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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哲學是知識系統的尺度和知識系統構造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哲學是知識之源，就釋然了。
但是，哲學作為一個學科概念，自“愛智慧”提出以來，哲學作為知識系統的尺度和知識系統構造的方法，核心要義又一直隱匿在哲學家甚至公眾的視野之外，千年計的追索，始終難見其蹤跡。
文明是知識系統的載體，不同的知識系統對應著不同的文明，這是常識。更重要的是，知識系統的重要差異在于對應知識系統詮釋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之間關系時，介入視角和概念邏輯框架的方法論存在重大差異，并從而導致其構造的文明呈現體系特征，產生歷史承傳的差別特征。
古希臘原子和元素假說的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和相應的概念邏輯系統、古希伯來宗教神性、古印度的種姓制度，以及古華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整體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及其概念邏輯系統，構造并決定了古希臘學科知識系統和民主、古希伯來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華夏文明天人合一等特征的文明體系，以及各自總體特征鮮明的歷史承傳。
但是，遺憾的是，數千年來，包括哲學家在內的代代智者，都給予各知識系統和文明某些特征層面差異的過多關注，嘗試之間的比較、交融，甚至詮釋其沖突和交融的原因。但是，對知識系統介入的視角和方法論差異及影響，則普遍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
其實，就是對于不同知識系統和文明特征的差異而言，其差異度量的尺度、對待其差異的態度、沖突和融合的傾向等等，已不單單是純粹概念內涵的學術問題，上升為社會價值取向、意識形態和全球性的政治問題了。
二、知識系統的結構
不同知識系統對于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詮釋，決定了對應文明的社會價值趨向、社會倫理關系和社會經濟關系塑造、制度和法律系統理念和社會意識形態。在知識和文明沿革史中，這些至關重要的文明和社會特征問題，受制于其對應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和概念邏輯方法論的初始設定。古華夏、古希臘、古希伯來、古印度諸文明的承傳和差別，根本在此處。
不了解，甚至忽視了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有史以來一直困惑著包括哲學家在內的智者的問題——文明的傳承、沖突、交融、比較和探索，猶如一道無解的難題。就此，無論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還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因其研究介入的視角和概念邏輯框架，都沒有上升到相應的知識系統內核，相應的，相關研究的邏輯框架和結論，都有太多值得商榷之處。
不同的文明，存在著有差異的社會價值尺度，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這是共識。但是，這些相關共識的根源在哪里，卻是一個探索不足的問題。
如果從不同文明對應著的相應知識系統考察，并通過其知識系統相關的介入視角和概念邏輯框架展開相應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的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和相應的概念邏輯框架，演繹和派生了具有其獨立特點的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和人與人之間關系。并且，尤其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社會倫理關系和社會經濟關系，直接決定具有其獨立特點的社會價值尺度，并衍生出起相應的社會意識形態。于是，承載于其上的文明的獨立特征，由此產生。
由此分析，研究社會價值標準和社會意識形態問題，需要改變以往復雜的研究分析范式，需要關注知識系統的考察介入視角、概念邏輯框架，及其相應知識系統的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關系，尤其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社會倫理和社會經濟關系。在此視角和框架下，考察、分析、研究前述復雜的問題，會客觀和釋然許多。
更進一步，審視各個不同的知識系統框架，解析、研究知識系統的內在結構和構成，可以發現，在知識系統結構內部和框架內，核心結構在于人與自然關系、社會倫理關系和社會經濟關系三大部分。
再進一步剖析，考察各不同知識系統及其對應的文明沿革史，又可以發現，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對應的知識部分，是不同的知識系統及其對應文明之間交流最充分的部分，馴化作物和馴化動物相互引種和交流，工具和技術的相互交換和學習，貫穿整個可考的知識系統及其對應的文明沿革史。
社會經濟關系，在內部結構上由經濟交換關系、經濟賦稅關系和經濟饋贈關系等組成。
在社會經濟關系的三個構成上，經濟交換關系是不同知識系統及其對應文明在沿革史中普遍存在，并基本相似的一種關系。考察經濟交換關系史，可以發現，經濟資源生產、流轉、分割和配置循環都以貨幣為載體，在關系機制上都遵循價格、成本、收益、供給和需求均衡和價格彈性的一般市場法則，所以此關系及其對應知識在不同知識系統及其對應文明沿革中，該內容交流和學習的成分也很充分，逐利行商，食利而作，為普天下通則。
但是，即使是在以貨幣為載體、逐利行商和食利而作的原則下，經濟資源生產、流轉、分割和配置循環中，原材料、工具和人力支配權、所有權存在差別時，其利益的分割和配置權仍然存在差別，并呈現出重商、抑商和所有制的差別。并且，相關的差別因時而變，不同知識系統及其對應的文明間，經濟交換關系相似的成分隨處可見，但其特點呈現的差異也相伴始終。
社會賦稅關系，依靠政權的權利主導獲取社會經濟資源的分割和配置能力，構成了社會賦稅關系。這是各個不同知識系統及其對應文明的共性。
但是，考察社會賦稅關系的歷史沿革和內部結構，可以發現，不同的地緣空間、社會經濟關系導向，以及知識系統形成過程中的制度約定，使不同知識系統在存在本質上共性特征的前提下，特點的差異雖代有不同，但總體上一直存在。
經濟饋贈關系，是社會人文和社會利他的社會經濟關系，除知識系統及其對應文明在沿革史中的約定外（如猶太教中的七年或喜年），都被給予善的認定和鼓勵。在歷史沿革中，由于社會經濟饋贈在社會經濟資源分割和配置中占有的比重極小，所以一直不是社會經濟關系關注的重點。
在前述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和概念邏輯框架下，探討了不同知識系統及其對應文明之間交融較多和可以相互借鑒的部分，如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知識和社會經濟關系相關的知識等。這些相關知識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存在共識或某些一致。
三、知識系統和文明差異的核心——社會倫理關系
研究知識系統及其對應文明問題，除了前述的共識、一致及其交融之外，還存在著一直以來都保持著其鮮明特征的部分——社會倫理關系。
社會倫理關系包括社會組織關系和社會血緣關系，是社會價值的尺度和社會關系的核心，決定和影響著社會意識形態的框架、關系主體和沿革方向。
在文明演化史中，由于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和概念邏輯框架在初始的界定時存在差異（相關差異還影響到了語言和文字的創造和框架邏輯的設定，形成知識系統載體的差別，以及文明表達的差別），同時，受知識系統社會化構造文明結構和機制時地緣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響，形成社會組織關系和社會血緣關系的初始設定，并以神性或知識系統的整體框架理念表現出來。
與前述的知識系統結構中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和社會經濟關系存在主體或部分交流、交融不同，社會人論關系層面的知識總體保守。縱觀文明史的演化發展歷程，可以發現，由于古希臘、古希伯來、古印度和古華夏在社會人論關系的知識框架上設定的源頭不同，相伴產生的對應知識系統中關于人倫關系的知識內容的差異，固化于社會組織關系和社會血緣關系中，形成社會價值的尺度和社會意識形態，并構成文明的特征。
考察文明史，可以發現，社會倫理關系形成的知識體系和框架，在歷史承傳中具有極強的穩定性，古希臘諸神世系及其商業交換的社會結構框架和對應人倫關系、古希伯來上帝創世的人倫關系、古印度建立于種姓制度基礎上的人倫關系和古華夏基于天人一體的人倫關系，在可考的歷史中，其人倫關系的主體框架自初始的設定后，綿延不絕，承傳至今，并且，主體間極少交融或變革，甚至某些時段即使或有強制變革，但一段時期后仍會被復原。這一特點，在文明的特征上表現為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的歷史繼承性。
四、哲學回歸哲學——回歸方法論——方法論體系的比較與延伸
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哲學”是一個源自于古希臘的概念，原初是指探索世界——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本源及其相關關系的嘗試、行為、方法——“philosophia”——研究對象的概念和邏輯關系——原因和規則——“邏各斯”，中文被譯作“愛智慧”——實質是研究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對應形成的知識或知識系統。1
進行不同知識系統框架的比較，可以發現，在知識和知識系統的框架內，雖然知識和知識系統的探索、嘗試、行為、方法，不同的知識系統有所不同，但就純粹方法論來說，方法論體系仍超越了古希臘的地理空間，是所有文明共同特征的范疇，任何獨立的知識系統都存在著對應的獨立方法論。如古華夏文明的“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整體視角方法論、古猶太的上帝創世與立約的制度框架設計方法論、古印度基于種姓制度的印度教設計方法論等。因此，借用古希臘的概念，可以派生中國哲學、印度哲學、宗教哲學等研究領域。
自古希臘先哲泰勒斯界定萬物由水構成，以自然現象研究為對象的方法論框架和知識系統開端，演化至前蘇格拉底，哲學的使命總體仍在其初始的方法論范疇框架內。至蘇格拉底，哲學的使命逐步向社會價值領域延伸，蘇格拉底的嫡傳弟子柏拉圖則在框架上完成了哲學由初始方法論范疇向社會價值系統的轉向，于是，理念、正義、政治、自由成了延續至今的哲學范疇。[2]
于是，在哲學和知識系統框架沿革史中，類似于食物的取得及原材料、工具、工藝和產品的關系，僅作為亞里士多德概念意義的物理學存在于其知識系統中，理念、正義、公平、利益隨之成為主體。同時，方法論體系也脫離了自然的具象轉向了抽象的形而上學。[3]
全球視野考察，古希臘哲學前期或同期，對于相同主題的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還存在著古華夏、古希伯來、古印度等不同的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并衍生了不同的知識系統框架和內容——華夏整體觀的知識系統框架及內容、古猶太上帝神性的知識系統框架及內容、古印度種姓屬性的知識系統框架及內容，并相應產生了古華夏文明、古猶太文明和古印度文明。
但是，問題的核心在于，古猶太和古印度的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和框架，核心在于構造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聯系，側重于知識系統中社會倫理關系相關的知識層面，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則在尊重自然法則的前提下，由神性的創世設定。
對于古華夏而言，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關系，都是在“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視角，以及天（乾）、地（坤）、山（艮）、澤（兌）、風（巽）、雷（震）、水（坎）、火（離）八大自然約束要素下，由大樣本、長時間序列和跨越代計的觀察和總結，形成“天人一體”的、整體框架的知識系統，其知識系統在框架和內在結構及內容上，實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銜接，以及社會倫理和社會價值體系的銜接。
但是，在古希臘知識系統的框架內，由于前述的知識系統介入視角的原因，方法論框架源自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范疇，社會倫理和社會價值體系被構造于諸神世界的范疇內，自然體系和世俗的世界二者原本是分離的。其間，雖然歷經阿拉克西曼德至蘇格拉底、柏拉圖構造與社會倫理及社會價值體系的銜接，但是在知識系統的框架內，二者的契合仍有難度，甚至還由此引發了蘇格拉底的悲劇[4]。
蘇格拉底悲劇的原因在于，概念和邏輯框架下的理性——邏各斯，難以銜接諸神體系的社會倫理和社會價值體系，并且，這不僅僅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諸智者的困惑，也是其后相關領域不得不讓位于宗教的原因[5]。甚至于，時至今日，一方面由于初始方法論路徑的探求，另一方面由于初始價值體系路徑的追索，一直有研究者探尋回歸前蘇格拉底時代的途徑。
更重要的是，在知識系統和文明發展史中，介入視角及其對應方法論與知識系統框架及內容的混淆，不但困惑了浸淫其中的智者，而且歷史和社會影響深遠。
首先，邏各斯和理念是相對于研究對象而言的知識系統的內容，是需要在既定的研究視角和研究對象屬性、機制、約束條件下，才能夠討論的問題，而不能夠在純粹的、抽象的概念邏輯演繹下去發揮和設想。否則，對于可在實驗室約束條件和現實模擬條件的領域，方法論的應用尚可，如建立在實驗基礎上的自然科學，臆想可被實驗修正。但是，進行動態和不同范疇的社會倫理和社會價值體系研究時，原理、理論和“某些原因的知識”，就會出現理論和現實的背離問題，如社會領域范疇多如牛毛的理論流派，全都存在難以進行社會實踐的問題。并且，這一問題自古希臘以來一直存在。
其次，方法論與知識系統的混淆，導致在研究與實踐上發現問題時，難以厘清是介入視角及方法論問題，還是研究對象相關的知識結構及關系問題。在古希臘，成熟的研究范式是微觀視角，與之相對應，知識系統的框架是學科和領域模式的結構，在此框架內，局部和整體的關系，以及微觀和宏觀的關系，是一個亙古存在的問題。
局部和整體的整合，以及微觀和宏觀的銜接，是一個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和方法論問題，而不是知識系統內部結構問題。沒有整體之上的視角，以及沒有宏觀框架下的微觀系統，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只能是永遠分離的。所以，用隸屬于局部知識的內容或理念，試圖去詮釋整體和宏觀層面的問題，而又忽視了其方法論的缺陷，是古希臘一系知識系統框架的無奈。
再次，介入視角及其方法論與知識系統混淆，導致不同知識系統對比、借鑒、交流，甚至沖突時，難以尋找衡量的尺度、銜接的機制和化解沖突的理性手段。
以地中海周邊及鄰近地區為例，該地區誕生了互有差異的介入視角及方法論和對應的知識系統，并衍生了對應的文明體系，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猶太、古腓尼基和古希臘。這些互有鮮明特點的知識系統及其承載的文明，其交融和沖突延續至今，數千年的可考文獻，汗牛充棟。
時至今日，如果延續數月，甚至數日，沒有地中海周邊地區民族或地緣沖突的新聞，好像世界就缺少了色彩。
那么，相關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原發的介入視角及方法論和對應的知識系統，相互融合了數千年，和平相處與戰爭、屠殺，為什么都找不到相關問題的結？同時，為什么在地中海周邊地區難以尋找到一個不同民族和文明共識的社會倫理及社會價值尺度？數千年來，這一問題似乎無解。
對于相關問題，如果不去探索各知識系統介入視角的差異，以及相應知識系統框架及內容，并深入到知識系統承載的文明構造及差異，探尋各知識系統內部結構中可以相互借鑒和交融的部分，厘清知識系統內部結構中特點鮮明和獨立性較強，甚至極強的部分，尤其是涉及社會倫理和社會價值體系的內容，前述似乎無解的問題，真的可能無解。
更為重要的是，相關問題的探索延伸至地中海周邊之外，類似于地中海周邊的問題也存在。尤其是與歐洲全球殖民貿易和工業革命相伴的全球征服，使原承傳于地中海周邊的歷史問題，擴展全球，并以中國和印度為典型案例。
新千年后，以波斯灣周邊地區為主體的戰略資源——能源爭奪，以及宗教性質的全球戰略反恐，演化為具有前述性質和誘導全球戰略導向的敏感問題。十余年來，也是一個仍無解的問題。
因此，將研究問題的介入視角及方法論與對應的知識系統分開，并深入到知識系統內部結構，解析其沿革史中地緣空間氣候物候因素，厘清研究問題的介入視角及方法論與對應知識系統形成的地緣空間要素，及其相應的社會經濟和社會倫理關系，前述無解的問題，或許能夠探索出一個確定的解。
在前述的背景下，哲學回歸其初始的研究問題介入視角及方法論層面，厘清其與知識系統之間關系，不但是歷史詮釋的問題，而且還是極為重要的現實問題。
五、方法論發展取向
前述研究表明，不同的介入視角及方法論和對應的知識系統間，在知識結構內部存在著高度相容、部分相容和特點鮮明等組成部分。
相比較而言，高度相容類似于機械的通用部件，幾乎可以相互通用，如人與自然關系積累形成的農業和礦產利用的知識，相互學習和借用，自古至今綿延不絕。
經濟資源生產、流轉、分割和配置循環，以及貨幣金融關系，純粹從現象上看沒有什么不同，但是，介入社會經濟關系的整體框架和結構，可以發現，實現形式、載體和機制，雖然僅就自身就代有不同，但各系統的內在鮮明特點仍具有歷史承傳性，表明該部分內容研究和相互借鑒、利用，需要在厘清前述框架和歷史發展進程的脈絡下進行，否則，主觀主導的移植性嘗試，結果和原移植樣本會存在較大差異，如美國式的市場經濟模式的全球簡單移植，時至今日，能言成功者寥寥，而能夠斷定其失敗者不乏其例。相關的學術研究，也是如此。學術史上，由于前述相關的區分、厘清、解析不到位，致使相關研究成果的歷史和現實解釋能力，要么不具有完整性，要么不具有預測性，或者僅僅具有假定條件下概念邏輯演繹價值，而不具有社會歷史和現實意義。
社會倫理關系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核心，也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根基，同時也是各方法論和對應知識系統框架中最特點鮮明的部分。考察知識系統及其對應文明沿革史，可以發現，影響至今的古華夏、古猶太、古印度和古希臘雖歷經外部沖擊和內部變革的洗禮，社會倫理關系的整體框架和脈絡，都十分鮮明的承傳至今，甚至部分時段受到外部或內部壓力曾有的修正，也會在其后的延續中被修復。
社會人論關系的這一特點，決定了相關問題的研究必須介入其研究視角及方法論，深入到其知識系統內部結構、形態、機制中去，并同時關注到其演化發展的約束條件和要素，而不能僅僅從格言式的比較、闡發或編輯層面，去做相關的研究。否則，雖以千年計的相關研究，代價曠世，但相關問題的解釋和解析，仍處在困惑中。
當前世界，在現代交通通訊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地球成為村，不同的研究介入視角及方法論和對應的知識系統，及其承載的文明，從來沒有像現代這樣近距離的接觸、交流和碰撞。與此同時，前述的歷史承傳的問題，隨之變得更為突出，研究問題介入視角及方法論和知識系統比較、交流或沖突，已演化為其承載的文明之間的比較、交流和沖突，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經亨廷頓研究闡發[6]，新千年后經大國利用成為了誘導全球戰略導向問題，影響著全球整體的穩定和格局，影響著世界每一個人的生活和命運。
相關問題如何梳理、比較、判斷，尋找出詮釋和化解糾結的辦法和途徑，由于面對的對象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單一視角及方法論和知識系統框架，及其對應的文明問題。因此，面對當前復雜局面，不但原承傳至今的、限定于單一視角及方法論和對應知識系統框架的分析演繹難以找到需要的鑰匙，而且其跨越單一視角及方法論和對應知識系統框架下的理念、格言和觀點的編輯與組合，也難以切入問題的癥結，學術史發展歷程和結果已經表明了這一點。
在前述分析的框架和邏輯演繹中，可以發現，如果將介入視角及方法論與對應知識系統分離開來，解析其結構、機制、功能、約束條件，銜接其歷史發展邏輯和過程，或許可以一定程度上彌補原研究范式的不足。
這樣，就需要哲學回歸哲學方法論層面，回歸前蘇格拉底時代。
六、全球知識系統整體框架應該如何整合
在可考的歷史中，知識系統都是在其介入視角及方法論的約束下，并通過其承載的文明承傳演化和發展的，知識系統間的交流和融合限定在前述的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關系的經濟領域，這是歷史發展的邏輯。
但是，在當前世界成為村，經濟資源分割和配置全球化、貨幣金融關系和投資全球化、地緣政治傳導全球化的格局下，原有的單一介入視角及方法論和對應知識系統框架，在涉及多視角及方法論和知識系統框架的問題時，方法論和知識結構的局限性越來越突出，并且，相關問題的詮釋和策略針對性也越來越困難。
因此，探索和整合承傳久遠的多視角及方法論和對應知識系統框架的方法，不但是分析和詮釋當前世界復雜關系和聯系的途徑，而且也是尋求較柔和的處理當前世界復雜問題工具及手段的有效途徑。
就操作而言，其整合方法存在兩種可能：其一，選擇一種可擴展的視角及方法論和知識系統框架，擴展至其他的類型，在厘清其他類型知識系統內部結構和機制的同時，解析其知識系統可以銜接的部分和需要保存其鮮明特征部分，避免出現相應的整合引發的社會價值體系的沖突，以及傳導形成的文明層面的沖突和動蕩，規避亨廷頓的文明沖突機制。其二，創造一種全新的視角及方法論和知識系統，并整合多種承傳久遠的視角及方法論和知識系統框架。從現實和歷史邏輯分析，比較兩種可能，選擇前者。
在當前世界承傳久遠、影響最大的古華夏、古希臘、古猶太和古印度四大主體知識系統和文明中，古猶太和古印度的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及知識系統框架的部分，具有封閉性，這是其宗教神性使然。古希臘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和知識系統框架具有開放性，但是其微觀視角下知識框架的整合，自其雛形確立后就一直沒有實現。
因此，可選擇的途徑只剩下了整體觀視角及方法論和對應的知識系統框架。在知識系統沿革及其承載文明的發展史中，其知識系統框架的“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和自然約束（四種固定要素：天、地、山、澤，四種變動要素：風、火、雷、水），構成了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之間關系演化知識系統的整體視角。在這一視角框架下，一方面人與知識系統是一種互動的機制，另一方面在知識系統內在結構、機制和約束條件演化中，人在其中或在場，并且同時決定了知識系統框架的整體性和開放性。
在此情況下，重要的問題在于其可行性，以及如何實現的技術問題。
對于古猶太體系（含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知識系統而言，在其知識系統創立之初，干旱、貧瘠和綠洲農業與游牧的地緣氣候、物候，形成的稀缺的資源產出，促使古猶太先民在知識系統介入視角上，不得不選擇神行設定的知識系統介入視角，從而在尊重自然法則的前提下，將知識系統賦予神性。
就此而言，只要將古猶太地緣的氣候、物候及知識系統介入視角的目的和約束條件，引入整體視角的知識系統，在前述知識系統結構類型劃分及內在機制下，尋找其方法論整合的途徑。
對于古印度的知識系統而言，厘清古印度知識系統介入視角的初始路徑和約束條件——異族征服和種姓制度[7]，納入整體視角知識系統，并解析古印度知識系統構造機制、內在結構、約束條件和演化路徑，探尋其方法論整合的途徑。
對于古希臘知識系統而言，彌補其知識系統介入視角的抽象和形而上的方法論缺陷，同時，在整體的視角及方法論框架下，探尋其學科和領域范疇的知識系統結構間的接點，探尋其方法論整合的途徑。
從知識系統介入的視角、框架和構造機制考察，以上解析在方法論范疇和邏輯關系上，是可行的，當然，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還存在著古華夏一系的知識系統缺失部分的修復，及其相關方法論整合的具體問題。
作者：劉濤 中銀國際期貨有限責任公司 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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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學”源于希臘語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組合而成，意思是“愛智慧”。 “智慧”是指宇宙自然最深邃，最根本的奧秘，標志的一個至高無上、永恒無限的理想境界。
[2] 在古希臘哲學史上，蘇格拉底的理想和悲劇留下了兩大遺產：一是恢復了對理性的信仰；二是突出了對認知主體的人的研究。他的哲學思想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歸納尋求（概念）普遍的定義；二是把認識論與倫理學融為一體，提出了“德性即知識”的命題和“善的目的論”。
[3] 這一格局一直持續到自然科學從哲學中分離，具象的自然現象或問題研究，才重新回歸，并派生出其后豐富多彩的自然學科領域。
[4] 蘇格拉底的理性正義與古希臘政府奉行的諸神規則有差異，導致政府最終判決蘇格拉底死刑。
[5] 此后，即使是科學昌明的今天，歐美世界的社會價值系統的主體，仍是宗教，而不是科學。一定意義上，科學被嚴格限定在自然界的領域，社會科學的研究現定于學術和社會治理技術、技巧研究的范疇，不干涉宗教對于社會價值體系的作用。
[6] 、參閱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新華出版社，2002年1月版。
[7] 雅利安游牧民族入侵印度大陸，征服原住民，為保證雅利安民族勝利者的優越地位和權力，創立基于種姓制度的知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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