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普通話再自然不過：去政府部門辦事，用普通話交流；打開電視收音機，聽普通話播報；到了一地不懂方言，開口說普通話，總有人能聽懂……而在60年前，“相隔一叢草，說話不知道”還很常見。1956年，我國吹響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普通話的號角。60年來，普通話普及率從“零起點”達到70%以上，國民語言交際障礙基本消除，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
站在新時期的歷史節點上，語言文字事業面臨著新挑戰、新機遇。日前，教育部、國家語委發布《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計劃到2020年，在全國范圍內基本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全面提升語言文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語言文字事業服務國家需求的能力。
推廣普通話60年 普及率達70%以上
2010年4月，青海玉樹地震。玉樹州體育場安置點上，一個跑前跑后的藏族小男孩引起了人們注意。“才仁，快來，這個老奶奶說什么呢？”“才仁，給醫生說一下，我的點滴輸完了”……原來，普通話十分流利的才仁旦周，成了漢族醫生和藏族傷者間的“小翻譯”。“我能派上大用場！”10歲的才仁旦周興奮得小臉放光。
這就是普通話的魅力。新中國成立之初，嚴重的方言分歧妨礙了人們的溝通交流。就拿福建省大田縣來說，一個縣里，就有閩南話、客家話、前路話、后路話、桃園話等5種方言，出門買件東西，比劃半天才能明白。
基于此，黨和國家確立了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三大任務。1956年2月，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指出，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
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那時，老百姓語言觀念保守，不少人“寧賣廳，不賣聲”。改革以學校為主陣地、以黨政機關為龍頭、以新聞出版行業為榜樣、以公共服務行業為窗口，奮力破冰。根據文件，從1956年起，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中小學語文課一律開始教學普通話，全國各報社、通訊社、出版社和鐵路、交通等人員，要求在一定時期內學會普通話，消減用字造句的不規范。一時，學習普通話成了時代潮流。
1982年，“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寫入憲法，成為基本國策；2001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施行；2012年，教育部、國家語委發布《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年）》……一系列政策法規的出臺，讓語言文字法制化、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截至2015年底，全國普通話普及率達到70%以上，識字人口使用規范漢字的比例超過95%，文盲率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80%降至4.08%。”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司長姚喜雙告訴記者，目前，語言文字規范化示范校有3.17萬所，36個一類城市和347個二類城市、985個三類城市基本實現“普通話初步普及、漢字的社會應用基本規范”的目標。
更可喜的是，中華語言文化的國際傳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面。2014年的世界語言大會上，以中國政府為主導提出的《蘇州共識》，提升了我國在世界語言文字領域的國際話語權。此外，我國已在134個國家設立了約500所孔子學院、1000個中小學孔子課堂，為世界各國民眾學習漢語、了解中華文化發揮了積極作用。
迎接時代挑戰 信息化水平待提高
“喜大普奔”“不明覺厲”“人艱不拆”……看似成語，卻不知所云。信息化時代，這樣的“網言網語”層出不窮。就拿“喜大普奔”來說，上網一查才明白，原來是“喜聞樂見、大快人心、普天同慶、奔走相告”的意思。
“網絡語言具有積極的一面，有的經過大浪淘沙沉淀下來，比如‘點贊’‘有權不可任性’；有的則難以理解甚至流于低俗。我們的態度是積極引導，加以規范，構建健康和諧的語言生態環境。”姚喜雙表示。
如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進入轉型期，科技進步醞釀新突破，在這種發展格局下，語言文字事業面臨新挑戰，更迎來新機遇。
9月13日，浙江省某法院迎來一場別開生面的庭審。書記員未碰鍵盤，法官與訴訟參與人的每句話卻都同步顯示在屏幕上，遲延不超過500毫秒，時不時還自動糾錯。原來，這就是智能語音識別系統，堪稱“智能書記員”。
語音識別背后的奧妙，正是語言文字信息化技術。針對當前“語言文字信息技術創新與社會應用能力還比較薄弱”的問題，《規劃》指出了發展方向：支持推動自然語言處理、語音識別與合成、文字識別等智能化理論研究和技術研發；支持不同語種間的機器翻譯研究以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智能輔助學習和評測的技術產品研發；推進互聯網環境下的語言計算技術創新，在信息技術新一輪發展中掌握主動權。
此外，根據《規劃》，我國還將實施“‘互聯網+’語言文字服務工程”和“語言文字信息化關鍵技術研究與應用工程”，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推動語言學習、語言服務、語言管理，探索解決不同語種間自動翻譯關鍵技術問題，并打造全球中文學習網絡平臺。
普通話的價值，隨著時代進步而愈加彰顯。在小農經濟時代，跨地域溝通少之又少，一口方言足夠使用。工業化、信息化社會則不同，特別是隨著新型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入發展，社會人口的流動更加頻繁，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逐步形成，迫切需要提高國民普通話水平。
“當前，我國西部和東部的普通話普及率相差了20個百分點；大城市普及率超過90%，許多農村和民族地區只有40%左右。”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指出。針對這個問題，《規劃》要求實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大力提升農村地區普通話水平，加快民族地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大力提升青壯年勞動力普通話水平，確保少數民族學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到2020年，實現“在全國范圍內基本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目標。
“這一目標具有里程碑意義，意味著將初步實現幾千年來‘書同文、語同音’的夢想。” 姚喜雙分析，推普的薄弱地區主要在民族聚居區、偏遠地區，隨著工作力度加大、城鎮化步伐加快、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等，推普速度會進一步加快，“從全國平均看，基本普及普通話是可以實現的”。
服務國家戰略 語言文字架起橋梁
近日，土庫曼斯坦，有場熱鬧的聯誼。我國某石油企業的中方員工和當地員工載歌載舞。為了盡快融入當地環境，中方員工積極學習土語，了解當地風土人情，贏得了當地的信任和支持。
“這是一個以語言文化融通促經貿合作的成功范例。”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語情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趙世舉指出，這實現了民心相通基礎上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也表明了語言文化通融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不管是開展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還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管是搶險救災、反恐維穩、海外維和、遠洋護航、聯合軍演、護僑撤僑，還是各種國際合作，國家語言能力都起著關鍵作用。“掌握一種語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國文化的鑰匙”，《規劃》指出，今后5年，要提高國家語言文字服務能力，重點提高保障國家戰略和安全的語言文字服務能力、創新語言文字服務方式。
“就拿‘一帶一路’建設來說，就面臨著語言服務能力不足問題。”長江學者、江蘇師范大學語言能力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楊亦鳴分析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達到60多個，所使用的國語及官方語約60多種，這還不算這些國家繁多的民族語言。與之相比，很多語種尚未在我國高校教學中開設，一些語種雖已開設，人才儲備也明顯不足，提高國家語言能力迫在眉睫。
針對這個問題，《規劃》要求實施“語言文字筑橋工程”，協同我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學研究力量，建設適應國家對外開放重大戰略需要的語言服務國家資源庫，實施國家對外語言服務人才培養計劃；建立“語言通”服務網絡平臺，建立語言大數據增值服務機制，開發面向智能手機的“語言通”客戶端，形成適應我國在對外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中所需要的語言在線服務能力；繼續建設好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
“強國必須強語，強語助力強國。”據悉，下一步，教育部、國家語委將充分調動地方和行業系統的積極性、創造性，及時研究解決語言文字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全面推進《規劃》的貫徹實施，推動語言文字事業再上新臺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