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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精華，自百年前世界上的幾大老牌專制帝國如中國，奧斯曼，德國，俄羅斯以及哈布斯堡等崩潰的時刻起，民主成了政治上正義的代名詞，任何國家，無論其政體本質如何，總要冠之以民主二字。但是，民主在人類歷史中的誕生卻沒有如此榮耀，古代的原始民主并沒有得到思想家們的贊賞。雅典的民主制度被城中最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定義為各種政體中最劣等的一個。現代民主政治體系是人類通過探索而逐漸發展完善出的政治體制。但是，這個體系中的民主元素卻并非發展得來，而是某個地域某種文化所決定的必然，唯有那個地域的那種文化才會有民主制度的出現。
眾所周知，民主是古希臘雅典城邦政治的重要元素。民主的誕生并非象希臘雕塑和理性主義那樣充滿著人類的智慧結晶，更可能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這從蘇格拉底對民主的態度可見一斑。從多利安人入侵到巴爾干半島南部那個年代起，民主就成為人們一同解決公共事務所采取的必然模式。在公元前六世紀，古羅馬人剛剛開始文明建設時，也就是佛陀和孔子等圣人在文明的發達地區構建人類價值體系的軸心時代，他們用以解決公共事務的方式也基本是民主方式。平民出身的士兵因為不滿貴族和元老院在執政上的自私，可以集體罷工，躲到城外的山上要求考慮平民的訴求。在中國古代，軍隊罷工是不可接受的，屬于大逆不道的行徑，另一方面中國政治解決各社會階層的矛盾也是從價值理念頂層開始，其原則被定義成執政為民，民為神主。民主不是中國等文明古國解決公共事務的方式，這些國家也不可能通過自己的智慧發展出民主制度。民主是希臘和羅馬文明與生俱來的專利。明確一點，在君主專制制度中，民主不存在，但是民眾表達民意影響國家決策的渠道卻一直存在。這種渠道暢通時，國家就蓬勃發展，這種渠道閉塞時，國家就陷入危機甚至崩潰。同時，在民主的古希臘古羅馬，君主德政元素同樣扮演著極其關鍵的角色，這兩個文明的巨大發展都是在偉大的政治家和偉大的君主的推動下完成的，正因為這些充滿智慧并且愿意為民獻身死而無悔的內圣外王的人物的出現，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才有了逐次跳躍式的進步。關于此，我們可以列出一個比較長的名單，典型如希臘的圣人梭倫，羅馬的功勛卓著的馬略和不憚為民舍命的格拉古兄弟。在羅馬已經稱霸地中海的時刻，龐培，凱撒和奧古斯都的相繼出現，尤其是最后這位詭計多端的偉大政治家的出現，導致專制獨裁體制在羅馬帝國的形成。于是，民主制度就神隱一千八百年，消失于國家政體，只在更基層的民眾生活中和文化歷史中延續。
民主是許多人心中的神圣名詞，本文的標題對此沖擊很大，本人必須嚴肅直面這個話題。民主為什么與罪惡聯系在一起，甚至將其與罪惡同列。民主本身是人類文明的精華，但卻與某種罪惡相伴誕生到這個世界上。這種共生不單是歷史經驗上的，同時也是邏輯思辯上的。
下面的分析并不復雜，但是可能因為顛覆了大家頭腦中既有的知識而造成理解困難。所以在分析之前，先介紹一下基本思路。首先說，奴隸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普遍形態，這種社會形態只存在于古羅馬和古希臘中。奴隸制度是羅馬希臘的那個文化和那個地域所決定的。與奴隸制度的發生相似，民主元素也是羅馬希臘的那個文化和那個地域所決定的。這種共生并非巧合，而是有著經驗上和分析上的雙重一致。在分析奴隸制度和民主元素的聯系之前，我們先來砸碎唯物史觀對中國同胞們的思想桎梏。
一 清除唯物史觀中的錯誤理念
唯物史觀中包含大量必須肅清的流毒。人類社會的發展幾乎是世界上最復雜的事情，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分子，可以仰望和揣測其中的規律，吸取歷史經驗教訓，避惡如畏火，從善如水流。象馬克思等通過有限的歷史知識就得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結論，無視不同文化不同環境對人類社會結構的影響，無疑是武斷的，也是貽害無窮的。過去的百年共產主義運動給世界尤其是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已經足夠警醒世人了。因為篇幅限制，本文不討論抽象規律性的東西，這些東西我曾經有數篇文章分析過。這里只局限在唯物史觀所言之鑿鑿的社會發展五大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一問題中的奴隸社會是否廣泛適用所有文明這一子議題來討論。
奴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曾經普遍存在于各地區的各時代，中國明清時代依然有家奴存在。但是，奴隸制作為一種社會生產的主要方式，卻只在羅馬和希臘。奴隸制度，尤其是羅馬所施行的奴隸制度，已經不是單純的沒有自由的問題，而是個人生命難以保障的問題，這對生命的繁衍和生產力的再造構成了現實的危害。短期內羅馬可以通過掠奪其他地區培育好的勞動力來維持羅馬貴族的奢侈生活，但被掠奪地區必然要落入悲慘境地，勞動力再生能力大大降低。于是，奴隸的來源沒有了。羅馬對迦太基的毀滅是典型的例子。歐美史學家多將這一罪行列為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恥辱。當環地中海地區都被劃入羅馬版圖的時候，不知道羅馬的政治家們是否對自己在迦太基等地區的愚蠢屠戮感到后悔，因為這種行為斷絕了財富和勞動力的來源。地中海地區的其他所有文明的痛苦，換來了羅馬的繁榮與輝煌。這樣的掠奪式輝煌注定無法持久。奴隸制度只能是某個相對小的地區享用的制度，因為這意味著相鄰地區必須承受非人的苦難。奴隸制度不但在物質上經濟上給被征服地區帶來苦難，也在精神上腐蝕了羅馬統治階層，松散的日耳曼人摧毀西羅馬帝國也就變得毫無難度。奴隸制度絕對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可以自然發展出的社會形態，而只有海上掠奪與商業文明才有可能建立奴隸社會。象中國埃及和巴比倫印度等靠自己地域內的物產生存的農耕文明根本不可能出現奴隸社會。智慧的政治家都明白公平正義是社會繁榮的基礎，對某階層的社會成員的虐待和歧視最終都會削弱國家根本。
馬克思的歷史知識比較局限，但是他依然知道些許亞洲歷史，也因為其學術良知而沒有斷言奴隸社會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從而在希臘羅馬的奴隸制之外列出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殊不知，這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更加普遍正常的社會形態，而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實在是人類發展中的異類，而羅馬的奴隸制度更是人類的恥辱。后來因為恩格斯的曲筆和斯大林在政治統治上的需要，唯物史觀被絕對化了，奴隸社會成了人類發展的必然階段。這一點，顧準在他和其弟的通信中表達的比較明確，他在行文中這樣評價斯大林的做法：＂對歷史的強奸形成了＂。那個時代，先生敢用這樣的詞匯描述紅色偉人，而這樣的詞匯好像在先生的作品中沒有第二次出現。
唯物史觀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界危害極其深遠。自赫魯曉夫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就已經對斯大林的罪行開始清算，唯物史觀的影響也就逐漸式微了。但是，這一流毒在中國依然戕害著學者與學齡少年的靈魂，體制內的學者們必須將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奉獻出來，供唯物史觀蹂躪。而某些紅透到靈魂的學者更是掘開中國五千年祖墳，將祖先尸骨都涂抹了紅漆，以換得一二頭銜和賞賜。基礎教育本是現代政府的職責，而中國共和國以來的歷史教育已經完全不是政府在履行職責，反而是政府在以教育為工具維護自己的統治，坑害國民。中國十幾億人的歷史觀念被扭曲了，這樣的罪過何人能承擔得起？中國紅色學者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玷污式解釋，說輕了是削足適履，說透了是顛倒黑白，指鹿為馬。
引申一點，資本主義社會也并非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如果稱做商品經濟社會可能更具有廣泛意義。歐洲和美國的確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最核心特點是資本對社會的控制。資本的逐利本質已經將全球推到現代危機的懸崖邊緣，而所產生的成果不過是全世界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和五分之一左右的地域的繁榮。如果某些國家想用資本主義創造世界第二個繁榮的五分之一人口，地球生態圈的毀滅也就迫在眉睫了。資本控制一切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歐美發達的原因。但是，地球的有限空間已經不再容許這一本質擴展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中去了。中國出現資本控制一切的類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將是世界的災難，這中國和世界都要警惕的事情。中國沒有象歐美所幻想的出現資本控制一切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在追逐先進生產力的不歸路上疾馳，許多愚蠢至極的歐美政客表達遺憾。其實，中國沒有歐美化不是什么遺憾，而是世界的福音。
二 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奴隸制度
希臘的奴隸制度相對溫和。因為希臘人熱衷于理性和審美，而且城邦制度和斯巴達與雅典的二中心也導致希臘無法整合其軍事力量，最終希臘在政治上停留在城邦林立，沒有形成帝國。這是人類之幸，也是希臘之幸，希臘留給人類的主要是大量的文化藝術資產，其奴隸制度因為沒有羅馬的血腥，只剝奪人的從業自由，沒有變態的暴虐，甚至公民與奴隸之間的工作關系往往相對平等甚至奴隸指揮平民勞動，所以希臘奴隸制往往被人淡化。大概精神追求更多需要人心靈內部的力量，別人的幫助和金錢不會起太大作用，所以，希臘人缺乏強大的動力獲取盡可能多的奴隸。同時，因為理性思辯和道德的歸一，希臘人在道德上似乎可圈可點，其在對待奴隸的方式上也無法跟羅馬的野蠻相提并論。希臘繼承了祖先的政治傳統，通過戰爭和挑唆戰爭獲取奴隸，這是希臘存在奴隸制度的基本原因。在改善奴隸處境，減少奴隸數量方面，希臘也有值得稱道之處。因為貧富分化造成的社會財富使用效率過低，雅典安危陷入困境，于是就有了史上著名的梭倫改革。梭倫改革不以貧富劃分階級，而是從人性和信仰高度來謀求方案，化解矛盾，達成社會整體的安頓。就此而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所有領袖都難與其相提并論。這樣的政治智慧出現兩千六百年前，而兩前六百年后不需要你獨創什么智慧，只讓你照著抄你都抄不會，這是何等的遺憾。
古羅馬奴隸制度是人類社會的恥辱。羅馬獲取奴隸的方式基本是通過開疆拓土的戰爭從其他國家和民族那里掠奪人口為奴隸。羅馬有一點巨大的優勢，就是和臣服的城市建立聯盟，然后再一同去其他地區掠奪奴隸和財富。正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最佳寫照。同樣是奴隸，古羅馬奴隸的命運遠非其他時代和地區的奴隸可以比擬。羅馬對待奴隸就象對待牲口一樣，而角斗士的命運與世界其他地區供人玩樂的斗雞走狗并無差異。羅馬嗜血成性，沒有對生命的尊重。中國戰國時代的俠客也都輕生死，但是他們都要用生命證明自己堅守的理念。而羅馬角斗士的生命只用來博取縱欲者的歡笑而已。羅馬人對生命的漠視沒有種族歧視色彩，羅馬貴族也可能為娛樂競技而血撒賽場，角斗士也可能由于某種原因一夕化作羅馬公民甚至進入元老院。電影＜角斗士＞反映了羅馬的這個側面，那位僭位皇帝的原型是康懋德，電影予以丑化了。實際上這位皇帝是正常繼承皇位，而且勇力無比，勝過項羽樊噲，因縱容私欲無度，導致眾叛親離，被其親信所弒，生前愛好只身進入角斗場搏斗射殺猛獸。
古羅馬奴隸制度與人類的仁愛本性相悖逆，而與人類放縱私欲的弱點相一致。知道了古羅馬人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奴隸制度在古羅馬的存在也就不足為奇了。古羅馬的諸位開明君主與政治家多致力于立法削弱奴隸制，但是更多的古羅馬君王和貴族卻沉溺于這樣腐敗的生活方式難以自拔。其實，這種情形并不難理解，當代人都沉溺在舒適的生活環境中，根本不理會自己那些愚蠢的潔癖和自己對感官刺激的放縱追求所造成的對自然環境無法挽回的傷害，而破壞了自然的同時，也將自己的精神與靈魂墜入地獄之中。古羅馬人的縱欲傷害了人類社會本身，而當代人的縱欲則深入傷害到生命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后者帶來的災難將更加巨大和難以恢復。當代人審視羅馬人對待奴隸的罪孽，后代人將審判當代人對待生命和自然的罪孽。
地中海文明璀璨異常，足夠支撐羅馬帝國百年內搜刮奇珍異寶和奇秉異賦的人才供貴族享樂，但卻不足以承受羅馬奴隸制度更長時間的肆虐與對各民族勞動力的摧殘。羅馬帝國的衰亡是必然的，這是上帝對地中海文明的憐憫。羅馬人最終選擇了基督教，要認罪悔改（這和當下基督徒所言必稱的認罪悔改完全不同。），這與羅馬帝國在之前的暴行不無關系。羅馬積累的罪惡最終導致了他們向耶穌倡導的仁愛的皈依，就象歐洲人在二戰廢墟上對種族歧視和戰爭深惡痛絕一樣。而當代世界所凸顯的現代危機，同樣是因為人類在滿足私欲的道路上毫無節制，對自然世界的榨取無所不用其極而造成的。如今，各個國家都假惺惺地做出要限制過度消費的姿態，但依然沒有認識到放縱私欲的罪惡，不知道人類在將來會坐在什么樣的廢墟上哭泣。
三 民主元素與奴隸制度在歷史上的關聯
民主元素與奴隸社會的共生不是巧合。首先重復一下，民主制度不是文明逐漸發展出來的，而是某種文化在一定地域下產生的。民主首先見于公元前六世紀以前的希臘城邦政治中，羅馬共和國也在公元前三世紀之前就有民主了，而民主元素在希臘和羅馬的出現則遠在兩個文明形成強大的城邦與國家之前就十分明確了。世界其他地區其他文明都沒有出現民主的萌芽，雖然各文明中都有各種形式的民意表達渠道，有的甚至暢通得很，但那跟民主這種政治組織形式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硬要將民主和民意表達溝通起來，就必須上溯到比政治組織形式更高一層的人類價值理念層面上分析。所以，從現今流行的歷史知識看，民主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專利創造。奴隸制度，或者準確地說，將奴隸當作社會生產的支柱性勞動力，也同樣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專利創造。這一點在現代學術界爭議頗多，尤其是唯物史觀淆亂了中國和東歐諸國的學術界以后，更導致歷史的真假難辨。奴隸本在世界各文明都廣泛存在，但并沒有希臘和羅馬之外的文明將奴隸制度運作成社會的支柱性生產方式。這就象中國北方人吃米飯，你不能因為他們偶爾吃米飯就蠻橫的說他們象中國南方人一樣以米飯為主食。在各種版本的世界歷史中，對奴隸的描述不少，但更多的情形是表現一些人的社會地位，而只有在希臘羅馬歷史中，才出現將奴隸作為一種普遍的生產方式的表述。從歷史思辯角度看，歐亞大陸的文明主體根本不可能將奴隸制度作為社會的根本制度。只有象希臘這種小區域文明和羅馬這種龐大但短命的海上掠奪文明才可能出現奴隸制度。
另外一些可能出現奴隸制度的情況就是歐亞大陸北方的游牧民族。因為他們不固著在某個國土范圍內，也不用為這個地域的長期發展負責。但是，這些民族好像并沒有精明到榨干奴隸的血汗用以自我享受的地步。象中國北方的匈奴，他們更喜歡俘虜了李陵招作駙馬，私扣了蘇武硬作女婿，以此來改良民族的文化與基因。奴隸制度本身是相關地區整體意義上的自殘。比如，羅馬奴隸制度就是地中海文明的自殘。象中國，埃及，印度，蘇美爾等農耕立國的民族，根本不可能愚蠢到用奴隸制度來自殘的地步，一兩個帝王可能會萌生這種想法，但一個民族長期這樣做并且形成制度是不可能的。強秦以法家治國，還沒有到奴隸主榨取奴隸血汗的地步，只是全民都成為國家的奴隸，就招致中國精英連同百姓的反抗，秦朝隨同秦始皇一起走進墳墓，而且留下千古罪名。因為這片土地是自己的，這里生長的民眾也是自己的，民眾的幸福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安危。這種最起碼的政治智慧在其他國家的典籍是否有尚待請教方家，在中國的古典書籍中，這種思想的表述須用連篇累牘來形容。秦始皇焚書坑儒，離經叛道，沒有身首異處已經是他的運氣了。稍微對中國歷史有了解，你就會明白奴隸社會并不存在于中國歷史中。當代諸多紅色歷史哲學家，和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傳統文化研究專家，將奴隸社會硬扣在祖先的頭上，對祖先的許多智慧精華都用奴隸制度來曲解，可謂玷污圣典，禍害子孫。
四 民主的核心在于平等理念
民主這個政治組織形式要給人類帶來幸福，需要平等自由等高層價值作前提。沒有了平等這個前提，民主制度反而會招致惡果。古希臘雅典的民主并非是廣泛的民主，但是所有部族都有代表出席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梭倫改革使得平民獲得更大的發言權，也杜絕了因為財富分配不均造成的平民變成奴隸而失去這個權力。所以，雅典公民因為在公民權這一層面上的相對平等，民主制度給雅典公民帶來幸福。而雅典的奴隸卻不能因民主制度獲得利益，奴隸們的幸福要依賴雅典公民相對高的整體素養和他們的精神追求。至于歷史上雅典的奴隸如何處境，還有待請教學術界。羅馬社會在這方面表現得更加突出。羅馬的民主元素沒有給那里的奴隸帶來任何好處，相反會因為大部分奴隸主的縱欲而導致虐待奴隸的陋習依賴民主制度而維持下來。奴隸的福音來自于古羅馬的君主頒布的改善奴隸生活狀況和禁止虐殺奴隸的法令。這取決于君主的精神修養層次。奴隸的悲慘遭遇本質上與人類仁愛本性想悖逆，羅馬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根本無法改善奴隸的命運，而知識修養與智慧層次越高的人，越能體會到改變奴隸命運與人類本性的一致。羅馬從共和體制向君主體制的轉變，這可能是決定因素之一。
同時，平等也是人的本性之一，這一本性是民主合理存在的根本。唯因為人在本性上的平等，人們才有平等的權利共同決定公共事務。所以，歷史上的奴隸制度，和歷史不同發展階段因為財富分配不均導致的貴賤差異，尤其是現代以來的所謂階級差異，都是違悖人性的，都是在私欲的驅使下人在物質世界中的迷失。這種平等的人性不是通過文明的發展才被人們認識到的，而是自有史以來就被世界各族圣人千百遍的重復訴說給世人聽的。正因為這種苦口婆心的訴說，人類才不至于在欲望中毀滅。當今世界所普遍承認的諸多道德黃金率，諸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穌的＂愛人如己＂，還有道家的，佛教的，伊斯蘭教的，錫克教的，幾乎都是相似的意思，不同的表述和側重，其根基就是人際平等。我一直懷疑，史前時代的人類可能同樣有類似的圣人因為神性靈感直覺的出現而體悟到信仰層次的這些東西，從而有諸多神話流傳。
五 民主元素與奴隸制度在思辯層次上的聯系
民主的局限在于，只用于限制人的惡，在政治體制中防止惡人掌握無限制的權力來危害全體的人。其著眼點在于防止得到權力的人放縱個人私欲。有了羅馬的縱欲歷史，還有中東地區曾經的叢林政治，歐洲人防范這一危險當然是明智的。所以，霍布斯等人就危言聳聽地告誡歐洲人民人性本惡，如果沒有民主的監督和法的約束，人類將墜入原始野蠻狀態。其實，人類不可能是從原始野蠻狀態中發展出來的，人類起步時刻絕對不能缺少仁愛來奠基社會規范。關于這一點，本人在＜仁愛和私欲之下的君主與民主＞中做了比較詳盡的思辯分析。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831，或文學城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44445/201103/29447.html，此處不再贅述。民主政治不考慮人的善和仁愛對社會穩定與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而社會對仁愛的需求卻是須臾不可少的。在西歐，基督教恰好補缺了這個任務。在民主憲政體系向其他地區傳播的過程中，人們只注意到民主憲政的顯性部分，沒有注意到宗教信仰關乎仁愛的隱性部分，從而導致許多本可避免的失敗。中國是失敗的典型。如果我們在目瞪口呆地欣賞西方科技達到的高度的同時，留心注意一下西方圣賢和文史大家在探討中國信仰宗教與政治文化的時候的仰慕與艷羨之情，就不至于將那些西方有識之士求之若渴的精華斥作封建腐朽而扔進故紙堆了。
民主所能有效作用的范疇，基本是公共財富對個人的分配，和個人利益在公共事業上的體現。民主基于人的自私，一方面要通過民主預防人的性惡操縱了政治運作；另一方面，承認自私的正當性，同時又賦予每個人維護個人私利的權利。這樣，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得到維護，從而實現社會公正平等。這樣的機制下，不要求人們有大公無私的情操，不要求人有充足的仁愛。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不可解釋為單純的自私自利，而是表達了民主社會的基礎理念。就是每個人必須有足夠勇氣來維護自己在任何情況下的利益，包括犯下不可饒恕罪行的罪犯。
民主制度在人類平等這一概念強化成文明的必要條件之前，奴隸制度是必然結果。希臘羅馬具備公民權的民眾，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為了保證自己的生活水平只升不降，就不可能將公民權恩賜給俘虜。他們獲取俘虜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只會創造財富不需要消耗財富的勞動力，讓他們來分享自己的政治權益是絕對不可能的。從非洲掠奪的人口也不可能得到公民權，因為這絕對不是美國白人販賣黑人的目的。而為加拿大修筑鐵路的臺山勞工也同樣是奴隸境地，不可能在政治權益上分得一杯羹。只有在平等成為文明的核心要件的時候，奴隸和類奴隸身份才會逐漸消失。從這一邏輯關系看，在遠古文明中，尤其是在地中海區域各族文明慘烈競爭的環境中，人類意義上的平等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民主政體也就必然導致奴隸制度的出現。
六 民主政體的根本缺陷
民主政體有兩個必然缺陷，首先，民主是屬于享有民主權利的團體的良好體制，沒有民主權利的團體將遭受傷害，甚至會逐漸毀滅。其次，民主只在人們比較熟悉的價值觀念上有效，對于人們尚未普遍認識到的價值理念，民主不可能有何作用。典型的，奴隸社會中奴隸的權益就無法得到保護，再好的民主機制都無法完成這個任務。因為民主的底層基礎是具有民主權利的人各自維護自身利益，而不是從仁愛出發來實現社會整體人類整體和生命整體的圓滿。在民主社會，即使有圣人出來，也難以維護沒有民主權利的個體的利益。首先，社會的道德背景是自私自利的；其次，即使人們能夠體恤他人，因為一般人在物質層面的掙扎中對切近的利益糾葛看得清晰而重大，對遙遠的利益糾葛看德模糊而渺小，所以即使大家能夠公平看待自己和別人的利益，也無法通過自己行使政治權力來維護沒有民主權利團體的利益。
現代社會的問題比奴隸社會更加深入嚴重，在于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的維護。人類之外的生命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就象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奴隸的地位一樣，它們徹底沒有表達自我權益訴求的能力和權利。在民主盛行的時代，人都在為維護自身利益而搏斗，不可能顧及到其他生命的利益。人際關系是平等的，人與其他生命的關系是不平等的。但是，既然同屬生命，生命必然在某種層面上具備平等關系，你不可能象對待一粒麥子那樣對待一只即將破殼而出的烏龜，你也不可能象對待一粒沙子那樣對待一粒麥子。而在民主體制下，這些生命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因為你即使賦予了它們這個權利，它們也沒有表達的能力。而現代社會的發展卻已經達到了在生命平等層面上影響這些生命的地步。不是說要保護每個生命，而是說一個種群甚至一個物種的生存權都已經因人類的縱欲而被剝奪了。生命的平等權益必須在未來的世界秩序中得到體現，而民主憲政完全沒有解決這一困難的潛力。人類社會在科學上的長足進步，和在技術應用上的過度超前的爆發性發展，與人類在信仰哲學以及政治體制方面的停滯不前形成巨大的裂差，人類如果不及時彌補這一裂差，災難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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