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于2003年10月在第八屆黃山國際旅游節的徽文化論壇上提到三個猶太人與三個徽州人分別對世界近現代史和中國古代（后期）史和近代史做出了重大貢獻的觀點。在同年11月的“程朱理學與徽州文化學術研討會”上，筆者又將徽州定位為“儒教圣地”，其論據之一就是徽州有這三位巨人。這一觀點發表后，引起多方人士的興趣。也接到幾位好友的質疑。本文特就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闡述，以就教于徽學同仁。
徽州人有一種獨特的文化精神，徽州人對人類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這一點如同猶太民族。猶太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然而這又是一個多么災難的民族！希伯萊——猶太人在公元前1700多年進入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區），公元前1000多年建立以色列國（北）和猶太國（南），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分別被亞述和巴比倫亡國，其后二千多年他們沒有自己的國家，散居世界各地，居無定所。大家當然不會忘記，幾十年以前，猶太人遭到的那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但由于他們的民族精神，他們抗爭拼搏，不甘心命運的支配，終于在1948年重建家國。雖然這個民族的人口只有不到二千萬人。但它不僅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而且有著一大批為人類文明進程和世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偉人。猶太《圣經》不僅是猶太教的精神寶典，而且成為基督教《圣經》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以基督教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礎和思維導向。猶太人在世界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涌現出頂尖級的大師。僅以近現代為例，在哲學思想領域，有馬克思、弗洛伊德、共產主義運動著名理論家伯恩斯坦、“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創者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馬爾庫塞、直覺主義生命哲學大師柏格森、現象學奠基人胡塞爾、科學哲學巨匠波普、邏輯實證主義大師維特根斯坦；在自然科學領域， 有愛因斯坦、數學巨人馮·諾伊曼、奠定新自然觀基礎的物理學家玻恩、原子物理學及量子力學創始人玻爾、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氫彈之父特勒；在政治領域，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鐵娘子”奧爾布賴特、英國前首相的迪斯累利、法國前總理的布呂姆；在藝術領域，有藝術大師畢加索、畢沙羅、夏加爾；在商業領域，猶太人贏得了“世界商人”的美譽。在這閃爍的群星中，有三顆星是最亮的，那就是： 馬克思、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世界近現代史就是這三個猶太人的歷史。因為這三位猶太人改變了歷史，改變了人們的觀念。馬克思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改變了人們對社會歷史的認識;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改變了人們對宇宙世界的認識;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改變了人們對心靈世界的認識。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猶太人都是偉大的思想家，而思想家才是改變歷史、創造歷史的巨人。馬克思“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開創了一個龐大完備的學說體系并引發了波及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浪潮；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學之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不僅帶來人類行為學方面的革命，而且影響遍及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各個領域的。愛因斯坦是現代物理學之父，他的貢獻不僅僅在物理科學領域，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影響了人類的宇宙觀、世界觀。
當然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三個徽州人。這三個徽州人也都是思想家。他們是：朱熹、戴震、胡適。他們的貢獻在于在思想領域改變了宋以后中國社會的歷史。
朱熹（1130年～1200年），這位雖生于福建尤溪、但祖籍是徽州婺源的南宋大儒，在歷代儒家中的地位及實際影響僅次于孔子和孟子。世稱“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其學說思想從元代開始成為中國的官方哲學，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如李朝時期的朝鮮、德川時代的日本，在其政治領域、思想文化領域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研究朱熹的學術的“朱子學”成為顯學。這位祖籍徽州婺源的大儒，生前不喜為官，一生主要的時間（約四十年）是在講學、著述。晚年由于卷入當時的一場政治斗爭，被奪職罷祠，其學被定為“偽學”，其人也被定為“偽學首魁”，直到去世之時“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黨禁”解弛，朱熹的地位開始日漸上升，最終成為配享孔廟的“孔門十哲”之一。為什么朱熹能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思想家？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其學問淵博——諸子百家、佛道思想、史學文學、文字音韻、訓詁考據、典章音律、天文地理無一不通、無一不精， 更重要的是他建構了一個縝密而龐大的思想“思想庫”——理學體系。這一“思想庫”實際上是北宋新儒學的集大成。雖直接傳承二程“理學”（洛學），卻廣泛吸收了周敦頤“象學”（濂學）、張載“氣學”（關學）、邵雍“數學”（）。朱子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將這數家之學融會貫通，而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閩學”的創始人。
朱熹理學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圍繞“理”這一最高范疇，朱熹提出了“理本論”、“理氣論”、“理欲論”、“心性論”、“動靜論” 、“知行論”、“功夫論”等等思想。“理本論”的提出完成了儒家倫理的本體化。 “理”是先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是事物的規律，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實而不有，虛而不空。“理”是最高的本體，所以“理”又稱為“道”，稱為“太極”。“理氣論”討論了“理”和“氣”的關系，朱熹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理”和“氣”兩方面構成的，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在現實世界中，理、氣不能分離，但從本原上說，理先于氣而存在，“理”是“氣”賴以存在的依據和本原，有“理”而后有“氣”，“理”制約、決定著“氣”，此謂“理在氣先”。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理”之全體就是“太極”，這個太極就是一，是宇宙的本體；就每一事物來看，它們都完整地稟受了這個理（太極）作為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個，卻完整地映現在每條江河之上。此謂“理一分殊”。由此引申到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雖無形跡，但卻包含了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的可能性。朱熹“理欲論”的著名觀點就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一般認為朱熹要滅掉人的一切欲望，其實朱熹是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欲望（如飲食）的，并將它視為“天理”；只是把過分追求或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欲望（如美味）看成是要滅掉的“人欲”。他說的“人欲”是指私欲、邪欲，，是惡的人心，而不是正常的物欲；他說的“天理”是心的本然，表現為仁義禮智四德，體現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等倫常，同時也包括人的正常物質生活欲望。在“心性論”上朱熹提出“心統性情”的觀點，認為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體用的總體。對“性”的概念，朱熹又區分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兩個層面，并提出“道心”和“人心”的范疇。在動靜觀上，朱熹主張動靜是無限連續的過程，是對立統一的、互相轉化的。在認識論上，朱熹提出“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所謂“格物”一是“即物”即接觸事物，二是“窮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極”即窮理至其極；所謂“致知”就是擴展、充廣知識。只有先格物然后才能致知，必須經過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才能達到對“理”的認知。在知行關系上，提出“知先行后”、“行重知輕”、“知行互發”的觀點。強調道德的實踐。在修養功夫方面，朱熹主張“主敬涵養”，強調人在無所思慮及情感“未發”時，仍須保持一種收斂、謹畏和警覺的知覺狀態，最大程度地平靜思想和情緒，這樣才可以涵養一個人的德性。
朱熹寫了不少著作，是中國歷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學者之一，《宋史·藝文志》中著錄者有四十余種，未著錄的尚有二十余種，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編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種。其中《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家禮》、《周易本義》等影響重大，尤其是《四書集注》更是后世科舉應試教科書，是學校教育的基本讀本與國學入門書籍，因此它在中國古代社會后期具有不可比擬的文化地位。作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學，朱熹的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意識形態。其文化地位在封建社會后期是無人可比的。
戴震（ 1723 年～1777年），不少人都認為他只是一個考據學家。他們可能會問：一個考據學家、訓詁學家，他的貢獻無外乎文字學、語言學，其影響面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對社會歷史有改變作用呢？誠然，戴震在考據學上開創了皖學派，是清代樸學主要代表人物。其治學嚴謹，學風質樸，在對古籍的整理、輯佚、辨偽、語言文學的訓詁研究以及古代歷史地理、天文歷法、典章制度的考據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學、天文、地理、聲韻、訓詁、考據、哲學等多方面內容。戴先生人生坎坷，直到51歲時，經《四庫全書》總纂紀曉嵐推薦，入《四庫全書》館為專職纂修。53歲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職務。不久，因積勞成疾，死于任上。如果僅此而已，或許還不能稱為影響歷史的偉人。實際上戴先生的主要貢獻，我認為并不是考據學、訓詁學，而是他的哲學，是他的思想。他的樸學，并不僅僅指其考據學、訓詁學，也是指其哲學，他的哲學可稱為“樸學哲學”。他自己就說過這樣的話：文字訓詁是轎子，義理是坐轎的人。樸學力倡質樸風尚，反對空談義理、心性的王學流弊，反對“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主張言必有證，義不空發。
戴震將考據學的樸學提升為哲學的樸學，這種具有深刻思想意義的樸學成為乾嘉時期的學術思潮，成為近代啟蒙思想的先驅。有人稱戴震是古代孔孟、朱熹之后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師，是十八世紀中國最杰出的思想家。這種說法應該不是溢美之詞。戴震的樸學具有啟蒙主義哲學意義，是對朱熹理學的批判，大多數學者認為戴震是徹底否定理學的，我認為戴震樸學實際上是對理學的批判繼承。當然戴震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是犀利的、大膽的，他揭露和控訴封建統治者“以理殺人”、“以理滅欲”的本質，堅決反對程朱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道德觀，主張人的自然情欲是道德的基礎，人“有欲、有情、有知”，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為人”。他主張要區別欲與私的界限，認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主張“理存乎欲”，反對“存理滅欲”，認為道德準則的作用恰恰就在于滿足和發展人的自然情欲。戴震發出了“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呼喊，要求“舍名分而論是非”，建立百姓安居樂業的“富民”社會。這種求真求實求是的不倦探索精神，無私無畏的批評精神，無疑給近代的啟蒙主義運動起到開路作用。
戴震的樸學哲學實際上是實事求是哲學、唯物主義哲學。在本體觀上，戴震主張“氣”本原論，認為宇宙的本源是“氣”，這種“氣”是物質性的，陰陽五行即是“氣”。宇宙是氣化流行的總過程，“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反對程朱理學的“理本論”，認為理是事物的條理，是事物的規律，不能脫離具體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以“理在氣中”批判程朱的“理在氣上”。在認識論上，提出“人之血氣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認為人的認識能力產生于血氣，血氣產生于天地之化，認識事物要經過觀察分析。通過耳目鼻口之官接觸外物，心就能發現外物的規則，格物致知就是對事物進行考察研究，只有經過觀察和分析，才能認識事物的道理。
然而對這么一位哲學家、思想家，在當時以及后世卻少有賞識者，戴震所作的哲學代表作《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當時讀者也少有通其義者。當時的史學家章學誠對此作了分析：“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為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文史通義》卷二“書朱陸篇后”）胡適說：“戴震的哲學，從歷史上看來，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說是新理學的建設——哲學的中興。” （《戴東原的哲學》）這一評介是公允的。
胡適（1891年～1962年），這位早年打下深厚的國學功底后來留學美國的徽州人，他的復雜的經歷注定他復雜的思想。他對中國歷史的貢獻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思想和新文化運動。可以說他是“五四運動”的第二領袖，而他在學理上則可能超過了第一領袖陳獨秀。他的經歷是大家熟知的：13歲以前讀《四書》《五經》，上海中國公學肄業。1910年赴美國，就讀于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從學于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主張文學革命。同年7月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發表新詩集《嘗試集》。宣傳民主、科學、個性自由，提倡白話文，發動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1919年7月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以改良主義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1922年離開《新青年》，創辦《努力周報》。宣揚“好人政府”和“省自治聯邦制”的主張。1925年參加段祺瑞策劃的善后會議，并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名譽秘書。九一八事變后，創辦《獨立評論》，支持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并發表“全盤西化”主張。1938年任駐美大使，代表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美互助條約》。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顧問。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后任國民大會主席，領銜提出《戡戰條例》。1948年去美國。后在臺灣去世。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胡適文存》等。
對這么一位人物究竟應該怎樣評價？目前學術界有不同觀點。誠然如一些學者所言，胡適在專業領域并沒有超卓的貢獻，在各方面“都不足以成名家”，甚至在當時許多方面的造詣還不如他的學生傅斯年、顧頡剛輩。然而，胡適的貢獻并不在于某個具體的專業。胡適的貢獻應該是思想上的。我認為胡適應該首先是一個思想家。有學者說：“胡適以他的思想力量轉移了中國的傳統，他是從‘傳統的中國’轉向‘現代的中國’的一個明顯的標志。”（牟永福《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處于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新舊文明交替過渡的時代，他清醒地意識到“吾國今日所處，為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也”如何完成本民族傳統文化（舊文明）的向現代文明轉化？胡適提出了“全盤西化”的觀點，雖然這一觀點現在看起來未免偏激，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它對傳統的反叛、對儒家的反叛還是有時代意義的。應該說這是胡先生“為神州造一新舊泯合之新文明”的使命意識使然。正是因為有這種強烈的“再造文明”的使命意識，正是因為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對話，才使胡先生寫出了《文學改良芻議》、《嘗試集》、《白話文學史》等一系列有重要影響的作品，才使胡先生發動了一場白話文運動。白話文運動是胡適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正如魯迅所說白話文運動改變了“無聲的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意義不在于文體革命本身，而在于它與“新文學運動”、“新詩運動”一樣，表現了胡適先生解放思想、探索新知、再造文明的精神，他的思想和行動極大地推進了這一被他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新文化運動。
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胡適的思想代表了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思潮、實用主義思潮。在哲學上，堅持實用主義，否認物質“實在”和客觀真理，認為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在社會歷史觀上，主張多元論、多因論，認為社會歷史現象有經濟的原因、思想知識的原因等。在方法論上，大力宣傳“科學方法”，提倡“科學實驗室的態度”，以實驗主義作為“自己哲學基礎”。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著名觀點。
總之，朱熹、戴震、胡適分別是理學、樸學、新學的領軍人物，他們的思想對各自的時代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歷史的發展、促進了歷史的進步。他們與三個猶太人一樣對世界文明史做出了杰出貢獻。至于這三個徽州人的不同學術思想，筆者認為他們之間并非完全否定的關系，而是批判式地繼承，其發展脈絡有著內在的聯系，可以看成是徽州學術的三期發展 (《“徽州學術”的三期發展》發表于《黃山高專學報》 2000年第4期)。不僅如此，而且促成了中國歷史從南宋到近代的三個演變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