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是文理兼容、魅力獨具的一門學科，它通過研究古代人類活動留下來的遺跡、遺物復原人類歷史，讓我們能夠更加深刻地認識人類起源、發展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考古學與公眾之間有著緊密關系，它是人類了解過去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人們天然地會對自己的過去和埋在地下的“寶藏”充滿好奇。英國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根據在美索不達米亞烏爾考古遺址的經歷而寫出的《古墓之謎》（Murder in Mesopotamia）廣受歡迎，成為暢銷小說，反映了公眾對考古學的興趣。
考古學在誕生后的200年中已經改變了公眾對世界的看法，考古新發現還在不斷刷新我們對自身歷史的認識。田野考古發掘獲得的各類遺物充實了博物館，成為現代社會非常重要的公共文化和教育資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大規模的開發建設以及受利益驅使的盜掘，令越來越多的考古遺產遭到人為破壞。嚴峻的形勢使很多學者意識到僅僅依靠考古學界的力量難以全面保護分布廣泛、數量巨大的考古遺產，考古遺產的保護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社會、公眾的支持。這就要求考古學界必須向社會闡明考古學的意義和考古遺產的價值，讓更多的人參與到考古遺產保護中。出于以上多種原因，國際上開展了許多面向社會和公眾的考古活動探討和實踐，歐美學術界逐漸形成了公共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這個研究領域。
盡管Public Archaeology這個概念在我國還存在著是翻譯成“公共考古學”還是“公眾考古學”的爭議，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其所涉及的研究內容也存在不同看法，但是考古資料的公共屬性和遺產保護的現實需要，使得這些爭論并不妨礙各國學者在這個概念下開展多方面的研究和實踐，公共考古學逐漸成為國際考古學界關注的熱點。在與歐美國家愈來愈頻繁和深入的學術交流中，一些中國的考古學者看到國際上已經相對成熟的面向公眾的考古活動，開始反思我國應該如何更好地讓社會和公眾了解考古學，提出中國亟須構建公共考古學，并逐漸開展了相關理論探討和社會實踐工作。1990年，國家文物局委托中國文物報社和中國考古學會開始評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使每年一次的評選成為公眾了解考古工作和成果的平臺。2002年在杭州召開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頒證與學術研討會”，第一次將“考古學與公眾——考古知識的普及問題”作為會議主題。2005年12月，國務院決定從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我國的“文化遺產日”，從國家層面推動社會對文化遺產的認識和保護。2007年“文化遺產日”準備期間，國家文物局下發通知，要求全國“具備開放條件的文化遺產地、文物保護單位、古跡遺址、博物館、紀念館等在‘文化遺產日’當日或前后根據實際情況免費（或優惠）向公眾開放； 有條件的考古發掘工地可有組織地向公眾開放。”此后，一些考古科研機構陸續嘗試進行了面向公眾的考古活動，圍繞考古學和公眾的學術研究也大幅增多，并且進一步加強了與國際公共考古學界的交流。
經過近10年的摸索和發展，我國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轉變了理念，認同并尊重公眾擁有了解、接觸和利用考古遺產的權利，認同考古研究的成果應該盡快轉化為社會知識。因為只有這樣，專業的學術研究才真正具有社會價值。審視我國公共考古學發展狀況，目前這一領域主要呈現以下一些特點：一是從偶發性（甚至有時會帶有一定表演性）向常態化發展。越來越多的教學與科研機構建立專門的公共考古部門，中國考古學會也設立了公共考古專業指導委員會，從而形成了組織機構保障，能夠長期、固定地開展常態化的活動，并與大眾媒體建立了常態化的聯系與合作。二是從不固定狀態逐漸向制度化發展。由于缺少制度保障，過去的公共考古工作面臨缺少資金和人員的困境，主要靠工作人員的社會責任感和工作熱情支撐。近年來這種情況已經有所好轉，考古領域非常重要的“田野考古獎”在評定中將是否開展公共考古活動作為考量的內容之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定細則》也將是否開展公共考古活動、是否面向公眾進行考古科普教育活動列為重要的考量標準。三是公共考古活動越來越多樣化。除了常見的出版、講座、參觀，現在的公共考古活動更加注重面向不同人群設計各有特點、形式多樣的活動。新媒體在傳播公共考古知識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除了一些考古科研機構的微信公眾號，一些青年學者利用微信等新媒體做出了很有影響力的公共考古傳播平臺。四是關注考古遺產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比如，有的考古科研機構通過舉辦創意設計賽、展覽、論壇等活動，匯集考古、藝術、設計等多領域的學者，共同探索如何把考古所得的知識體驗帶入日常生活，希望能夠以故為新，聯結過去與未來，解放古物，喚醒創造力，讓傳統美重歸日常。
從目前狀況看，公共考古學涉及的內容主要是考古學的科學普及，而考古學的科學普及所體現的考古學與公眾的關系主要是單向度的，公眾是受眾而不是參與者。事實上，考古學的科學普及只是公共考古學的主要內容之一，并不是全部內容。如果我們把公共考古學僅僅理解為考古學的科普教育或者大眾化，實際上就忽視了公共考古學的公共性、政治性和倫理性。但目前我國考古學界在這些方面的理論探討和研究還比較少，今后應該在這些領域進行更深入的思考。總之，我國公共考古學應在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下探討考古學與社會、公眾的關系。公共考古學的發展會促進考古學者轉換思維，批判性地反思學科倫理，擴展研究視角，關注考古學所處世界的現實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考古學是推動考古學不斷發展完善的重要機制，也是提高全民智識和審美水平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