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書省為曹魏新設之機構，漢世雖有中書（中尚書、中書謁者）名目，然為宦者職事。《宋書·百官志》云：“漢武帝游（《晉志》下有“宴”字）后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晉志》作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仆射。”元帝時，仆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內外（《晉志》無元帝以下三句）。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謁者（《晉志》作仆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王（《晉志》作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晉志》無此四字）。文帝，改為中書令，又置監。（《晉志》曰改為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蓋自此始也。）是則晉宋二官志，均以前漢中書謁者為中書之任，而中謁者與中宮謁者則否（關于此問題之考論，參閱拙稿《略論兩漢樞機職事與三臺制度之發展》，新亞學報四卷二期）。然即使前漢中書謁者與魏晉以來中書之職事相同，監省之名稱實為曹魏以來始有。《通典》以中書省之組織始于魏晉，而中書職事則源于西漢，為比較穩健之說法（見《通典》卷二十一）。據《魏志·劉放傳》：劉放……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秘書郎，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則劉放乃由秘書令轉任中書監，《晉書·職官志》與《通典》均誤為左丞。然此猶屬小誤。

筆者研究魏晉南北朝官制，發現曹魏時代中書、尚書二省之實際權勢，與《通典》所記述，頗有差異之處，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故特提出討論。《通典》卷二十一宰相條云：“魏……文帝復置中書監令，并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其后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注：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并掌機密……）又同卷中書省條下云：“魏……文帝……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并掌機密……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其權重矣。”又卷二十二尚書條下云：“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疏遠。”按：《通典》宰相篇中單列門下、中書，而不列尚書，乃受唐中葉宰相觀念所影響（唐中葉以后，以中書門下為宰相，尚書但受成事，故杜佑謂六部應與卿寺合并）。中書職在典尚書事，其勢過重，自將影響尚書省之職權。《通典》的記述，實予后人一種強列暗示作用，使人認為魏晉時代，國家政權完全操在中書省手中，尚書省不過形同傀儡而已，故《困學紀聞》遂云：“曹魏時代中書、尚書二省權勢的比較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后魏政歸門下。”按：《魏志·劉放傳》所記：“劉放……黃初初……遂掌機密……明帝即位，尤見寵任……景初二年……帝寢疾……獨召（曹）爽與放、資俱受詔命……太尉（司馬宣王）亦至登床受語，然后帝崩。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注：《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御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于帝曰：“動大眾，舉大事，宜與群下共之。”……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德也……）劉放和孫資二人權勢之顯赫，正與《通典》所述相合。《魏志·齊王芳紀》：“正始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遜位原因，據《劉放傳》注引《資別傳》所記者：“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嘆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托，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耶？”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云云。至于司徒衛臻遜位之原因，據本傳，亦由于：“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旨，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可見此三人均在曹爽輔政時，被迫遜位。根據這幾條事實，可以知道劉放和孫資二人之權勢，乃始于文帝時，而盛于明帝時。及至曹爽輔政，已逐漸失勢，終而至于遜位引退。

自此以后，任中書監令者盡屬無權無勇之文士，其在位均須仰權臣之鼻息。《魏志·夏侯尚傳》注引《魏略》曰：“（李）豐字安國……黃初中……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后隨軍在許昌，聲譽日隆……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者，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帝曰豐名乃被于吳越耶……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曹爽專政，豐依達二公間，無有適莫……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闕下，舉豐相聞。豐怖邃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后，中書令缺，大將軍咨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優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詔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己，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秘。”這說明李豐為一懦弱無用之名士，其在位雖然俯仰由人，可是終亦不免因疑而見殺于權臣。《魏志·夏侯玄傳》稱：“……玄以爽抑絀，內不得志。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此段記錄與上引史文略有不同，惟所謂“內握權柄”，不過指李豐與君主關系之密切而已，此時君主本身亦已大權旁落，李豐又有何權柄可言？若果李豐握有權柄，更何須借陛兵之謀誅司馬師耶？與李豐同時任中書監之韋誕，以文采及書法行世。《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曰：“（韋）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迂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善書有名……”又李豐被誅后，繼任中書令之孟康，亦為知名文士，曾注《漢書音義》，據《魏志·杜恕傳》注引《魏略》曰：“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于郭后有外屬……遂轉為散騎侍郎……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后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征入為中書令，后轉監。”韋與孟在中書任內之事跡已不可考，《魏志》亦不為之立傳，可見在當時，其地位不受重視。嘉平正元間任中書令者為虞松，《魏志·鐘會傳》注引《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可改，心存之，形于顏色。（鐘）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曰：“鐘會，向亦欲啟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松字敘茂，陳留人……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中書監令于權臣淫威下之可憐相，歷歷如在目前。此時監令的地位，最多不過等于權臣記室，更無若何權勢可述。《御覽》二二零引《晉陽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禪晉，使整與中書令劉良共為詔，世祖踐祚，權即用之。從“權即用之”四字，可見此職之無足輕重。

反之，其時尚書職權則未陵墮過甚：曹爽、司馬師、司馬昭等以錄尚書事專擅朝政（分見《魏志》及《晉書》本紀），固不待論。司馬懿歷尚書及仆射，遂植下禪晉之潛勢力（見《晉書》本紀）。《魏志陳矯傳》：遷尚書令，明帝……車駕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慚，回車而反。《徐宣傳》：明帝……以宣為左仆射……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仆射何異，竟不視。”……又《裴潛傳》：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精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余條。是即在明帝時，尚書職權亦未盡為中書所奪。明帝以后，中書失勢，政柄之爭奪，全在尚書省。《魏志·曹爽傳》：“爽……明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職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并受遺詔，輔少主……齊王即位……丁謐書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南陽何晏、鄧揚、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名……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宣委之于人，乃以晏、、謐為尚書，晏典選舉……諸事希復由宣王……晏等專政。”又同傳注引《魏略》曰：“（何晏）……正始初曲合于爽，亦以才能故……遷侍中尚書……主選舉，其宿與有舊者多被拔擢。”又曰：“鄧……正始……遷侍中尚書……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之不公忠。”又曰：“丁謐……曹爽宿與相親……數為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謐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是齊王芳時，曹爽專政，親信盡據尚書，威權無二也。

時非爽黨與者，多被摒斥于尚書機構之外。《魏志·盧毓傳》：“盧毓……為吏部尚書……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又枉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久以毓為光祿勛，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之，復為吏部尚書……轉為仆射……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后事。”司馬懿以毓典治曹爽黨獄于前，司馬師復使之留守綱紀于后，其為司馬氏黨可知。故盧氏于曹爽得勢時被排斥于尚書機構之外，而于司馬氏得勢后復入尚書省任職。《傅嘏傳》：“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嘏謂爽弟羲曰……云云，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遷尚書……欲大改定官制……”又《王觀傳》：“司馬宣王請觀為從事中郎，遷為尚書，出為河南尹，徙少府……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 乃徙為太仆。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為尚書……轉為右仆射。”二人均歷司馬懿從事中郎，于收爽之役，并分在要津，事定后，復同入尚書省任職，豈偶然哉。傅嘏尤見親任，權勢甚赫。本傳云：“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書仆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下注引《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付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許昌，領公軍焉。”據同注引孫盛之評，雖不以《世語》所述為然，惟時人有此傳說，亦足見其時傅嘏之威望固甚赫赫也。又《北堂書鈔》引傅子云：“傅嘏，字蘭石，為尚書，事小大無不綜也。”亦為一證。

上述政柄之爭，多在尚書。中書，反為冗散。《北堂書鈔》引王隱《晉書》曰：“賈充……（魏世）除尚書郎，典定法令，兼度支、考課、辦章、制度，事皆通行也。”（按：今本《晉書·賈充傳》，法作科，制作節，通用作施用，余同。）又《晉書·魏瓘傳》：“衛瓘……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在位十年，以任職稱。”是則其時尚書郎所職，事繁，法密，亦不若中書郎之優游十年，而得任職之譽也。觀此，可知魏世中書之權勢，僅于黃初至景初中二十年（220—239）較為可觀，余均不足道也。

尚書省則不然，其權勢與魏室相終始，無大變動。《魏志蔣濟傳》：（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往者大臣秉事，內外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無不只肅……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無忘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云，輒云中書……臣竊亮陛下……不使圣朝有專吏之名也。此所謂大臣，實指諸尚書省長官，所謂“左右”、“便辟”、“小吏”，則指中書各官。蔣濟于孫資、劉放用事之秋，猶明斥其為左右小吏，時人之意態可知。是魏世中書省官雖用士人，然于漢代之宦官，亦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比而已。后世因《通典》之記述，遂以中書為宰衡常任，謂“國政出之”，不亦過矣乎？讀史所及，因略辨析如上。其余有關“魏晉以來尚書樞機之職未失”，“晉世尚書、中書官員位望之比較”，“西晉尚書、中書權勢興替之經過”，及“東晉中書職事之破壞及尚書權勢獨盛”等問題之考辨，均足與本文論點互相印證，另詳拙作《兩晉三省制度之淵源、特色及其演變》一文（載新亞學報三卷二期）。今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