的民間信仰時首次提出了祭祀圈這一概念，用以分析臺灣地區民間信仰共同體與村落社會整合之間的關系。大約與岡田謙相先后，福武直和林惠海等通過對江南吳縣等地民間信仰的實地考察，提出了宗教圈的概念，并已注意到了該地區存在的所謂上位廟與下位廟的關系。1972—1976年，在臺灣學界展開“濁大計劃”研究的過程中，祭祀圈理論日益得到完善。至1980年代，相關學者進一步將祭祀圈視為社會組織，認為其是指“一個以主祭神為中心，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

　　1990年代后，鄭振滿、陳春聲等人曾分別通過對福建莆田以及廣東樟林等地民間信仰的研究，對該理論作出了回應。他們一方面肯定地指出，祭祀圈并非臺灣移民社會的特殊產物，而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普遍現象；另一方面通過運用“神廟祭典”“信仰空間”這樣一些概念來描述一個“相互重疊的”“動態的”信仰與社區關系的演變過程，以糾正祭祀圈概念太過重視共時性分析的偏弊。

　　筆者近年來長期關注太湖流域的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整合之間的關系，關于這一問題，史學、人類學、民俗學界的一些學者也已有不少較為有益的探討。但是還存在不少盲點，有待深入，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江南地區內部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開發時間的早晚，實際上有其空間差異性，如低鄉與高鄉的不同、沿江與沿海的相異、太湖以南與太湖以西的區分等均可為明證，不同區域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情況也多有參差。這種參差與不同，必然會對地方信仰共同體產生影響，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一旦人類終于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依種種外界的（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條件，以及他們的特殊的自然習性（他們的部落性質）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而目前雖然曾經有學者論及低鄉、高鄉的區別及其對民間信仰的影響，但總體而言，學界對太湖流域內部的空間差異性注意不夠，更未能從類型學的角度深入闡發在不同區域，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整合之間的關系有什么相異之處。

　　其次，已有研究對于民間信仰在地方社會的具體實踐著墨不多，少有論及信仰活動對聚落形成、發展的影響以及民間信仰與地方不同宗族、人群、地域組織之間的互動及其后果等問題，尤其缺乏對村、鎮個案的分析，這是與缺少長期、定點的田野調查相關的。

　　第三，佛教、道教等正統宗教在江南地區的歷史淵源深厚，因此，在處理江南鄉村社會中的民間信仰問題時，它與佛道系統之間競爭或合作的關系是繞不開的，但在現有的研究中，對此幾乎未能著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第四，江南地區的鄉村社會實際上既包括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社會，同時還包括與農民（陸上人）社會相對的漁民（水上人）社會，而在已有的研究中雖有零星提及，但總體而言，對于后者的信仰與生活世界以及兩者之間關系的認識，尚多流于表面，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加以研究。

　　當前關于民間信仰與太湖流域鄉村社會整合關系的研究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展開：一是要考察民間信仰在太湖流域村落、市鎮最初形成、擴展、分化、再整合的歷史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二是民間信仰組織與儀式在當地鄉村社會中是如何起到劃分社會界限、構成地方勢力的作用的；三是民間信仰與太湖流域地方佛道系統、商業力量以及地方宗族等在長時段中的競合關系及其對鄉村社會整合的影響；四是太湖流域漁民（水上人）的信仰體系與漁民群體的歷史、生活之間的關系。

　　當然，作為討論的基礎，必須進一步具體考察太湖流域村落與市鎮民間信仰的實踐情形，包括地方神廟的空間布局及其變遷，各類信仰組織的構成、經濟基礎、運作方式，圍繞廟宇、神靈舉行的各類信仰儀式，與信仰活動相關的儀式專家（巫覡）的角色與作用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正如筆者在上文已經指出的，在研究過程中要充分貫徹關注太湖流域內部差異的研究思路，只有做到對不同區域的個性給予充分關注，才能夠凸顯研究的價值所在。具體而言，也就是要采用類型學的方法，將該區域劃分為不同類型，選取若干典型個案，考察在不同類型的區域中，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整合之間的關系有何異同之處。在此基礎上嘗試提出該區域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整合關系的不同類型，同時對學界已有相關研究作出重新的驗證、闡釋或補充，并有可能進一步對目前關于傳統中國鄉村研究的若干模式有所回應。

　　大致來說，由于地理、人文、社會經濟條件的不同，太湖流域可以進一步細分為若干區域，如沿江地區、沿海地區、低鄉地區、高鄉地區、太湖南岸地區、太湖以西丘陵地區等等。總體來說，在開發時間較早的鎮鄉聚落，社會經濟相對發達，受到商業發展影響，社會流動頻繁，地方家族、士人、商人等各類組織和人群與民間信仰、地方神靈之間有著多層次的互動。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整合之間的關系也經常表現得比較復雜，使其與佛道宗教、宗族、商業、科舉等各類因素緊密地糾結在一起，在促進地方社會整合的過程中往往更多表現出相互交織、競爭的關系。而在那些開發時間稍晚的沿江、沿海地區，由于成陸時間晚，地方神廟與聚落形成、發展的關系相對清晰，有跡可循，“有鎮（村）必有廟”“以廟興鎮”的現象特別突出，地方神靈與鄉村社會之間的結合較為直接，往往會在市鎮、鄉村形成、發展的過程中發揮某種主導性的作用。還有一種類型則是位于太湖盆地邊緣的丘陵地區，蘇浙皖交界處的鄉村，在那里，移民（家族）的力量一般較大，他們與地方信仰的關系十分密切，各類信仰儀式也與鄉村社會的發生、發育有很密切的關系，致使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整合之間的關系也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地方。

　　與陸上的鄉村、市鎮相對應的，則是水上人的世界。漁民作為明清太湖流域重要的社會群體，有其自身的信仰世界，形成了與陸上人有別的神靈體系、信仰觀念和信仰組織，亦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但同時也存在對前者的模仿。而他們的祭祀儀式中則往往較好地保存了與本群體社會生活和信仰相關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值得深入探討。

　　就研究方法來說，民間信仰視野下的鄉村社會整合是一項綜合性研究，其中特別要強調田野調查的實施。進行田野考察的目的既是為了搜集文獻（包括碑刻資料、科儀文書、民間寶卷等），也是為了讀懂文獻，同時置身于鄉土之間，還可以激發問題意識。當前相關田野調查的推進必須在前人基礎上有所突破，也特別應該選擇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研究個案，對民間神廟、信仰組織、信仰儀式等進行定點、定期的深入調查，以充分彰顯太湖流域內部民間信仰的多樣性，并思考它是如何在不同市鎮、村落社會的整合過程中發揮作用的。作為研究者，尤其要注意深度參與各類民間信仰的儀式儀軌活動，加深對其具體運作情況的理解，把握儀式活動中的一些關鍵環節，同時與組織、運作民間信仰活動的關鍵人群進行全面的接觸和交流。

　　近年來日本學者濱島敦俊教授通過研究曾經指出，16世紀以降，隨著里甲制的解體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江南地區形成了縣—鎮（鄉腳）—村的社會結構，這反映在信仰領域，便是出現了城隍廟—鎮城隍（東岳廟）—社廟這樣層次鮮明的格局。這一觀點對我們理解明清以來江南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整合之間的關系有著積極的啟示意義。但基于類型學和田野調查的相關研究表明，他對上述信仰重層關系的概括受到了祭祀圈、宗教圈等理論的影響，因此也有所偏頗，帶上了理想化的色彩，實際上無法完全涵蓋民間信仰與江南鄉村社會互動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事實上民間信仰在太湖流域鄉村社會整合過程中具體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受到它與地理環境、商品經濟、宗族勢力、佛道宗教等多重因素互動結果的影響，而且具體神靈或廟宇“靈力”的大小也應受到重視，兼顧多方因素，才能較全面地認識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整合的關系。

　　在太湖流域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整合關系的研究中，尤其需要重視以“廟界”為代表的信仰共同體的構造與內容，此類共同體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圍繞其存在的祭祀組織、祭祀禮儀、儀式專家是促進鄉村社會整合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們往往具有相對穩定性，但也會隨外部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遷，是觀察鄉村社會整合歷史與整合程度的重要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