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河源道科考，既是探索地理信息，也是追尋文明印記

　　過去幾天，由來自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學、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單位的專家學者組成的科考隊伍，一直行走在昆侖山與葉爾羌河之間。巍巍的昆侖山在車的右側，大部隊沿著河的左岸逆流而上。隨后，科考隊還將深入探訪曲曼拜火教遺址以及高僧法顯和玄奘取經行經的瓦罕走廊通道等地，深入梳理多元文明交融的細節。用腳步丈量真實的歷史遺存，在行走中與多元文明對話。

　　“漢使窮河源”不僅是外交活動，也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對遙遠地方的好奇心

　　由“絲綢之路（新疆）國際文化傳播發展中心”主辦，國廣東方網絡（北京）有限公司發起的“2016絲綢之路·昆侖、河源道綜合科考活動”9月1日在新疆啟動。

　　第一天從莎車出發，首先經過的是亞克艾日克烽燧，這是進入昆侖山的必經之地，是一個兼駐兵和驛站雙重功能的烽燧。

　　傍晚時分，科考隊經過“昆侖第一村”阿爾塔什村，在從庫斯拉甫鄉向恰爾隆方向行走時，因洪水斷路，露營在葉爾羌河河灘。今年，新疆的雨季特別長、雨水特別多，半夜時小雨敲打在帳篷上發出時急時緩的聲音，讓人輾轉難眠，倒是遠處葉爾羌河奔流向前的聲音讓人踏實無比。

　　葉爾羌，維吾爾語中意為“土地寬廣的地方”。“葉爾羌河對于新疆很重要，它是塔里木河的四條河源之一，穿越昆侖山形成峽谷后一直向北流，形成了新疆最大的綠洲之一，流出綠洲后的葉爾羌河繞過塔克拉瑪干沙漠西緣，流向東北，在阿克蘇綠洲南部匯集喀什噶爾河、阿克蘇河及和田河，形成塔里木河。”

　　漢朝之前，地理認識均認為黃河源自昆侖山。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前秦漢史學會會長王子今說，在司馬遷的《史記》中4次提到“窮河源”，比如《史記·大宛傳》中記載：“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這里的“河”在古代是黃河的專稱。也就是說，張騫把發源于帕米爾山結、昆侖山并東流的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葉爾羌河作為黃河的源頭。

　　“值得注意的是，‘漢使窮河源’這種外交活動不僅有聯絡相關勢力打擊匈奴的軍事性質，也和地理學的探尋聯系在一起。那個時候，中國人對時間的計算、空間的距離以及遙遠的地方具有好奇心，即使他們獲得的地理學信息和今天并不一致，但卻是我們今天獲得真知的基礎。匈奴丟失西域后國運式微，但他們在一段時間內也努力保護了這條路上的交通與商業貿易，甚至主動與更加西方的人交流。”

　　第二天繼續沿葉爾羌河行走，一直行至位于庫斯拉甫鄉西南20公里處的阿依力塔什河灘，這是葉河最大的一處拐彎。一路崖壁在右側，沿河的左岸逆流而上，時有落石。洪水斷路時需協力搬石鋪路。據當地司機介紹，阿依力塔什為石頭開花的意思。

　　科考人員注意到，崖壁上依然有過去修建的古棧道遺存。王子今說，在秦漢的歷史文獻中，對于通過帕米爾高原的描述是非常具體真切的，有很多人、驢、馬自崖壁上墜落的記載，可見這條路從古至今都既重要又充滿艱辛。

　　亞歐大陸唯一在四個方向連接東亞、西亞、南亞、中亞幾大區域的便是帕米爾高原

　　第三天沿葉爾羌河上行，至塔什庫爾干河與葉爾羌河匯合處，塔什庫爾干河本來比現在清澈很多，匯合處一直是清濁自明，可惜現在因下雨太多，一樣渾濁了。

　　在塔什庫爾干河與葉爾羌河匯合處的河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葉舒憲和大家講起了中國上古流傳下來的許多神話傳說，它們大多與昆侖山有關，“這座山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然而，昆侖山到底在哪里，古人的地理認識與今人的認識是不同的。但‘昆侖’‘河源’這些概念絕非簡單的想象或杜撰，它既有著亞歐大陸地理環境條件的必然，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玉石等重要資源的傳播路徑的認知程度。”

　　第四天，在顛簸了300多公里后，科考隊終于看到了雪山，進入了帕米爾高原。帕米爾，就是高山間的牧場谷地的意思。按照地理狀況，由南向北，帕米爾高原分為八“帕”，我們進入的是塔克敦巴什帕。所謂帕就是指河流寬谷，是人類天然的夏季牧場。

　　今天的昆侖山和帕米爾高原在2000萬年前就已經形成。“打開亞歐大陸地形圖可以清晰地看見，帕米爾高原通道和昆侖山北緣通道是亞歐大陸中部最南端的唯一大通道，拋開許多政治經濟的原因，單純從古環境的角度來看，帕米爾高原的地理特性是其成為古代絲綢之路重要通道的主要原因。”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唐自華介紹說。

　　亞歐大陸唯一在四個方向連接東亞、西亞、南亞、中亞幾大區域的便是帕米爾高原，這是許多山系匯集的“諸山之祖”，又是幾大水系的“萬水之源”，這個“亞洲心臟”既是古代中國人西出的門戶，也是橫貫亞洲大陸交通線的連接處，新疆的昆侖山、葉爾羌河和蔥嶺曾經在人類多元文明發生、發展、交流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科學發展到今天，學術界主張的文明起源與神話提示的文明起源似乎變得一致起來。“也就是說，就現代科學而言，西漢時張騫看到的并非實際地理學上的黃河河源，只是由于上古一貫的大昆侖文化內涵的影響，使漢武帝最終將河源地點定于昆侖和蔥嶺，但是在今天看來，其在文化上是有自己的邏輯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巫新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