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文發表于《學術月刊》2011年12期。】
摘要：近代以后，經過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科學發揮出強大功能，并與資本相互促進，于是，古代學術體系逐漸演變為現代學術體系，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一個重要環節。古今學術體系的核心變異是：古代學者掌握學術資源，無須以學術為謀生手段；現代學者不掌握學術資源，須以學術為謀生手段。這一變異衍生出古今學術的其他變遷：從非職業化、非專業化走向職業化、專業化；從自由變得不自由；從貴族學術走向平民學術；從貴族的風雅品轉變為資本與權力的工具；學者從不接受考核到必須接受考核。因此，現代學術成為一個服從于資本與權力目的的異化的生產體系，它并非為學術而學術，而只是為創新而創新。而學者作為學術雇傭勞動者，不得不適應此體系，從而形成異己的現代學術生態。在此生態中，一方面，學者被異化為學術機器；另一方面，因知識是一種權力，導致專家也是一種權力。為了避免專家濫用知識而危害公眾和社會，有必要對學術進行調控，強調學術責任，限制和監督專家的權力。
關鍵詞：現代學術；學術資源；學術體系；學術生態；異化
現代學術由古代學術嬗變而來，但是，古今學術的差異卻不可同日而語。現代學術忙碌恣睢，務出成果，務求創新，很難看到古代學術那種令人歆羨的悠閑、風雅。尤其是古代有學者以托名方式將其“成果”送予他人的超脫[①]，在現代社會更是難以想象。于是，人們在感慨世風日下的同時，似乎更推崇古代學術之格調，古代學者之風范。殊不知，古今學術之變異，實乃古今時勢變遷的產物，我們不能停留在古今學術生態表面而緬懷古代學術。在古代，學者掌握學術資源，無須以學術為謀生手段；而在現代，學者不掌握學術資源，須以學術為謀生手段，從而形成異己的現代學術生態。所謂學術資源，就是學術研究所需要的報紙、圖書、期刊、器材、資金、傳播媒介等研究條件，還包括學者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等。本文試圖以學者與學術資源之關系為核心，一般性地考察現代學術生態的結構性特征及其內在機理。
一、現代學術之緣起
中國古代學術重視經世致用，“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②]，但對于經驗的器物層面的實用技術則重視不夠。鴉片戰爭以降，為彌補實用技術的不足，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之主張。隨著西學的日漸輸入，技術性學術越來越受重視，學術的職業化與專業化特征也越來越顯著，中國傳統學術逐漸演變為現代學術。1867年，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開設了物理、幾何、微積分、化學、機械、航海測算等自然科學課程；1895年，第一所開設自然科學課程的近代大學即北洋大學建立；1906年，廢科舉；1912年，民國政府改京師大學堂為北京大學，現代大學體制日漸成為主流辦學模式。至此，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初步建立。
與中國古代學術相比，西方古代學術的旨趣卻大為不同。它不以實用為最終目標，此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不以實用為目的”，“既不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樂為目的”的知識比實用知識更智慧。亞氏把知識分成理論科學、實踐科學與創作科學，最推崇研究“不變動本體”的“第一哲學”，這種非實用的學術與經驗、實踐無關，只須冥思。[③]古希臘的思想家們看到，經驗只能提供一些偶然的蓋然因素，其結論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無法洞悉本體。所以，這種學術取向導致從古希臘到近代的古典學術傳統皆有輕視實踐和經驗之特征，社會功能也不顯著。[④]
但是，近代以后，西方古典學術傳統迅速裂變。導致這一裂變的緣由乃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而兩者之結合即構成古今時勢變局的基本動力。17世紀發生了第一次科學革命，為工業革命做了科學技術方面的準備。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科學巨大的功能與價值迅速實現出來，從而改變了整個學術傳統。于是，資本出于逐利的目的，將科學作為工具，從而推動了科學的巨大發展。到了19世紀，資本主義把科學的飛速發展視作自己成功的標志，“在人類努力進取的所有領域中，成就最大的莫過于‘科學’，即知識的進步”。[⑤]至此，資本與科學完成了聯姻，二者相互促進，資本資助、支持了科學，而科學使生產力大大提高，反過來使資本提高了競爭力，使資本不斷增殖。
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隨即發生了第二次科學革命，科學日益彰顯出巨大功能。但是，科學革命只是針對自然對象，幫助人們理解和控制自然界，而不針對人類自身的行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天然的擴張性使它企圖將一切納入自己的控制，為其增殖服務，因此，若能將科學方法也應用于社會，則可更好地滿足資產階級按照其意志改造社會的目的與需求。于是，人們深感需要創立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的學科。1857年，“英國社會科學促進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應運而生，標志著現代社會科學的誕生，而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首先建立。[⑥]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社會科學建立后，古今學科地位發生翻轉，古典學術中被推崇的哲學（尤其是形而上學）、神學，其地位日漸式微，而古典學術所輕視的技藝性、實踐性、實用性的學科如自然科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等卻日漸占據學術主流。在這種變遷的背后，不難發現資本的逐利本性所產生的功能需求，而這種需求推動了傳統學術的科學化。
現代社會科學的創立，標志著整個古典學術被徹底改造。從此，西方傳統學術體系整體地變遷為現代學術體系。同時，由于西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的強勢地位，西學在全世界迅速傳播，整個世界的學術體系亦漸次演變為現代學術體系。
二、現代學術生態的基本特征
從傳統學術體系到現代學術體系的變遷，全面深刻地改變了整個學術生態。一方面，人們發現，人類理性居然有如此強大的實用功能，這在近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隨著人類理性力量的擴張，“神”的光環黯然褪色，“人”的地位迅速上升——人類進入了理性時代。這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言的“祛魅”。另一方面，人類理性被異化。人類理性的重要產物——科學技術——被資本利用，成了賺取利潤的工具。資本與科技的結合，在推動了學術創新、文明積累的同時，也使學術成為商品，使學者成為雇工，現代學術體系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一個重要環節，從而使現代學術生態淪為一個異己的生態。
古今學術生態的這一巨大裂變，被不少敏銳的思想家捕捉到了。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⑦]，點明了現代學術體系的雇傭勞動性質。1919年，韋伯也指出，德國大學亦如美國一樣，猶如“國家資本主義形態”的企業，也出現了一切資本主義企業成熟之后都會產生的現象，即工人與生產資料的分離。[⑧]韋伯明確使用了“工人與生產資料的分離”這一表述，并運用了雇傭關系來描述20世紀初的學術生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希爾斯也指出，在學術中，學術研究經常由資助者規定，“誰掏錢，誰做主”。[⑨]
由此，我們可以通過古今對照來概括現代學術體系的基本特征，此即：在古代，學者掌握學術資源；在現代，學者不掌握學術資源。也就是說，現代學術生產體系與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完全同構，皆為雇主與雇工的雇傭勞動關系。所謂雇主，就是掌握學術資源的資本與權力及其代理機構如大學、科研機構、科研管理機構；在某些時候，政府、軍方也可能通過控制學術資源而直接介入學術而成為雇主。所謂雇工，就是不掌握學術資源的學者。
如果以學術資源與學者相分離為中心，現代學術生態的基本特征有五（見圖1）：
其一，學者從掌握學術資源到不掌握學術資源。這是古今學術體系變遷之核心，其他變遷都直接或間接與此相關。學術資源與學者的分離，在德國，大約在韋伯時代完成；[⑩]在美國，則完成于1865－1920年間，同時，業余研究者越來越罕見。[11]
其二，學術從非職業化、非專業化走向職業化、專業化，且此二特征越來越強化。在古代，貴族學者不但掌握學術資源，還掌握社會上主要的生產與生活資料，無須以學術為職業。同時，古代知識積累速度也較慢，知識總量較少，一個人可以橫跨很多專業，成為通才，因此學術不具有明顯的專業化特征。但是，現代學術的專業化與職業化特征卻非常明顯，且還將繼續加深。[12]在現代，兩方面的原因促成并加劇了學術的職業化與專業化。一方面，資本需要。由于學術已表現出強大的功能，資本需要專業人員專門生產知識（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以提高生產力，于是形成學術的職業化。另一方面，由于知識積累速度越來越快，知識總量越來越大，通才不再可能，因此學術亦如工業生產的分工，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專業化。完全可以說，現代學術的職業化與專業化特征，與福特式現代化大工業生產中的分工沒有區別，絕對多數學者只能追求在狹小的專業內尋求學術的點滴創新，并通過這種創新來獲取相應的學術資源。
其三，學術從自由轉向不自由。在古代，學者作為富裕階層的一部分，由于無須仰仗他人，無須以學術為謀生手段，所以，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來進行自由的學術研究。但是，職業化、專業化且以創新為基本要求的現代學術，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不再自由、悠閑、風雅（那些具有特殊偏好的人除外）。學者之所以經常不能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研究，因為他們必須仰仗別人為其提供研究條件和生活資料。比較而言，古代學術所需要的研究條件較低，而現代學術是高度集約化的資本密集型活動，一個學者幾乎不可能通過自己的力量獲得屬于自己的實驗室、圖書館、資金、出版、傳播、助手等科研條件。因此，為了創造研究條件，尤其是為了獲得科研經費，學者們不得不尋找支持者。同時，由于學術的主要陣地——大學——并不能為學者提供充裕的研究條件，學者們就不得不尋找大學之外的支持者，這意味著學術研究越來越大地受制于大學、科研院所以外的力量。[13]
不過，并不能據此而厚古薄今，認為古代的貴族學術優于現代的平民學術。古代學術的確很自由，但這種自由只是貴族的自由，是壟斷的自由；對于平民來說，則是毫不自由，平民基本上沒有機會接觸學術，從事學術。同時，也不能夸大現代學者與雇主的分歧。現代學者本身就是現代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而現代教育體系早就被資本與權力設計好了，大多數學者在成為學者之前，其學術偏好、思維模式皆已在受教育過程中按照雇主的基本要求而被塑造了。
其四，學術從貴族學術轉向平民學術，同時從貴族的風雅品轉變為資本與權力的工具。在古代的東西方，大多數學者為貴族之一部分（但并非大多數貴族都是學者），他們掌握著社會的主要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可以悠閑地做自己所喜歡做的事。悠閑學術是古代學術的主流生態。而在現代，大量平民通過接受教育而進入學者階層的同時，并沒有掌握學術資源，只能依賴社會其他力量為他們提供學術資源，這些力量主要是資本與權力，亦即雇主。學術成為學者的勞動技能，成為服務于雇主，為雇主逐利的工具。在根本上講，學術從貴族學術走向平民學術，乃是新老“貴族”（即學術資源所有者）的讓渡。古代那種悠閑的學術，在現代學術生產體系中，恐怕根本生產不出什么有價值的知識，因而無法獲得人們的尊敬，所以，新老“貴族”愿意讓渡學術機會，但同時，他們仍牢牢掌控學術的要害——學術資源，成為學術雇主，通過控制學術資源來控制學者，并成為學術研究的最大獲利者。
其五，學者從不接受考核到必須接受考核，且考核只論效果不問動機。雖然古代學者也可能被評價，但這種評價是學者之間的學術評價，而不是學術管理機構的考核；而現代學者實乃雇傭勞動者，雇主要對雇員進行績效考核，所以，學者必須在一定時間內生產出一定質與量的學術成果，才能獲得相應的學術資源。在現代學術考核體制下，學者被當作學術產品的生產機器，考核者并不考慮學者對學術是否有興趣，是否真誠，學者甚至無法干預學術成果的去向與用途。當然，也有學者如韋伯說，不管其他人如何利用學術，學者皆應“為學術而學術”。[14]對于韋伯這番“為學術而學術”的宣導，雇主們一定會很高興，他們最喜歡這種真誠的學者，因為這種學者最能為他們生產利益。
總之，在學術資源與學者相分離的現代學術體系中，學術勢必呈現出職業化、專業化、工業化、商品化、資本化、定量化等特征。這些特征的背后，乃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內在機理。由于資本的驅動，使現代學術生態成為異己的生存樣態。學術資源擁有者為了追逐最大化利潤，就需要提高生產效率；要提高生產效率，就需要專業學者生產知識。當學術成為韋伯所言的“職業的經營”時[15]，以學術為志業就無法不受限制。學術，不再是古代貴族的自由悠閑的風雅活動，而淪為一種異化勞動。在現代學術生態中，學者作為雇傭勞動者，乃是一部知識生產機器。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學術并不是一種自由的志業，不是他們本己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種謀生的職業。學者并不是為自己的興趣而生產，而是為了符合雇主的要求而生產。他們如同工廠里的工人一樣，需要生產一定數量與質量的學術產品，才能獲得相應的生活資料。與工業生產完全一樣，現代學術生態也是一個競爭劇烈的生存系統，也遵循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只不過，工人不要求創新，學者則以創新為最重要的目標。為了創新，學者不可能自由、悠閑。如果說有自由，也是在小專業內研究的自由和創新的自由，而這種自由正是雇主所樂見的。雇主希望學者在這種“自由”中創新而提高生產力，幫助實現其利益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學術體系根本不可能為學者提供“為學術而學術”的生存環境，也不可能形成“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生態，而只能在某種程度內提供“為創新而創新”的環境。
現代學術生態的異化本質衍生出諸多弊端：一方面，學者被異化為學術生產機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學者為了謀利，炮制了大量學術庸品，甚至剽竊、抄襲，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傷害公眾。對于這些弊端，尤其是對其中的學術道德問題，從道德角度解釋是乏力的，而必須從現代學術生產體系的本質來解釋。學者為了獲取學術資源，不得不符合雇主的要求而適應現代學術體系，使自己的學術活動成為異化勞動，從而使現代學術生態呈現為異己的生態。
三、對現代學術體系的匡正
盡管不少人對異化的現代學術生態持批判態度，但是，應該理智地看到，現代學術生態的特征，不是一時一地的學術之表現，而是一種穩定、牢固、普遍的結構性特征，因為現代學術生態既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必然產物，同時它也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如果僅僅停留在對現代學術生態的批判，并不切中根本；而想對現代學術生態做根本的改變，亦是不可能的。如果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能改變，現代學術生態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其異己性。目前所能做的，乃是對其弊端進行調整和改進。
（一）依法對學術研究實施調控
一方面，現代學術的功能越來越強大；另一方面，現代學術受資本和權力的支配。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如果雇主命令學者研制雇主所需要的任意工具，可能后果是什么？由于科學在資本以及各種集團利益的支配下，常常淪為異己的力量，甚至是與人類對立的否定性力量，這使科學的價值受到懷疑。[16]所以，對科學的調控早就開始了，只不過目前的調控還是小范圍的（如針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以預見，在未來，科學調控的范圍將大大擴大，并且會跨國界，進行國際合作。科學被大范圍調控將表現為：項目制將成為科學研究的一般模式，沒有取得立項的研究，很可能不準研究。在目前，許多學者抱怨自己申報的項目無法獲得批準，因而缺乏研究資金。若學者能夠自籌資金，沒有人阻礙他的研究。但是，在未來，即便學者能夠自籌資金與創造研究條件，若沒有獲得立項批準，也是不準研究的。甚至可以預見，項目制將在全球范圍內統一規劃和施行。
社會科學作為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否也應被列入調控的范圍？答案是肯定的。社會科學要涉及如何規劃、設計社會的發展目標、實現途徑，但是，社會的發展目標與實現途徑皆不可任意主張，不能危及人類安全，亦不能突破人類業已形成的底線共識，如對生命的尊重，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對基本倫理的尊重。例如，在當今社會，研究者可以研究奴隸制、種族主義、納粹主義、太監制度、殉葬制度，但只能作歷史的研究（提供事實判斷），而不能主張這些東西。又如，我們知道，世界的資源日益匱乏，而人口日漸增多，引起了全球環境的惡化，加劇了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的沖突，如果能減少人口，不失為解決問題的一條途徑，但是，社會科學絕不能因此而主張通過戰爭、瘟疫等手段來減少人口。
或許有人說，社會科學調控會妨礙思想自由，其實，這種調控不是中世紀歐洲基督教以及專制國家的思想專制，也不是對危及特定利益集團的社會科學的調控，而是對危及人類安全或突破底線共識的社會科學的調控。由于不論人們是否自覺，其思想總要受某些理論的指導；若錯誤的社會科學理論與現代科技相結合，會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例如，種族主義結合現代科技，在20世紀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災難。[17]所以，社會科學也應有所約束，不能任意創造、主張與傳播理論，以免顛覆大眾的思想，滋生、主張突破底線共識的行為。當然，無論針對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學術調控都應循法而行。
（二）保護和激勵學術創新
由于現代學術體系要實行量化考核，學者為了生存，經常會為了滿足考核指標而進行研究，從而產生大量平庸成果。為了保護創新積極性，不應完全以量化考核來逼迫學者，挫傷其創造力，而應該給予部分學者一個盡可能寬松、穩定的學術環境，允許他們自由研究，長期不出成果。
當然，現代學術體系的主要管理手段不是創新保護，而是創新激勵。創新激勵機制的主要理由在于，大學、科研機構或學術的投資者需要收回成本，甚至盈利。因此，在資本生產體系不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大學、科研機構將越來越世俗化、產業化。其深層原因在于，不論是高等教育還是學術研究，其耗費都將越來越大，投資者不得不考慮成本收回甚至盈利的問題；并且，從理論到技術再到產品越來越容易，周期越來越短，在各國經濟競爭如此激烈的國際背景下，沒有誰愿意也沒有誰敢放棄可行的、有利可圖的產業化，這就為產業化提供了良好社會環境。其實，大學、科研機構的產業化并非壞事，因為人類生產知識或從事學術的最終目的，乃是要通過人類理性來理解、改造自然與社會，而大學、科研機構利用自己生產的知識（或學術）滿足社會的需求，沒有什么不對。至于德國洪堡那種以孤寂（Einsamkeit）與自由（Freiheit）為核心大學理念[18]，只能越來越成為田園牧歌式的感嘆。雖然洪堡理念式的大學亦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這種大學只能為數極少，是被保護的大學，是保護區，而非生態正常的大學；并且，這種大學會間接侵占其他大學的資源，其他大學因此會更加入世化和產業化。
（三）監督和限制專家的權力
自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power）這一觀點以來，關于知識與“權力”（power）的關系一直就是重要的學術話題。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福柯試圖解構知識的權力特征，但解構也好，還原也罷，皆不能消除知識的權力特征。其實，知識自古以來就是一種權力，培根只不過明確表述了知識的權力特征而已。一切壟斷知識的掌握、研究、解釋與使用，并以此迫使他人接受某種知識及其蘊涵的行為指示的行為，皆是把知識權力化。
在現代，隨著學術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對于身邊發生的許多事件，普通民眾無法作出可靠判斷，只有專家才有專業資格作出判斷，因此，知識（或學術）的權力特征將會越來越強化，這是不可逆轉的。專家是學術研究、知識生產的主體，知識是一種權力，意味著專家也是一種權力——專家通過他所掌握的專業知識而具有權力。如果專家權力得不到監督和限制，造成專家壟斷某些話語權，就會給民眾、社會帶來嚴重危害。如果專家與資本、權力、軍事、媒體相勾結，后果會更嚴重。因此，必須限制專家的權力，必須建立專家言論責任追究制度。
專家言論責任追究制度應該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持論專家舉證制度；二是專家審查制度；三是專家信用制度。所謂持論專家舉證制度，是責令專家對其所持之論提供舉證。對于一個尚未確定且影響公眾生活的問題，如果某個專家試圖讓公眾接受其看法，而當他的看法受到公眾或其他專家質疑時，那么，首先，該專家必須誠實地給出該問題的相關信息；其次，由于他人很難知道該專家是否誠實，因此，該專家還須給出關于該問題的不同（含相反）的看法；再次，為了防范某些研究在他國已經得出了可靠的結論，而專家卻在本國隱瞞該結論，不同看法必須在全球范圍內收集，并公之于眾；最后，對這些不同的看法，該專家可以不完全列舉，可以歸類，但不得以不知道為借口而遺漏，因為在信息發達的現代社會，專業研究者不應該不知道一個尚未確定的問題的不同看法。所謂專家審查制度，是指成立專家審查委員會來裁判持論專家的舉證。持論專家向專家審查委員會陳詞，專家審查委員會對持論專家的看法進行專業審查和裁決。公眾有權參加旁聽，并提出疑問。所謂專家信用制度，是指凡是面向公眾的專家言論，皆應進行信用審查。此外，還須強調，對專家言論的監督與責任追究，必須堅持公開透明的原則，依照程序進行。
學術自由必須是以學術責任為前提的自由。專家言論責任追究制度不應被誤解為鉗制侵犯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這種責任追究，乃是在承認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避免專家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危害民眾與社會。1958年9月通過的《維也納宣言》之第七部分，就專門講到因科學家的專業能力而產生的專業責任：“科學家們由于他們具有特殊的知識，因而相當早地知道了由于科學發現所帶來的危險和約束，從而他們對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的間題也具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和一種特殊的責任。”[19]但是，學術責任至今未能得到應有重視，在法律上更缺乏有效規制。例如，若科學家掩蓋轉基因食品有害的事實，將會給人類帶來不可避免的災難。但是，科學家在享受因科學的正面效應而帶來的巨大榮譽和社會地位的同時，卻逃避科學的負面效應之責任，僅把負面效應歸咎于對科學的不當應用。[20]因此，建立專家言論責任追究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參考文獻：
1. 永镕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2.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
3. 杜威：《確定性的尋求——關于知行關系的研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6. 馬克斯·韋伯：《韋伯論大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7. 愛德華·希爾斯：《學術的秩序——當代大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8. J.D.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9.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10. 陳恒六：《從科學家對待原子彈的態度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載《政治學研究》1987年6期
11. 田松：《推廣轉基因技術首先不是科學問題》，載《讀書》2010年7期
On the Alienation of Modern Academic and its Rectification
DENG Xize
Abstract: Through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science has brought into playing powerful function, and mutually promoted with capital. So, ancient academic system was changed gradually into modern academic system.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academic system is that ancient scholars master academic resources, and academic isn’t means of subsistence; but modern scholars inverse. Other differences derived form the key are: academic from non-professionalization and non-specialization to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from liberty to non-liberty, from noble academic to plebeian, and ancient scholars don’t accept examination but modern scholars do. Therefore, modern academic has become an alienation academic zoology that is obedient to capital and power. It isn’t for academic study, but for innovation. In the zoology, on the one hand, scholars become academic machine;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knowledge is power, “expert” is a kind of power. For fear of “experts” abusing knowledge,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te and control academic.
Key words: Modern academic; Academic resource; Academic system; Academic zoology;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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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漢書•藝文志》載：“《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等等。托名之風，肇自先秦，下逮近古，“蓋宋以來，兵家之書，多托于亮；明以來，術數之書，多托于劉基”（永镕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②] 《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
[③]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981b，1025b，第3，118－11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
[④] 杜威：《確定性的尋求——關于知行關系的研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19頁。
[⑤]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第341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⑥]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第355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 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志業》，見《韋伯論大學》，第92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⑨] 愛德華·希爾斯：《學術的秩序——當代大學論文集》，第9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⑩] 馬克斯·韋伯：《韋伯論大學》，第92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 愛德華·希爾斯：《學術的秩序——當代大學論文集》，第2－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12] 馬克斯·韋伯：《韋伯論大學》，第96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 愛德華·希爾斯：《學術的秩序——當代大學論文集》，第7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14] 馬克斯·韋伯：《韋伯論大學》，第101－102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 馬克斯·韋伯：《韋伯論大學》，第96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 J.D.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第271－27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17]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第365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18]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第29－3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弗·鮑爾生：《德國教育史》，第123－126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洪堡時代，現代學術體系還沒有建成，但古代學術體系已開始轉向現代學術體系。洪堡之所以提出五原則，是因為他已看到初現端倪的現代學術體系蘊涵的弊端，并參照貴族學術的優點，試圖用后者來校正前者。但是，洪堡大學理念可能在個別大學實現，在整體上只能是空想。
[19] 陳恒六：《從科學家對待原子彈的態度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載《政治學研究》1987年6期。
[20] 田松：《推廣轉基因技術首先不是科學問題》，載《讀書》2010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