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金文叢”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套大家小書。其與商務之前策劃出版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相配套，取名“碎金”，意在輯零碎而顯真知。叢書所錄，非為諸名家大家正襟危坐寫就的學術著作，而是隨性揮灑或點滴積累的小品文章。

　　這些言簡而雋永的吉光片羽，和他們大塊頭的著作風格迥異，恰恰能幫助讀者一窺他們治學的門徑與細節，了解他們不為人知的品格與個性，或者更為時尚地講，就如同讓讀者了解他們的微信朋友圈一樣，在日積月累的家長里短你來我往中呈現時代的枝蔓。

　　——編 者 

　　對于讀者來說，那些可以隨身攜帶、放在枕邊隨時翻閱的小書更容易成為心頭所愛。轉眼間，“碎金文叢”已經出了三輯。無論是治學隨筆、學林散記還是日記書信、口述自傳，文叢中的每一本書或為后人精心整理的情深之作，或為多年未見的珍稀手稿，酬唱吟詠間盡顯風雅，讓人欲罷不能。

　　記得第一輯有李長之的《迎中國的文藝復興》、楊聯陞的《哈佛遺墨》（修訂本）、常任俠的《東瀛印象記》、陳達的《浪跡十年之行旅記聞》和《浪跡十年之聯大瑣記》，還有潘光旦的《逆流而上的魚》。六本書都稱得上開卷有益，令人回味。最愛潘光旦。他熱衷通過撰寫時評來觀察社會、參與討論，《逆流而上的魚》中便輯錄了其發表在《華年》周刊的大量長短評逸文，分析“青年獨身”“兒童公育”“老婦殉貓”等社會現象，他認為“時代潮流里的事物未必盡是，社會遺傳里的事物也未必盡非”。這種論世與論學兼而有之的文字，至今讀來有些觀點依然犀利。

　　第二輯的六本更有學術含量，有繆鉞的《冰繭庵論學書札》（上）（下），曹道衡的《困學紀程》，趙元任的《趙元任早年自傳》，余冠英的《冠英說詩》和王亞蓉編著的《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這六本沒有一本不愛，每一本信息量都極大，真是覺得比看他們的學術著作收獲還大。繆鉞的自不必說，文如其人，溫婉和平中充滿了耿介。文史互證，義據通深更是今人所缺乏。深美閎約的文字令人掩面自愧。有大學問還有真性情，必向往之。

　　如饑似渴地等來了第三輯。這一輯的六種更為我偏愛。《林紓家書》由夏曉虹女士和包立民先生輯錄校訂，所收林紓書信、教子習作多為首次整理，林紓開放與保守相矛盾的性格一覽無余。游寶諒女士編綴父親生前遺珠散璧所成的《游國恩文史叢談》，萃集講稿、札記、詩作，彌足珍貴。而《往事偶記》則記錄下了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先生親歷的大時代。剛剛去世的楊絳先生所著的《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增訂本）》讓我們更加懷念她的智慧人生。法文版《紅樓夢》的譯者李治華的《里昂譯事（增訂本）》對于今天的翻譯界頗有啟示。還有李光謨著的《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修訂本）》。今年恰恰是李濟先生誕辰120年，我們從書中才知這位至今仍在影響中國考古學的前輩，當年竟然與徐志摩天天廝混，考古之外最大的愛好居然是古琴。

　　李治華，過去還真是不熟悉。這位百歲高齡的法語翻譯家，對譯介傳播中國文學情有獨鐘，除了譯介古典名著《紅樓夢》外，還翻譯過魯迅、巴金、老舍、艾青、姚雪垠等中國現代文學名家的作品。

　　《紅樓夢》的法語譯著算是浩大工程。李治華先生1954年動筆，1981年封筆，真是青絲變白發，苦心孤詣二十七載，最終才有了意境幽遠、文采斐然、易于法語讀者理解的法文《紅樓夢》。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用羊皮作封面出版了這一譯著，并將該譯本列入著名的“七星書庫”叢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駐法國大使館聯合舉辦出版慶賀酒會；譯著一年再版數萬冊，創法國同類書籍發行量之冠……細細讀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精益求精。單是《紅樓夢》中每個人的法文譯名，他都具體對待、區別翻譯，比如賈政賈珍之類的如果只是音譯，必然看不出任何的名堂和作者的喻義來，只好以意譯。而探春、惜春、迎春之類的名字，如果音譯，自然也是不能反映作者的良苦用心的，為了準確地傳達出名字中的深意來，李治華斟酌再斟酌。

　　上大學時，我曾經采訪過陳岱孫先生，關于他的玉樹臨風處事干練也是記憶猶新，沒有想到看他的《往事偶記》卻看出了最多的感動。深厚的家學淵源，扎實的西學根基最終成就的是一個將一生奉獻給教育的大知識分子。1927年夏，陳岱孫拿到清華的聘書前往經濟系任教，便開始了一生中難以忘懷的清華歲月。自1929年，陳岱孫擔任法商學院院長，與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工學院院長顧毓秀，教務長潘光旦，襄助梅貽琦校長，同舟共濟，使得清華僅用十年時間，由留美預備學校成長為國內一流學府。書中有一個細節，陳岱孫在清華任教之初，承擔《財政學》《經濟學概論》《經濟學說史》三門課程。除了為一班舊制學友用英語講授外，全部使用漢語授課。這只是因為他在學成回國的船上，聽有學生抱怨一些老師中英文夾雜使用授課令人不舒服。晚年的陳岱孫，95歲依然主持博士生的畢業答辯，是北京大學最令人景仰的師者。

　　在看似波瀾不驚的一生中，陳岱孫還是用自己冷靜的眼光記錄下了其所親歷的大時代——陳岱孫因為是單身，沒有家累，便被大家公推為“群主”，年紀輕輕就被尊為“岱老”，在烽火連年容不下一張書桌的歲月為眾教授的生計而未雨綢繆。書中專門收錄了梁思成、林徽因致陳岱孫的6封書信，既有生活的瑣碎細節，又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大情懷，全景式地呈現了那一代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之際的生存狀態。

　　林徽因在給陳岱孫的一封信中說，“今夏我的養病等于零，精神上太勞苦，體溫又上去，真不愿在博士回來時告他此種不爭氣的消息，但不說則必需說瞎話，正不知如何是好。不過博士大約也是預備割舌頭的，他并不告我們坐船而瞎說大約八月中才離美等等！我真希望海上真的安全，他這種走法實是加增友人惦掛，嚴格說，并不慈悲。”還有一封信說，“林耀六月廿六在前線機中彈失蹤至今無消息。大約兇多吉少。聞訊愴然累日，一切不堪回想。抗戰七年直接傷亡消息以空軍為最重，我已多次驚弓之鳥，見到不常見之空軍友人姓名在信封上，就知道常見的名字已不能自己簽名來信，難過之極。”飛行員林耀殉國之事，當年給臥床中的林徽因帶來無盡之傷痛，我們從這封信中再次讀到，依然可以感同身受。

　　除了體系完整的學術著作，學者那些散見于細處的靈光與妙思，那些在起起落落的命運中所表現出的淡泊與堅韌，何嘗不是一種更無形的力量？這或者就是“碎金文叢”讓人反復閱讀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