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堯作為中國古史傳說時代重要的人物，其真實性、所代表的時代、活動地域和相關史實、以及對后世的影響，一直是上古史研究重要的內容之一。隨著山西陶寺遺址的發掘、新出土文獻的出土，近二十年來對此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新的進展，同時也對上古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關鍵詞：唐堯 史實 傳說 研究方法和理論
Abstract: TangYao 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egends-era of Ancient China, its authenticity, its age, activities or geography related to the facts of history, and its influenc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ritical content of ancient history study. Being the Taosi sites of Shanxi found and new unearthed books unearthed,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on the issue. Many new questions will be put forwar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angYao historical facts legend research method and theory
研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始終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最近20年，在“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起源”這個大課題下，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山西臨汾地區陶寺遺址的發現和研究，以及新出土資料《唐虞之道》、《容成氏》等的解讀，再加上各地對于當地傳統文化資源的重新開發，傳說中的圣帝唐堯及其文化得到了極大的關注，學術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近年來出版了諸如《古帝傳說與華夏文明》（葉林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三皇五帝史斷代》（董立章，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虞夏時期的中原》（董琦，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堯舜傳說研究》（陳詠超，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唐堯文化與中國文明起源》（薛新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五帝時代研究》（許順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與之直接相關的著作（另有《五帝時代——以華夏為核心的古史體系的考古學觀察》，韓建業、楊新改著，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為論文集），課題直接與堯相關的研究論文則達百篇左右。
下面則以專題分類，分別介紹近20年來在唐堯問題方面研究所取得的一些進展。
一、堯的真實性
堯是人還是神？自從20世紀20年代古史辨派提出“重建中國上古史”，堯的人格問題就成為學術爭論的熱點之一。在近20年的研究成果當中，趙北耀有專文討論堯舜禹的人格問題[1]，而專門研究唐堯文化的研究者，很多都肯定堯帝存在的真實性，并以此為基礎來論述有關堯的具體史實，討論堯對中國早期國家發展的種種貢獻。另外也有部分研究者認為，堯（包括五帝）是代表部族的名號。如王克林認為“是一個經歷有時的氏族或部落的概念”[2]，許順湛也說：“五帝……是一個部族，或者是一個部族的祖先神，或者是一個部族的領袖名號。”[3](p29)
與此同時，仍然有學者堅持“堯是先民原始宗教中的神”的觀點。例如吳廣平提出“堯帝即窯神亦即男性生殖神。”[4]黃正術則認為，“五帝本是先民原始宗教中的神，是文化現象。”[5]
二、堯活動的時代
在認可堯帝真實性的研究者中，關于堯活動的時代，大多數學者同意其處于龍山文化階段。如郭大順同意蘇秉琦的結論，“關于五帝時代時間框架的考古與歷史整合的結果為：五帝時代可以分為前后期，即以黃帝為代表的前期和以堯舜禹為代表的后期。大約以距今5000年為界的仰韶時代晚期到龍山時代(早期),與五帝時代的前、后期有相互對應關系。”[6]而李先登、楊英認為堯舜禹時期約相當于龍山文化時代晚期，其時間約為距今4500年前至距今4100年前[①]。
另有研究者推算出相當具體的時間，蔣南華提出“帝堯放勛，生于公元前2317年甲申，卒于公元前2200年辛巳。”[7]許順湛則借鑒了緯書的方法，推算包括摯、堯在內的帝嚳十世應為400年，約為公元前2550-前2150年[3](p26)。
齊濤在《堯舜禹時代新論》提出不同看法，在考察古地質史和氣象史之后，作者認為堯舜禹所處時代的歷史坐標，應該是1.2萬年前至八千年左右的“大洪水”。[8]此外，魏哲銘、李敏的《論堯舜禹的婚姻與父權制的確立》分析堯舜禹三代的婚姻傳說，認為當時社會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過渡和確立[9]。
三、堯活動的地域
關于堯活動地域的研究，可以細分為活動區域、堯都、出生地、發祥地、葬地等多個問題，古籍所載及的相關地名計有今山東、河南、河北三省不下十處。
薛曉蓉綜合了各地傳說，認為“堯生活的基本地區，應該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東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帶。”[10] 孫偉、閆茂新則提出“堯的生卒地，所居都邑以及治轄范圍和后裔封地都不出山東，其為東夷人”的觀點[11]。不過，鑒于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山西臨汾西南陶寺遺址不斷發現的考古遺跡和遺物，“對大型墓葬的墓主人的推斷，從年代、墓葬規模和規格、隨葬品的性質以及和古史傳說、文獻記載的對照等方面，認定陶寺文化是唐堯集團的文化遺存。這種觀點已經被學術界廣泛認同。”[12]
關于堯都地望，很多學者都認為是在今臨汾市西之古平陽城。辛德勇、張永山從歷史地理沿革的角度，分別分析了自先秦至唐宋的史書記載和傳說，以論證“堯都平陽”的正確；李健民據今臨汾市西南10公里處的堯廟鄉下靳村墓地的考古發掘，認為陶寺早期墓地和下靳村墓地，在地望和年代方面均可與堯都平陽加以聯系，從而為史家堯都平陽說提供了有力的考古佐證。[②]
也有學者對堯都平陽說提出質疑，如潘繼安、王志俊即認為陶寺遺址的早期及中期應為黃帝及帝嚳之都。[13]另還有“堯都太原說”[③]、“堯都古陶丘說”[14]等。
關于堯的出生地，主要涉及皇甫謐《帝王世紀》中堯母所在“三阿之南”地名的考辨。分別有“江蘇高郵說”[④]、“江蘇寶應說”[⑤]、“山東說”[15]、“山西絳縣說”[16]等不同觀點。至于堯的發祥地，也有“山西臨汾”說與“山西長子”的不同說法[17]。而葬地，同樣也存在分歧。[⑥]
四、堯的名號
關于堯的名號，學者們集中討論的是堯與陶唐氏的關系。《夏書》云：“唯彼陶唐。”“陶唐”一詞一般都認為指“唐堯”。由于“唐”、“庚”二字形近、聲同，王迅推測 “唐”是一種與“庚”相似的陶制鼓類樂器。 [18]
另外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唐與堯并非同一。據李元慶《海峽兩岸堯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中陳述，關于古唐國地望，學者們認為在今臨汾至襄汾、翼城、曲沃一帶。唐曉峰、張永山借助甲骨卜辭的尋繹，認為唐原本只是堯族所轄的地域。如張永山言，“由于某種原因，繼堯而起的首領舜或禹之流把堯的嫡宗封于唐，所以才有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并把原冠于堯前的‘唐’字也移于此，故稱唐，世代沿襲不變。”[19]
另有張錕《“唐地”考辨》主張豫北地區作為后崗二期文化的中心區，才是最初的“唐”地所在，晚商時期晉南之唐也是由豫北遷去。[20]常金倉指出，“帝堯陶唐氏”連稱始自《世本》,卻為《史記·五帝本紀》所不取。《呂氏春秋·古樂》則根本否認陶唐氏與堯有何關系。“所以，‘帝堯陶唐氏’盡管被后世炒作到不容置疑的地步，卻沒有任何積極的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是同一事情。”[21]
五、堯的史跡
這部分研究近二十年來主要在幾大方面進行：一是繼續考辨傳世文獻中所記載的堯的各種史跡；二是探討堯對于中國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貢獻和作用；三是歸納堯文化的內涵。
（一）禪讓及其他史跡
“禪讓”是堯（舜）史跡中爭論最大也最受關注的內容，古籍記載歧異，史學家們亦眾說紛紜。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信其有，顧頡剛、楊寬信其無。此后，又有學者提出堯舜禹時代正處于民主選舉到王權世襲的過渡階段，認為禪讓與篡奪并存正是“傳賢”制向“傳子”制過渡階段的真實反映。或認為堯舜及禹分別代表先后主盟中原的幾個早期城市國家，等等。20世紀末，新出土楚簡《唐虞之道》和《容成氏》都記載了“禪讓”的內容，在學術界掀起了對此問題新一輪的爭論。一方面，劉寶才《〈唐虞之道〉的歷史與理念》（《求學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彭邦本《楚簡〈唐虞之道〉初探》（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蔣重躍《說“禪”及其反映的王朝更替觀》（《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羅新慧《禮讓與禪讓——論周代“讓”的社會觀念變遷》（《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第6期）等文，著重從文本分析、觀念發展史的角度研究“禪讓”傳說。另一方面，學者們對于堯舜“禪讓”的真實性、性質、歷史背景以及所反映的歷史內涵也繼續進行著廣泛討論。
倉林忠《關于黃帝、堯舜禹時期帝位繼承制度的思辨》一文中認為，“在我國古中原地區帝王世襲制至遲在黃帝時代就已取代了民主選舉部落聯盟首領的禪讓制度”。后世堯舜禹禪讓之說，沒有任何歷史根據。[22]張學海也認為“堯舜禹分屬唐虞夏三國的賢能君主，分處山西襄汾、山東西部和伊洛地區，既非一國之君，何來禪讓？！”[23]
王曉毅、丁金龍則通過分析陶寺遺址的考古資料，指出“從目前發表的材料看，至少有六條證據表明，陶寺中期以前文化毀于陶寺文化晚期。”六條證據分別被作者解釋為平城墻、廢宮殿、殺壯丁、淫婦女、毀宗廟和擾祖陵，作者由此分析說：“唐堯與其繼任者之間的政權更替是通過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作者并認為，堯舜所分別代表的陶唐和有虞兩個方國，其所直接掌控的地域并不重合，其內部最高首領之位的繼承完全是按世襲制來進行；且當時“各方國之間的關系應當是一種比較松散的方國聯盟”，“一旦外部環境有所變化或內部力量對比失衡，就會打破原來的聯盟形式。各部落普遍傾向于建立一種能滿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之條件的秩序。這無疑使各部落間的秩序目標處于矛盾對立之中，并且惟有憑借武力建立一種統治關系才有可能實現。”[24]
另外一些研究者則堅持“堯舜禪讓不容否認”的觀點：如張忠培提出“禪讓制當是勢力相當的諸政權組成的聯盟體產生其領袖的方式”[25]；錢耀鵬接連發表多篇論文，分析堯舜禪讓故事的時代契機、社會背景，也提出了類似觀點：“堯舜禪讓則是社會集團規模擴大和更高一級政權形成過程中的特定歷史事件。”[26]這些故事“體現著社會集團規模擴大及更高一級政權機構的形成過程。”[⑦]王奇偉認為，當時方國內部已經確定了王位世襲制度，而方國之間推舉聯盟首領則采取禪讓的制度[27]。學界持相似看法的研究者還有不少[⑧]。許兆昌則認為，堯舜禹政治集團是建立在方國聯盟基礎上的一種“國際次體系”[28]。
對于禪讓的真實情況，王和認為有幾點是確定無疑的：“首先，就當時相對發達的黃河流域中游地區來說，具有一定規模、由來源于不同族姓的強大部族共同組成的、屬于酋邦性質的部落聯合體不但久己出現，而且其內部的運行機制己經相對穩定。”其次，從唐堯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領導權交接，應視作是部族地位變更的反映。“中原地區部落聯合體首領的世襲制至少從陶唐氏執掌最高權力的時候便己經開始。”[29]
此外學者從文獻中整理出來的其它史跡，大體集中在治歷、治水、舉舜、定刑法等，一些研究者還把這些史跡，提高到了中國傳統文化源頭的崇高地位。如呂紹綱提出，包括“國家及相關制度（諸如“天下大國家的準國家形態”、“朔政制度”、“度量衡制度”、“刑罰制度”、“祭祀制度”）以及諸如“中的思想”、“民本思想”、“五倫觀念”等，都可以在堯舜那里尋到源頭[30]。又如周長山總結堯的業績，可分為：“第一，在中國歷史上初次制定了歷法。……第二，首開中國歷史上大規模興修水利的先河。……第三，以民主的方法選定接班人。……第四，統一的國家體制的雛形初步形成。” 起始和奠定了舜、禹等圣王治世方略的基本思路。[⑨]
（二）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地位
對于唐堯時代在中國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但即使在同類觀點當中，不同學者具體定義唐堯所處社會性質所用的概念，諸如國家、早期國家、酋邦等，涵義都差別較大：
（一）認為唐堯時代已正式進入國家或早期國家階段。
持此見解的學者主要結合陶寺文化遺存(含陶寺文化遺址群)進行了論述。認為陶寺文化的年代、地望與古史傳說的陶唐吻合，故斷言它即是唐堯(或包括虞舜及夏禹）部族的文化遺存；并通過分析陶寺文化對唐堯(或包括虞舜及夏禹)時代的社會性質及帝堯的歷史地位作了說明。
高煒、張岱海指出，陶寺遺址應是進入文明時代華夏族群中某一方國具有都城性質的大型中心聚落，或直言為方國都邑；而且，陶寺文化分布區內已形成一個“具宗族、政治、文化緊密聯系的國家實體”，而“陶寺文化多層次聚落所體現的正是當時的國家構架。”[31]王克林說陶寺文化的社會形態可稱為是“以陶唐氏唐堯部落為首所組成的中國早期國家載體”。李元慶認為，陶寺遺址的考古資料表明，當時階級和國家已經形成。[32]王奇偉則認為其時已經“具備與其后世的夏商周三代相同的社會特征”。[27]喬鳳岐同意堯舜禹時代已經具備較完備的國家特征[33]。
葛志毅也認為堯時已進入國家階段，但是仍帶有很大過渡性質：他贊同梁啟超所提出的“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觴”之說，認為稱堯舜為酋邦也許更為合適。但同時又說“堯舜時起已大體維系一個具有土地四至和由‘萬邦’合成的國家政權組織。”[34]
胡建將唐堯所領導的社會組織稱之為“古國”，認為“以堯舜領導的古國從多中心的部落中脫穎而出，嬗變步入金字塔形部落結構，形成古國文明的杰出典范。無論在聚落形態、社會形態方面，還是文明化程度上，都具有‘王都’的特征。”“陶寺遺址的城址和祭祀建筑、家族世襲制的王權墓地和祭祀集團、嚴格的禮器和嚴密的等級埋葬制度，都己具備古國文明中心的主要因素。”[35]
(二)認為唐堯時代是我國進入文明社會的前夜或走向文明的過渡階段。
在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中，又存在“部族聯合體”、“部落聯盟”說、“酋邦”說等分歧。如李衡眉提出“關于堯舜的傳說，反映的正是氏族制度行將瓦解，國家即將產生的情況，其時正處于龍山文化階段。”[36] 呂文郁認為這個時期的社會組織是部族聯合體。其管理和領導機構“在某些方面已經初步具備了國家機器的基本特征，我們可以稱之為準國家或半國家，實質上就是中國的早期國家。”[37]李先登、楊英把堯時社會組織稱之為“酋邦”：“五帝時代社會組織的特點是由仰韶文化晚期的父系氏族社會初期的平等的部落聯盟發展為更大地域的、更大范圍的人群之間的不平等的大聯盟，其性質相當于現代學者多稱的酋邦，最后由酋邦發展為夏王朝。”[38]沈長云認為，我國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從堯舜禹族邦(酋邦)聯盟過渡到夏的家天下的故事，反映了“從酋邦到國家”這一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具體途徑。吳耀利說，中國最早的國家是以沒有任何暴力干涉的自然和必然的方式起源于堯舜時代。[39]王克林認為“它（陶寺遺址——摘者按）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具有部落聯盟古國的性質。”[2]王暉分析傳世文獻及新出土楚簡《容成氏》，指出 “堯是原始氏族部落聯盟時代的最后一位殿軍，而舜卻是部落聯盟時代向早期國家過渡的一位古帝，而夏禹則是早期國家最早一位君王。”[⑩]
（三）堯文化的內涵和歷史淵源
從上文的歸納來看，近二十年來，堯與其時代的研究受到古史學界學者的格外垂青。在此基礎上，有人提出了“堯文化”的概念。如石青柏說堯文化是包括堯舜禹在內的一個特定時代的文化。張玉勤、趙玉鐘也認為: 堯文化“是以唐堯為代表的包括虞舜、夏禹在內的軍事民主制時期，即我國原始社會后期向第一個階級社會過渡時期的文化。”[19]看來如何準確把握和科學地界說堯文化，還是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至于堯文化的精華核心內容，學者普遍認為對中華傳統文化影響深遠，如在2000年海峽兩岸堯文化學術研討會上，與會者對此進行了歸納：其一，中道文化或中庸之道。其二，“和合文化”。其三，原始民主或民本主義。其四，重德精神。[11]
六、有關堯的文獻資料討論
在很多學者依據陶寺的考古發現來研究堯時期的社會文化的時候，也有相當多的論文仍是依靠傳世文獻主要是《尚書》和《史記》的記載，來探討堯時史跡和文化的內容。其中，一些學者從史料流傳的角度，論證有關記載應屬于信史。
如李衡眉在《三皇五帝傳說及其在中國史前史中的定位》中指出，先秦諸子追述上古的目的不同，但對上古社會描述卻大體一致。“從這一視角來看，他們對上古社會生活方式的描述應當是有根據的。”“說諸子三皇五帝說的起因是出于重構古代文明的需要則可，說是向壁虛造則誣。”[36]李先登、楊英《論五帝時代》中認為：從《逸周書》到《五帝本紀》，這些關于五帝時代的歷史記載為后人提供了關于五帝時代珍貴的、基本可信的文獻資料，而且是分析和研究考古資料的依據和出發點，是重寫五帝時代歷史的基本依據。[38]
關于孔孟所傳堯舜古史的可信度問題，葛志毅說，與春秋戰國多以發明思想義理為主的諸子相比，孔子儒家偏重傳述古史，且學風以崇尚征實為特征，因而最具歷史學派的風范。……而且從司馬遷推崇有加的態度中，也可說明孔子儒家所傳經典記載的信史價值。[34]
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意見，如溫玉春認為，《尚書》之后所有古籍中關于堯舜禹的資料都是從《尚書》發展而來的，沒有獨立的史料價值；而《尚書·堯典》為春秋末戰國初人所偽造，“也幾乎沒有任何史料價值”。[40]
另有研究者對于是否“信史”興趣不大，而將相關堯舜禹的資料統統當作傳說甚至神話，從神話學或歷史觀念學的角度進行考察。在這一方面，學者做了相當有益的探索。如美國學者艾蘭著《世襲與禪讓——古代中國的王朝更替傳說》，把有關堯、舜、禹、啟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歷史傳說作為一種觀念運動所產生出來的歷史，從結構人類學的角度試圖揭示出隱藏在傳說背后的深層結構[41]；陳泳超《堯舜傳說研究》分析了種種有關傳說流傳的過程和地域[42]；李玲玲的碩士論文《先秦諸子書中的堯舜禹傳說研究》，從諸子文本中堯舜禹傳說的不同形態，揭示出其變化與春秋戰國時代背景的密切關系 [43] 。
另外，李存山認為由此反映了經對史的塑造關系；[44]周長山則認為堯、舜事跡最早出現于春秋時期。儒、墨兩家合力推揚，確立了堯、舜的正面典范形象。戰國時人已認定堯、舜乃三代之前的一個確實的歷史階段。戰國秦漢之際，隨著大一統之勢的形成，人們開始自覺地整理紛亂的上古史，《五帝本紀》就是綜合整理的結果[45]。
而楊永俊則認為“堯舜禹讓天下故事，是傳說抑或是歷史真實，這其實并不重要。所有這些讓國故事都與春秋戰國時代諸子學說的興起有關。……戰國時代幾乎所有的諸子百家……都很少追究禪讓經過，大多是借論述堯舜禹禪讓來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司馬遷關于堯舜禹禪讓的記載可能主要取材于《尚書·堯典》與《尚書·虞書》，再增加些他通過民間調查材料與自己的合理想象。……后世關于堯舜禹禪讓的情況基本上很難跳出司馬遷的記載。”[46]
另一方面，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作為記載有唐堯史跡的出土資料，不少論文圍繞它的文獻學問題、思想內涵展開討論（詳見仝衛敏《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篇研究述評》，《管子學刊》2003年第1期）。
其中廖名春以《唐》篇與傳統文獻相對讀，認為《唐》篇“又一次證實了《尚書·堯典》、《論語·堯曰》、《孟子·萬章》說的可信，為坐實堯舜禪讓提供了有力的證據。”[47]
王博提出，就《唐虞之道》來說，它與《尚書·堯典》的關系密切，可以看作是對《堯典》的解釋和發揮。[48]
至于《唐》篇的學派歸屬，李學勤疑為縱橫家[49]，廖名春認為是孔子佚文[50]，姜廣輝推定為子思所作[51]，周鳳五懷疑其出自孟子或其后學之手[52]，李景林認定應屬思孟一系[53]，丁四新則提出屬于孟子之前的儒家[54]。
七、研究堯文化的理論和方法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們越來越感到在堯文化研究（也包括五帝時代或言傳說時代研究）的過程中，理論和方法的思考至關重要。這涉及如何看待神話傳說、到如何看待傳世文獻、考古資料與古史文獻如何結合等等最為基礎而關鍵的問題。
由前述可見，在必須對傳說資料進行研究這一點上，學者們是有共識的。[12]但如何認定其性質，研究方法怎樣，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一類學者將其作為純粹的傳說、進行觀念史的研究，而更多的學者將其作為信史、或者努力證實其為信史。例如朱紹侯就提出：“對所謂‘傳說時代’，就是靠傳說而保存下來的上古歷史，它同樣也是信史。……靠我們研究人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進行甄別、篩選，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恢復古史的本來面貌，或對某些神話傳說給予科學的解釋。”[55]
證史派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考古資料。將古史傳說與地下發掘實物聯系起來，多學科的結合研究，“依靠時間、空間與考古學文化三者互相對證的方法”[2]來進行探索，雖然也是共識，但由于文獻資料的歧異、各研究者的理解不同，實際上也面臨不小的困難。比如如何認定晉南陶寺遺址的性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存在“陶唐氏遺存說”[56]、“堯舜遺存說”[57]、“虞舜遺存說”[58]、“夏族遺存說”[59]等多種觀點。近20年來，雖然認為與唐堯有關的觀點占了絕大多數[13]（其中部分研究者認為，陶寺遺址晚期延續到夏時代[14]），但還是有不同的意見認為是“傳說中共工氏的文化遺存”[60]。
李元慶提出了具體的研究方法，即：“‘沿流而溯源’或者叫‘由后以例前’的逆向研究，就是由帝堯以后的古唐國歷史逆向上溯至帝堯時代，由此對于堯文化獲得全面的整體性的把握”。[19]而考古學家郭大順認為“《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一書在史前考古與五帝時代的整合方面”很有啟發意義，尤其是在“從史前考古的成果看五帝時代的時空框架”和“從史前考古的成果看五帝時代的時代特點”兩個方面。換言之，就是僅僅在框架和時代特點兩個最大最粗線條的內容上相互進行討論，而不深入至細節問題。[6]
綜合近二十多年來唐堯研究的成果，不能不看到這樣一個事實，新資料的發現和舊有資料的重新解讀，給予了這個課題以新的內容和推動力，也由此取得一些實質性的進展。同時，從中暴露出來的理論困境也是顯而易見的。雖然學界在研究方法的原則上擁有共識：必須“整合”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應該運用傳世文獻資料與出土資料“兩重證據”；但原則如何貫徹，具體運用時孰重孰輕，以誰為主？朱紹侯先生所說的“兩層皮”問題始終糾纏和困擾著研究者。此外，是否審查史料的性格（包括真實性、來源、與時代關系等），傳說和神話是否可以作為信史對待，都造成了研究者最終的觀點分歧。這事實上也反映出了中國上古史研究中某種的理論困境。近年來考古學界擺脫“史籍導向”和“編史學”的呼聲日益高漲[15]，歷史學者如何應對？是重新界定自己的學科邊際，確立更明晰的研究對象，還是對于多學科資料和多學科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提出更可實際操作的研究理論？這些可能不僅僅是唐堯研究未來突破的方向，也是中國上古史研究面臨的實際問題之一。
（此文原刊《歷史教學問題》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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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論五帝時代》，《天津師大學報》1999年第6期。胡建《唐堯文化在古國文明中的作用》（《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也同意“堯舜時代是晚于炎黃聚落的時代，也是龍山晚期向夏王朝過渡的重要階段。”
[②] 李元慶：《海峽兩岸堯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山西師大學報》2000年第4期。相同觀點的論文還如李世儉、靳生禾《堯都平陽芻議》（《山西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等。王社教、朱士光《堯都平陽的傳說和華夏文明的起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2期）也認為，盡管“堯都平陽”傳說目前還沒有得到考古學上的直接證明，但歷史文獻的有關記載和已有的考古成果，卻間接表明它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的。
[③] 王尚義《太原建都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光明日報》2003年9月16日第2版“九州周刊”。該文激起了很多不同的意見，如咸增強（《堯都不會是太原——對〈太原建都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一文的不同看法》，《運城學院學報》2004第1期）、周征松（《堯都平陽在臨汾不容否定》，《晉陽學刊》2004年第1期；《堯都平陽在臨汾不在太原——對王尚義〈太原建都已有4470年〉一文的商榷》，《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衛斯（《關于“堯都平陽”歷史地望的再探討——兼與王尚義先生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年第1輯）均發文與之商榷，認為“王文”所采信的皇甫謐《帝王世紀》之說法根本就是錯誤的。現在的太原是戰國末期才出現的地名。太原始稱晉陽則是漢以后的事。太原之“晉陽”沒有早于春秋之前的考古發現。太原之“晉陽”與唐叔虞之封地無涉，與“堯都平陽”更無涉。
[④] 孫鐸《帝堯出生地考》，《江蘇地方志》2004年第3期，論證堯的出生地定位在“高郵菱塘至神居山一帶”；另有揚州大學教授陳清碩、揚州市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印志華，在2001年3月19日《揚州日報》和《江蘇炎黃文化研究》2002年第3期上先后發表《堯出生于高郵》、《堯文明與揚州》的文章；2002年11月5日，高郵市政協副主席、市地震局局長張愈在《高郵日報》上發表題為《帝堯出生地在高郵神居山一帶》的文章，從地質、地貌演變上進行考證。泗陽縣社會學家談嘉德于1998年在《中國地名》刊物第4期上發表《堯出生地芻議》的文章，另有《堯出生在“三阿”辨》。丁季華、薛小榮發表《堯文化圈漂移點擊——兼論高郵是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4期）為之申論，張玉勤、張曉榮《也論堯文化——兼與高郵發祥說商榷》（《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8期）、王健《所謂“堯出生高郵”新說質疑》（《社會科學評論》2008年第2期）則對此說進行了批駁。
[⑤] 梁鼎成《堯的出生地三阿考》認為堯的出生地“三阿”為今江蘇寶應縣射陽湖鎮及周邊地區（《中國地名》2002年第3期）。
[⑥] 一般學者認為堯葬地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劉俊男卻認為堯帝葬于湖南攸縣高枧鄉高垅村堯山。見《堯舜二帝葬攸縣考》，《長沙電力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⑦] 《堯舜禪讓的時代契機與歷史真實——中國古代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重要線索》，《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5期。之后錢耀鵬在《堯舜禪讓故事的考古學研究》（《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中他又一次強調了自己的觀點。
[⑧] 李先登、楊英《論五帝時代》，（《天津師大學報》1999年第6期；徐祖祥《從禪讓制到世襲制——中國早期國家起源過程中政治權力的演變》，《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王樹民《五帝時期的歷史探秘》（《河北學刊》2003年第1期；朱小豐《論禪讓制度》，《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第3期；馬興《從堯、舜禪讓的實質看傳子制的確立》，《天府新論》2007年第1期；楊永俊《論堯舜禹禪讓的政治原則與歷史形態》，《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⑨] 《堯、堯文化與現代文明》，《河北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類似觀點又見于李先登、楊英《論五帝時代》；葛志毅《試論堯舜時代與國家》，《管子學刊》2000年第4期；劉玉娥《論堯舜治國方略及其歷史貢獻》，《洛陽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馬興《堯舜時代制度文明略論》，《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4期。
[⑩]王暉《堯舜大洪水與中國早期國家的起源——兼論從“滿天星斗”到黃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轉變》，《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此外，同樣持“文明前夜”觀點的還有王樹民（《五帝時期的歷史探秘》《河北學刊》2003年第1期）、張玉勤、趙玉忠、李孟存、孫淼等（參見李元慶《海峽兩岸堯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山西師大學報》2000年第4期）。
[11]李元慶《海峽兩岸堯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討論該論題的還有：趙玉鐘、張玉勤《論堯文化》，《山西師大學報》2000年第4期；宋英民、張文寶《堯文化對后世的影響及其現實意義》，《山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2年12月；周長山《堯、堯文化與現代文明》，《河北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12] 如王樹民所說，“文字記載的傳說，由于真偽混雜，梳理困難，反被棄置不顧，從歷史工作者來說，這是有失職之嫌的。”“在某些傳說中，其有可疑者皆不取，或稍加辨正，于確有一定來歷者，雖片言只語，亦應據之作進一步的分析。”“周秦諸子書，性質比較復雜，在仔細分析考定后，其中實有不少可供參考者。”（《五帝時期的歷史探秘》，《河北學刊》2003年第1期。）
[13]見上文；又見董琦《虞夏時期的中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4] 《陶寺文化與唐堯、虞舜——論華夏文明的起源（上）（下）》，《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黃石林（《陶寺遺址乃堯至禹都論》，《文物世界》2001年第6期）亦說：“ 陶寺文化早期，應為唐堯(舜)文化，公元前25一前24世紀。陶寺文化晚期，應為夏文化(包括先夏時期)，公元前23一前19世紀。”
[15] 如陳淳在《中國國家起源研究的思考》（《史學月刊》2002年第7期）中反省了中國國家起源研究中考古學學科存在的“史籍導向”，如“比如史籍和傳說常常左右著探索的視野和目標，使得中國學者沒有設法去尋找那些和文獻完全不同的、只有考古學家才能提供的材料，并超脫傳統文獻的線索而去收集那些更能說明問題的新證據，比如聚落形態、社會結構、人口、疾病和戰爭等。史籍導向的研究也削弱了學術的進取心，當考古發現和史籍記載的吻合一旦確立便認為研究目標己經達到，不再進一步提出問題。”“編史學導向的國家起源研究具有雙重的危險，它不僅左右考古學家的視野來使考古材料與傳統觀念保持一致，而且操縱著考古學的實踐應當去尋找哪些材料。”他主張歷史學和考古學“相關的信息應當通過持續的反饋結合起來，審慎運用文獻資料，避免兩類材料草率合并或對號入座，注意防止將考古研究簡單地按編史學的框架來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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