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文明是多元化的。多元文明如何和平共處？西方人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還提出文明沖突論。當今威脅人類和平共處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帝國主義。以和而不同的原則處理不同文明的和平共處，首先要提倡不同文明的和平對話。和而不同的思想已經成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和諧世界的指導性思想。

關鍵詞：和而不同；多元文明；和平對話；和平共處

一

如果要概括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文明發展特征，最突出的應該是多元性或者文化的多樣性。那么，什么是文化的多樣性？“我們應當把文化多樣性看做是：它在過去已經存在、現在呈現著更豐富的形式，在將來會成為洶涌的大河。最終這種多樣性是人類意愿的產物。”“了解、贊同和甚至歡呼文化多樣性并不意味著相對主義，而是意味著多元共存。文化的多元存在在這里指的是：不同的國家、公民群體、國家和國際機構理解和組織文化多樣性的道路。”[①]

多元文明的和平共處問題，就是如何促進多元文明的在全球現有的政治經濟組織的框架之內和平共處，發展進步的問題。各文明的如果不能和平共處，就會出現很多問題，甚至出現紛爭，乃至戰爭。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即歐美文明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20世紀以西方世界為主，發生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人類史無前例的災難，二戰以后雖然再沒有發生世界性的大戰，但幾乎每天都有規模大小不同的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持久和平仍然是人類的渴望和理想。人類已經進入了21世紀，但是新世紀并沒有帶來新氣象，人們期望世界和平的曙光并未令人樂觀，社會沖突、種族沖突、政治沖突、經濟沖突……依舊未見緩和，牽連及或轉移到宗教沖突時，人們更是加深煽情與狂熱，把爭戰帶到無疆界境地，生命掠奪就近在人人的身邊，以毒以殺，仇恨和恐懼循環交熾。

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特別是西方文明內部產生的問題以及西方文明對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咄咄逼人，人類社會正面臨著一場新的文明沖突的危機，并開始引起了人們的警覺。許多西方學者，有著很深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情結，自覺不自覺地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場上對日趨多元的世界文明發展格局不能寬容，提出了很有影響文明沖突論。亨廷頓在1993年美國《外交》雜志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沖突？》的論文，就提出：“新世界中占首位的沖突根源，將不會是意識形態性的或經濟性的。民族國家在世界事務中仍將是最有力的行動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團之間。文明的沖突將主導全球政治。”后來，亨廷頓在他的專著中發揮這一觀點說：“文明是終極的人類部落，文明的沖突則是世界范圍內的部落沖突。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于兩個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為了對抗來自第三個文明的實體或者為了其它的共同目標，可能形成有限的、臨時的、策略上的聯系和聯盟，以推進它們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關系幾乎從來就不是緊密的，它們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滿敵意的。……9O年代，許多人看到，在伊斯蘭和西方之間又在形成一種‘文明冷戰’。在各種文明組成的世界里，這種關系并不是唯一的關系。冷和平、冷戰、貿易戰、準戰爭、不穩定的和平、困難的關系、緊張的對抗、競爭共存、軍備競賽所有這些說法，或許最恰當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實體之間的關系。信任和友誼將是罕見的。”[②]他的觀點受到了來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專家、學者的批評。

二

當今威脅人類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因素有許多，其中主要是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以及由此產生的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挑戰和文化霸權的出現。文化帝國主義是當今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借用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文化影響力自覺不自覺地推行的一種全球文化戰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強勢文化在許多方面取代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樣性失去其真實的意義，成為空洞的形式。文化帝國主義認為自己的文化是普遍性的，否定其它文化的“其它性”并改變這種“其它性”。這種態度帶有一種悖論的特性：一方面，它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不能改變這種同一性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強調其獨特同一性的價值是普遍的[③]。文化帝國主義的出現，與世界文化發展的多樣化趨勢是悖逆的，也往往被作為所謂的文化“一元化”傾向的主要表現來看待。其實，文化帝國主義既是對多樣形態的挑戰，又是對一元性的僭妄。在文化帝國主義橫行的情況下，世界人權、全球倫理、普世價值要么根本無法付諸實踐，要么一付諸實踐就被利用，從而走向反面。

文化帝國主義的態度在美國的思想家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薩繆爾·亨廷頓說：“西方文明與其它文明的不同之處，不在于發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價值觀和體制的獨特性。這些特性包括最為顯著的基督教、多元主義、個人主義和法制，它們使得西方能夠創造現代性，在全球范圍內擴張，并成為其它社會羨慕的目標。”[④]這顯然還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態度。

文化帝國主義的思想根源在于西方文化中從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沒有遵循基督教“登山寶訓”中的博愛精神，而是遵循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結果使西方文化富有極強的侵略擴張性格，盛行以國家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為國家目標控制世界的帝國主義精神。特別是美國，由于移民征服的建國史造就了美國人富于開拓和征服精神的民族性格，社會達爾文主義得以大行其道，最終導致了美國現今的霸權主義的國家戰略觀。美國人的先輩是從海外來到美洲新大陸的“拓荒者”，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和挑戰中成長起來的美國人普遍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觀，把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移植到人類社會生活領域，宣稱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同樣受“生存競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等“自然法則”的支配。美國自建國起，就以“上帝的選民”自居，認為美利堅民族是優秀民族，別的民族是劣等民族，別的國家是流氓國家。美國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為自身的生存和拓展進行斗爭。

文化帝國主義的哲學基礎就是所謂一元論，包括世界的一元化和歷史的一元化。世界一元論者都是自我中心主義者。具體點說，是西方中心主義者。西方中心主義在近代的出現和存在，雖然有其歷史的理由，但它絕不因此便是公正的，尤其不是永恒的。用世界一元主義去解說歷史、擺布歷史，便有了歷史一元主義。歷史一元主義曾是一個美妙的構想。它產生于西方人在近代本著世界一元主義、按照自己面貌去改造世界，竟然所向披靡的時期。實際上，世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歷史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⑤]

三

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生態的發展都是全球性的多元化存在，人類在互愛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要互相依賴。同樣道理，同一地區相近或相鄰的各國各族之間，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們之間的分歧與矛盾。解決多元文明沖突的最理想辦法是在多元中尋求統一。如何在多元中尋求統一？承認不同，但是要“和”，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條道路，否則就要出現紛爭。只強調“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毀滅。中國文化和而不同、和平共處的傳統理念,已經成為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將為解決世界爭端、維護人類共榮提供智慧淵藪。

以“和而不同”的原則處理不同文明的和平共處，首先就必須承認世界文明和各種文化發展的多樣性，提倡不同文明的和平對話。沒有對話的全球化進程可能會增加出現霸權的可能性，沒有對話的多元性可能會形成更多的排他性。杜維明先生從“軸心時代”的高度強調了多元文明和平對話的深遠意義。他認為現在我們面臨21世紀，各種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體系之間應該有更多的溝通、交流，形成一種全球性的“文明對話”，乃至“第二次軸心時代的出現”。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種產物，諸如東亞、南亞地區的印度教、回教，還有耆那教；中國的儒家、道家，還有大乘佛教；中東地區的猶太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應該進行廣泛的對話。西方文化與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之間，通過對話，完全可以相互取長補短，求得共同發展，因此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之間，即使在某種意義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文明沖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對話是全球文明發展的主要趨勢。也可以說，正因為一定程度地存在著文明沖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進行文明對話。總之，文明之間的對話歷來是人類文明創造和諧條件的一個重要機制，是全球文明發展的重要機制。而當今世界的文明對話，就其廣度和深度來說，完全可以、而且應該超過雅斯貝爾斯所說的人類文明的第一次“軸心時代”。今天，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問題取代了超級大國的兩極對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當人們面對這個問題時，情不自禁地得出輕易的概括：歷史的終結、文明沖突或太平洋世紀。實際上，我們所目睹的正是全球歷史的真正起點，而不是歷史的終結。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看，這個新的起點必須以不同文明的對話為出發點。我們意識到植根于種族、語言、領土和宗教差別的文明沖突的危險，這使得對話的必要顯得特別緊迫。霸權政治淡化之際，我們歡迎溝通、聯系、談判、互動、討論和合作時代的曙光。因為全球現代社會的多元化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其中之一宣稱自己的文化至高無上，那只是暴露出自己的傲慢自大，不同社會之間互相參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既是令人渴望的，也是必不可少的[⑥]。人類歷史的發展也說明人類因其古老但共同的祖先而一直有相互普遍的聯系。不同民族文明之間的對話，從古代就已經開始。世界上最早的巴比倫史詩《吉爾迦美什》便繼承了蘇美爾、卡爾德的文學遺產，而其中關于洪水的細節，后又被猶太人改編收入《圣經》，并成為《舊約圣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至于中國古代文化同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交流，乃早已為人們所熟悉。羅素也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觸，以往常常成為人類進步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學習希臘，阿拉伯學習羅馬，中世紀的歐洲學習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學習東羅馬帝國。學生勝于老師的先例有不少。”[⑦]因此，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對話、交流、借鑒和融合是文明多樣性及其發展的活力。

當然，強調文明發展的多樣性和各自保存文化特性，決不意味著一種文明可以置身于世界文明發展的總的潮流之外，實行閉關自守的文化保守主義。相反，“和而不同”的真義在于通過不同的文明之間積極地開展交流和對話，不是一方消滅另一方，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相互溝通，相互理解，相互借鑒，學習和吸收其他文明中的優秀成果和積極因素，彼此取長補短，從外界獲取營養和新的活力，提高和充實自身，以達到相互交融、共同發展，這才是真正的“和”。如果用“和而不同”的觀點去處理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就能夠消除誤解，避免發生矛盾沖突，從而有利于世界文明的健康發展，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按照儒家的政治文化，治國平天下要行王道，不能行霸道。用今天的話說，行“王道”可以使不同文化得以共同存在和發展，行“霸道”將引起文明的沖突，而使文化走向單一化，形成文化霸權主義。世界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如果僅靠軍事力量強大，而不能與他人和平共處，只想用武力征服別人，是斷然不會成功的。只有文明對話，文化融合才能使國際社會和人類文明不斷走向進步。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東西方文化關系也發生著質的變化，出現了多元文化互相溝通交流、從對立沖突走向和諧兼容的新趨勢。而在價值觀方面，一些原本屬于西方或東方的價值觀念，正在跨越政治文化的國界而日益為全人類所普遍認同、接受。例如原本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價值觀念，已不再是西方的“專利”而被全人類所認同。而根植于中國儒家文化的仁愛、和諧、誠信、中庸等價值觀念，也被長期實踐證明是有利于人類生存發展及社會進步的精神財富，同樣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價值。在當代中國，伴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成功進展，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正日益顯示出它的普世性，日益受到現代社會的普遍重視，并為現代人所接納。

四

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及其在當代中國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應用，在促進世界各民族和平相處，共同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在全世界都處于領先地位，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以接近甚至超過10％的速度在高速增長。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不僅成了亞洲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而且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大大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也擴大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發言權。對此，世界大多數國家是持肯定、歡迎態度的，但也有些持偏見的國家表示憂慮，國際上的右翼反華勢力或西方文明中心主義者趁機大肆散布“中國威脅論”以及視中國為“文明沖突”的根源的言論。在建設和諧世界新秩序中，我們應該堅持多元文化兼容互補、和諧相處的多元和諧主義，在這個基礎上尋求不同文明共通之處，尋求能夠為人類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以和而不同的文明觀去化解“文明沖突論”及“中國威脅論”的誤導。

今天，“和而不同”的思想已經成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和諧世界的指導性思想。早在1993年，鄧小平先生就說：“和平共處原則不僅在處理國際關系問題上，而且在一個國家處理自己內政問題上，也是一個好辦法”[⑧]。2002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美國喬治·布什總統圖書館的演講中說：“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以誠為本、以和為貴、以信為先的優良傳統。中國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始終遵循這一價值觀。中國對外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兩千年前，中國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指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⑨]2005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大學演講指出：“中國自古就有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思想。‘以和為貴’就是說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要以團結互助、友好相處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既能容納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優秀文明傳統；‘和實生物’就是說只有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吸收借鑒，才能文物化新，推進文明的進步。‘和’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也是中華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⑩]2005年12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實現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11]。2006年4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中所指出的：“中國人早就提出了‘和為貴’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向往‘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今天，中國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建設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實現物質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機統一。”[12]

總之，從中國政府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到提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以及“睦鄰、交鄰、富鄰”的政策，從積極倡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到主張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等等，無不體現著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而不同”的思想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