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二卷本《孔子家語》其實系明代何孟春整理本，并非宋本系統。何孟春未見宋本王肅注《家語》，只是在元王廣謀“節略”本的基礎上進行整理，故何本其實仍是殘本，即使是何氏之“補綴”亦多出胸臆，尤其以他書所見妄補《家語》更顯草率。現今在宋本《家語》并不鮮見的情況下，《家語》研究斷斷不能再以何孟春本為據。
關 鍵 詞：孔子家語 復旦藏本 何孟春本 王廣謀本
晚近以來，由于出土文獻陸續發現，向稱“偽書”的《孔子家語》重獲重視，研究漸夥。但由于長期頂著“偽書”的帽子，該書乏人關注，善本亦稀見。筆者致力于《家語》一書研究有年，對此書之版本流變亦稍留意[2]。最近，復旦大學圖書館委托杭州富陽華寶齋古籍書社仿真影印該館所藏齊召南批校清康熙間《孔子家語》刻本二卷。近日于友人處得見此影印本，但一見之下，甚為失望：此本雖早至清康熙間，但卻并非宋本系統，實是襲自明何孟春之八卷本，而何本又系自元王廣謀之“節略”本改編而來。何氏由于未見宋本，每每以他書之孔子言論補王廣謀本之缺略，其實跡近閉門造車。該書“影印說明”亦言及晚近由于多宗出土文獻發現而致《孔子家語》一書的價值重估，并指“此書對于研究孔子及其弟子傳人之思想，具有重要意義”，且指此本“足稱佳本”。但今天研究《孔子家語》一書，學者多據承明而來的各種“宋本”（并不稀見），而不應該再據何孟春本。今就管見所及，略述此本之性質及淵源所自，尚祈方家正之。
此本系白文無注本，單黑魚尾，四周單欄，每半頁九行，滿行二十字。卷首題“六十七代孫毓圻編正，弟毓埏 男傳鐸、傳鋕同校訂”，后附齊召南、諸開泉跋文。孔毓圻系孔子六十七世孫，康熙六年（1667年）襲封衍圣公。該本雖題孔毓圻編正，其實幾乎全襲何孟春本，孔氏不過是將何本的注刪去，以及把原來的八卷重新分成上下兩卷罷了，這就是其“編正”的實質。關于該本的性質，齊召南在跋文中稱此本是天一閣所藏之吳本[3]，諸開泉也說：“得齊次風先生訂正吳本《家語》一書”，他們所稱的“吳本”情況未明，或即《家語》版本學史上的吳勉學本或吳嘉謨《孔圣家語圖》本[4]：此二本其實都是源自仿宋刻本，內容也頗為有據。筆者曾經考證：毛晉之前“宋本”流傳的鏈條并未斷裂，只是傳本極稀罷了[5]。四庫館臣為抬高汲古閣本，認為在毛晉獲宋蜀大字本之前，明人無見宋本者，是不符合事實的[6]。另外，無論是吳勉學本或吳嘉謨《孔圣家語圖》本，它們相對于毛晉汲古閣本，雖是別一宋本系統，但內容上也是比較完整的。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此二卷本，由于襲自何孟春本，而何氏又是據元王廣謀之“節略”本進行整理，因此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內容上較之“宋本”系統大為“節略”，其實并非全本。所以我們看到齊召南之“批校”，其實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增補”：依所謂“吳本”把該本之缺略補足。既然這樣，此本就不會是“吳本”，故齊、諸二氏的看法是有問題的。齊召南之批注每于各篇篇名之下，注明“吳本”此篇多少條，而“此本”“妄刪”為多少條云云，如果此本確屬“吳本”系統，怎么會有那么多的“妄刪”呢？我們據此也可知道，齊氏對《家語》之版本流傳特別是王廣謀、何孟春本的版本特質也是不明了的。大概齊氏把孔毓圻的“編正”理解為對舊有“吳本”的刪節了，而沒有認識到這根本就不是“吳本”，實乃經由何孟春整理的本子。清修四庫，天一閣后人雖多有獻書，但四庫之《家語》版本卻用的是毛晉汲古閣本，正說明天一閣雖素以收藏宏富著稱，但于《家語》一書，其實并無佳刻。
該本源自何孟春本的一個明顯證據是其篇次安排。此本篇次與今傳宋本最大的不同是第三十八篇至四十四篇的篇次排列。今傳宋本的次序為：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本姓解第三十九、終記解第四十、正論解第四十一、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子夏問第四十三、公西赤問第四十四[7]。而此本次序為：正論解第三十八、子貢問第三十九、子夏問第四十、公西赤問第四十（一）[8]、本始解第四十二、終記解第四十三、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對《家語》一書版本流傳情況有所了解的人都應該知道，此本這種篇次安排是有所承的，那就是它始自明代何孟春的八卷本《孔子家語注》[9]，何氏此本《四庫存目叢書》有收錄，第三十八篇以下次序與此本悉合。何孟春未及見宋本《家語》，只及見元王廣謀之“節略”本“《家語》句解”，出于對王廣謀本的不滿意，因此對王本重加校注、整理，篇次上也進行了調整，但由于未見宋本，何氏的很多整理實自出胸臆，了無憑據，三十八篇以下之次序安排即屬此類，無非是要在最后幾篇凸顯孔子氏姓之所從出、終沒以及從學弟子譜這樣的次序（他以為王廣謀本連篇目次序都不可信）。有趣的是，何本的這種篇次安排，后來甚至影響到了一些仿宋刻本，如毛晉所稱“包山陸氏本”、吳嘉謨的《孔圣家語圖》本及葛鼐本[10]，篇次安排竟然一同何本，真是咄咄怪事！毛晉批評“包山陸氏本”“病在倒顛” [11]，即指這種篇次上非常另類的安排，毛氏其實沒有認識到這種“倒顛”的篇序并非始自“包山陸氏本”，而是源自何孟春的。
既然我們一再說何孟春本是據王廣謀之“節略”本整理而來，所以有必要先把王廣謀本的情況做個簡單介紹。王廣謀其人事跡不詳，但其注《家語》自元代中期以來卻多次刊行。尤其是明初以來，由于宋本王肅注《家語》十卷流傳極稀，學者甚至以為王肅注《家語》十卷世間已無存，轉而把王廣謀本當成今本。公、私目錄書及時人著作對它都屢屢提到。如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云：“《孔子家語》總目：自《相魯》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猷堂王廣謀句解”。《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卷九，錄“《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一函三冊”，《千頃堂書目》：“王廣謀《孔子家語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1316年，筆者按）刋”。《經義考》載：“王氏（廣謀）家語句解三卷，存，馬思贊曰：其書有延祐丁巳（1317）刊本”；《臺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新刊標題）孔子家語句解六卷，素王記事一卷，元王廣謀撰，元泰定二年（1325）崇文書塾刊本，藏中央圖書館。”[12]《販書偶記（附續編）》[13]：“《新編孔子家語章句十卷》——魏王肅注。元劉祥卿刊。首有原序。次目錄，卷一首頁第二行題‘并依王肅注義詳為注解’等字。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小字雙行。兩截樓版式。上列評語音義。版心上下黑口。惟原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至書中有兩處半頁九行者，較覆宋刊本頗多不同。……其編次較他本殊異，如此書在卷五，他本在卷六。……卷五之尾刊有‘清泉劉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十二字木記。……”[14]從這里來看，王廣謀的這個本子流傳是很廣泛的，甚至在卷冊、書名上產生了略有不同的很多版本[15]。從《販書偶記》所記看，既云“并依王肅注義詳為句解”，則說明王廣謀注本其實亦源出王肅注本，因此從橫向上說，它并非獨立于王肅注本之外的其他傳本。臺灣金鎬先生曾詳考《家語》版本之源流，一則認為“魏晉以來，所流傳下來的本子，都是王肅注本”，但又感于元王廣謀本每與王肅注不同，且元明以來王廣謀本大為流行，遂將王廣謀本視為橫向上與王肅注本并列的別一系統：前后是矛盾的[16]。其實王廣謀本不過系王肅注本之衍生，并不具有與王肅注本橫向并峙的版本學特質。
但王廣謀本流傳雖廣，但相對于“宋本”系統，它卻并非“全本”，實乃“節略”本[17]。何孟春所謂“有所刪除而致然也”，王鏊亦指“近世妄庸所刪削”[18]。王廣謀“節略”舊本的方式，一是各篇每每只是揀選數章而成，其它盡行舍棄，其最巨者，如《正論解》宋本共二十七章，而王本只存五章，可見刪削之甚。何本、復旦藏本此篇一同王本，這樣齊召南增補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故而他說：“今皆補之，上方不能盡者，乃列于旁。”另一種方式是，即便為王本所保留之章，也經常是“缺斤短兩”，同樣是不完整的。如《始誅》篇“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章，王廣謀本至“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止，而宋本此下尚有“夫三尺之限，……雖有刑法，民能勿逾乎”四十余字。再如《致思》篇首“孔子北游于農山”章，子路答孔子之問，王本少“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子貢答孔子之問，王本少“塵埃相接”，另外，二子答孔子之問后宋本都有“使二子者從我焉”而王本皆無。又，顏回答孔子問部分，王本缺“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 再如，同篇“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章，王本只存該章后半“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天下順之。”王本不但將此章前半盡行刪去，即后半亦不完整：宋本于“其事成矣”后尚有“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天下順之”前后還分別有“周公載己行化”及“其誠至矣”兩句。如此之類，相對于宋本，王本之“節略”簡直可以說是支離破碎。
何本既然是在王廣謀本之基礎上進行整理，其源出王本之證據可以說比比皆是，這尤其可從各篇之內容構成上可以看出。如宋本《五儀解》共六章，但王本只有論“五儀”的第一章以及哀公問“國小而能守，大則攻”章，何本也是只有這兩章。復旦藏本既襲自何本，于此全同何本，故齊召南說：“此篇吳本共六條，此妄刪改為二條”。《致思》篇共二十章[19]，而王本只有六章，何本、復旦藏本同樣也是只有六章。《三恕》篇共十一章，王本存四章，何本、復旦藏本也是四章。《辨物》篇共十章，王本存二章，何本、復旦藏本也是二章，而且它們都是不約而同地以郯子朝魯章起始。當然，如果細加比較王廣謀本與何孟春本、復旦藏本的話，也能發現它們也有不盡一致的地方。不過，這并不能成為何孟春本、復旦藏本承自王廣謀本的反證，這些不盡一致的地方恰恰是何孟春由于感到王廣謀之缺略而進行整理的結果。關于這種“整理”的方式，何氏曾明確說：“春謹即他書而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概見，則不知舊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其不敢以入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為《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20] 觀何氏所說，其整理的方式主要是利用他書所引《家語》以補綴王廣謀本，另外對于他書所引《家語》但篇目歸屬不明者，他“不敢以入焉”，似取謹慎態度。尤其應該提到的是，由于《家語》一書在內容上與先秦、兩漢很多古書互見重出，在是否可以用他書所見來補綴《家語》的問題上，何氏似乎亦較謹慎，只是“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并且把這類互見重出內容錄為《家語外集》[21]。但筆者讀何本的體會是，盡管何氏對于他書所見與《家語》類似內容有一定謹慎，但很多地方何氏卻貿然以他書所見參補王本，這是何本最大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何氏用他書所引《家語》補綴王本的例子。今《家語·致思》篇首“孔子北游農山”章，王本于孔子之嘆缺“致思”句：“于斯致思，無所不至矣” [22]，沒有此句，該篇的篇名就成問題了。何孟春即察覺到此中問題：“按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失去？故從《藝文類聚》增入”[23]，此處何氏之分析以及據《藝文類聚》以補王本之缺略，確實很有眼光。但何本此處尚多出“登高望下，使人心悲”兩句，而今本《家語》及《藝文類聚》所引無此二句，何氏實是據《說苑·指武》妄增。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此處與何本正同。如果說上面據《藝文類聚》所引以恢復《家語》原貌的話，此處則是據他書妄改《家語》，且何氏于箋注中并未道明，有失嚴謹。此處之妄改可能僅涉細微，他處之巨則比比皆是。
《始誅》篇“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章，王本略去章末“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逾乎？”一段。此章又見于《荀子·宥坐》、《韓詩外傳》卷三、《說苑·政理》篇。王廣謀本雖刪章末一段，但前面依然是王肅注本原貌，但我們看何孟春注本此章卻是將王本盡棄不用，轉而全錄《荀子·宥坐》篇文字，甚至還將“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部分錄入，而此部分與前述“父子訟者”章是無關的[24]，可見魯莽。復旦藏本此章亦全與何本同。《荀子·宥坐》此章相比《家語》頗多引《詩》，如“尹氏大師，……四方是維”、“周道如砥，……潸然出涕”，但今宋本《家語》無之。何孟春本及復旦藏本于此全與《荀子》同，齊召南之批校于此多云“吳本無此”云云，全不察此本根本就不是正本《家語》，實系何孟春之錄自《荀子》也。從此例可以看出，在未見宋本的情況下，何氏恢復舊本的努力其實與前人集孔子語相類，盲目又不乏危險性。
《致思》篇“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章，王本掐頭去尾，只取中間：“孔子曰：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25]”。何本此章雖較王本大為詳備，也不過是據《說苑·君道》將其補充，明顯的例證是章首何本作“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正與《說苑》同，而今本《家語》徑簡化作“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復旦藏本此章亦與何本同。在對王本的整理和校勘上，分不清《家語》本書與他書，是何氏最大問題。另外，何氏還有擅將他書中與《家語》無關之內容直接補入《家語》的。比如何本（復旦藏本亦同）將《左傳》孟僖子臨終托孤一章補入《本姓解》篇[26]，就屬想當然。齊召南云：“此篇吳本共二條，此妄竄《左傳》一條于內共三條。”而王廣謀本無此章，何氏之所以將《左傳》一條補入，無非是感到孟僖子所講孔子先世有德之隆與本篇內容接近。其實，本篇兩章，前章側重講孔子氏姓之所出，及孔子本人身世；后章側重講孔子有德之隆。孟僖子臨終托孤一條，內容上其實與兩章都嫌重復。
當然，從何氏纂輯《家語外集》一事看，對于他書與《家語》互見之類似內容，很多時候他也不能確定相關部分是否該據他本補入《家語》，應該說還是比較謹慎的。比如今《家語·儒行》篇，王廣謀本、何本、復旦藏本該篇講“儒行”共七條（齊召南說六條，誤）。何本雖承自王廣謀本，但個別地方又較王本為詳，比如王本將儒者之舉賢之行簡略為“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但何本作“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茍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何氏對王本的補充顯然根據的是《禮記·儒行》[27]。雖然何氏此處一如上文所舉率爾據他書（《禮記》）增補《家語》失之魯莽，但今宋本《家語》此篇講“儒行”共計十六條，王廣謀本略為七條，何本承之，但于注中每每說依《禮記》還當有何云云，并未率爾增補，這還算謹慎。
不過，何本有些地方對沒有徑行增補的原因解釋，卻不能讓人信服。同樣是《儒行》篇，王廣謀本無“儒有上不臣天子”以下，何本承之，復旦藏本亦同。何氏為什么不據《禮記》增補呢？何氏據程子說以為“儒有上不臣天子”以下部分非孔子之言，故而不錄。也就是說，在何氏看來，王本無“儒有上不臣天子”以下反而應該是《家語》本子的原貌，《禮記》“多出”的內容則是后人附益的。以今傳宋本證之，何氏此說實出臆測。依何氏所說，王廣謀本的舊有內容都是“孔子之言”。這種認識存在兩大問題：其一，即便是今宋本《家語》中的內容，我們也不能說都是“孔子之言”。晚近雖有出土文獻證明今本《家語》部分內容頗有來歷，但率爾指該書所記都是“孔子之言”，無疑是信古過勇[28]。其二，何氏認為廣謀本此處就是《家語》本子的原貌，這不但將廣謀本混同真宋本，甚至還有以廣謀本當自漢相傳之本的傾向，這種對《家語》流傳及傳本的認識也是極端錯誤的。而何氏對王廣謀本《大婚解》篇的評論，也恰印證了筆者的這一判斷。
今本《家語·大婚解》篇又見于《禮記·哀公問》、《大戴禮記·哀公問孔子》，《家語》以“大婚”為篇名，其實篇內并非都講“大婚”。王本“節略”，講“大婚”的部分都沒講全，何本把它講全，但舍棄了與“大婚”無關的部分（復旦藏本與何本全同）。這是純以文意決篇內各章之組合，其實《家語》之篇名本系后來所擬，并不見得都合適。有意思的是，何氏是這樣解釋自己如此處理之理由的：“已上并見《記·哀公問》篇，此下公曰‘敢問何為敬身’云云，而此無之。孔衍所謂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取《孔子家語》以裨益之，今見其已在《禮記》，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者也”[29]。何氏引孔衍之說見今《家語·后序》。何氏沒有率而以他書所見增補王本，那就是認為王本此處恰保留了原本之真：《家語》無而他書有，是戴圣等所謂“小儒”從《家語》將其掠去的。何氏此論同樣是將王本混同真宋本，而且以王本就是自漢所傳的真貌。何氏將王廣謀本混同宋本，非此一處。如他說：“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弟子姓氏，以顏何不載于《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為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何氏以顏何、伯子事證金履祥、張存中所見已與廣謀本同。其實這兩點都有問題。顏何不見于今傳宋本，宋本既已佚失，金氏如何得見？故“顏何”之缺漏，是很早的事情，并非王廣謀本（何氏所謂“今本”）“刪節”的結果，我們不能由此說金氏所見也是王廣謀這樣的“刪節”本。另外，《論語·雍也》之子桑伯子，朱子注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但前人早有明辨，此處是朱子誤記，伯子不衣冠而處事當出《說苑》[30]。此處朱子所引“家語”既屬子虛，則何氏所謂朱子所見同王廣謀本之說亦無需置辨矣。實際上，對于王廣謀本的性質及《家語》流傳之認識，何氏的看法前后是存在矛盾的。比如他說：“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何氏認為他所見的王本“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我們權且可稱“唐本”），推測可能系王廣謀之輩“節略”的結果，這還是非常準確的。但王廣謀系元人，我們如何能說朱子及宋末元初的金氏所見已是王廣謀本的模樣？另外，既然王廣謀本“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當然就更不可能是自漢相傳的原貌，我們如何能據孔衍奏文就貿然把《家語》無而他書有的現象解釋為他書劫掠了《家語》？如果我們相信何氏的推測，那么王廣謀本由于系“節略”，這樣廣謀本《家語》無而他書有的現象簡直多得不知凡幾，然則此類現象都可以用他書劫掠《家語》來解釋乎？
何本對王廣謀本還有更大膽的調整，那就是在篇與篇之間進行章次挪移。比如何本將王本原屬《子路初見》篇的“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章移入《始誅》篇，即是一例。復旦藏本此處亦與何本同。齊召南云：“吳本共二條，此妄將《子路初見解》第七條‘孔子相魯’竄入作三條，可惡”。由于未見宋本，何氏不知道王廣謀之“節略”其實只是對各篇內章次進行揀選和刪節，并不涉及各篇之間的章次挪移。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王本雖屬“節略”，但也是來源有據的，亦當是承自宋本系統。王本之“節略”可能純系出于便于閱讀的普及化需要，而何氏則不同，由于認為王本存在節略、割裂的毛病，他試圖恢復舊本原貌，其原則無非是從所謂“合理性”角度考慮。比如《始誅》篇首章“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而《子路初見》篇的“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章，亦言相魯事，遂歸并于此。但實際上從古書形成角度說，篇內各章之構成自然不乏“同類歸并”這樣的“合理化”考量，但我們也要承認有很多章的安排更多是源于習慣[31]。
由上可見，明何孟春《家語》注本一方面承自元王廣謀本，但另一方面何氏對王本也有不同程度的“補綴”。前者導致何本雖有所補充，但實際仍是殘本，并非完帙。所以郎瑛《七修類稿》說“惜非全書”，黃魯曾也說：“近何氏孟春所注，則卷雖盈于前本，而文多不齊”[32]。而何氏對王本的“補綴”，雖間有偶中，但由于未見宋本，且對《家語》一書性質及流傳存在誤解，致使何氏的整理工作實多出胸臆，尤其以他書所見妄補王本更顯魯莽。所以四庫館臣評價說：“其考訂補綴不為無功，而由未見肅注，故臆測亦所不免。……至近本所校補孟春闕誤凡數百條，皆引據精確，則孟春是注之舛漏抑可知矣”[33]，毛晉也說：“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賢于王陸二家也”。正因為此，何氏注本最后止列《存目》，可謂良有所以。實際上，何氏對自己工作的性質也有所覺悟，其自稱：“而愚重為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但我們上面即已提到，王廣謀本雖系“節略”，但畢竟是在“宋本”基礎上之“節略”，而何孟春本則是另起爐灶，重加編定，因此從版本學意義上說甚至還不如王廣謀本。由于存在不少據他書增補本書的地方，何本甚至很難說還是“家語”一書。復旦大學藏本全同何本，且盡刪何注，匿其“身世”，復題“編正”，有掠美之嫌。現今在宋本《家語》多行于世的情況下，何孟春注本其實只具有輯佚、校勘學上的鑒誡意義，從事《孔子家語》研究是斷斷不能以此為據的[34]。當初毛晉既得宋蜀大字本后曾說：“凡架上王氏、陸氏本（即王廣謀本、陸治本，筆者按）俱可覆諸醬缻矣”，比觀何孟春本及襲自何本的復旦藏本，不亦同感乎？
（此文原刊于《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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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孔子家語》新證（08CZS022）”、全國高校古委會項目“《孔子家語》研究”及上海大學文科211項目專項經費資助，謹致謝忱。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史論系張長虹先生對本文寫作亦多所襄助，一并致謝。
[2] 參見拙文《今傳宋本〈孔子家語〉源流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4期。
[3]齊氏跋文稱：“天一閣者，范氏之書舍也，其中金簡玉軸，皆仍豐氏之所遺，而復增之。……然閱其書而無所得，不依然故我乎？因于行篋中檢家語一書，皆其所貯之吳本，纂輯訂正，以成完璧。……”
[4] 今上海圖書館藏有明萬歷間吳勉學校刻本《孔子家語》十卷，及同樣是萬歷間刻本的吳嘉謨《孔圣家語圖》十一卷。
[5] 詳參拙文《今傳宋本〈孔子家語〉源流考略》。
[6] 參見《四庫總目提要·孔子家語注八卷》。
[7] 本文《家語》版本以四庫全書所收汲古閣本為據。
[8] “一”字漏掉，當據補。
[9] 臺灣金鎬先生已指出此點，詳參金氏《〈孔子家語〉版本源流考略》，《故宮學術季刊》（臺灣）第二十卷第二期（2002年）。
[10] 清姜兆錫曾撰《家語正義》，其篇次即據葛鼐本，而葛本篇次與何本正同，四庫館臣批評說：“兆錫乃從葛鼐之本竄亂舊次，殊為勇于變古”（《四庫總目提要·家語正義十卷》）。
[11] 參見四庫全書本《孔子家語》后所附毛晉跋文。下引毛說，除非特別注明，均見此文。
[12] 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年編，第214頁。
[13] 孫殿起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4] 今國家圖書館藏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清泉劉祥卿家刻本（現已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各項版本特征與《販書偶記》基本一致，唯題名略有差異。
[15] 臺灣金鎬先生對王廣謀“句解”本之不同版本搜羅頗全，詳參金氏《〈孔子家語〉版本源流考略》。
[16]參前揭金氏文。
[17]明末陳際泰曾撰《孔子家語憲》四卷（參《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1冊，北京出版社1998年），觀其所本，實亦是王廣謀之“節略”本，非全本《家語》，而陳氏于此似無察。
[18] 參王鏊《震澤長語》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 同文書局本漏掉楚王渡江得萍實一章。
[20]參見四庫全書本《孔子家語》后所附何孟春跋文。下引何說，除非特別注明，均見此文。
[21] 郎瑛《七修類稿》也提到：“何又作《家語外集》，藏之未刻，其故何序辯之詳矣”，如郎氏所說，此書并未刊刻，不知所終。
[22] 今同文書局本篇名作“觀思”，文中作“于思致斯”，誤。
[23] 參見何孟春《孔子家語注》，《四庫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第一冊，第16頁。
[24] 盧文弨云：“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參王先謙《荀子集釋》，中華書局1988年，第524頁。
[25] 前面缺“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一句。
[26] 篇名王本同，何本作“本始解”。
[27]今《家語》作：“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茍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28]何氏推尊《家語》，觀其跋文可知。在當今學術界，這種由盲目推尊《家語》所導致的對《家語》一書性質特別是史料學價值的過高估計也是存在的。
[29]參見何孟春《孔子家語注》，《四庫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第1冊，第11頁。
[30]元詹道傳《四書纂箋》云：“《家語》無此文，《集注》誤也。……考此條事出《說苑》，并非《家語》。……蓋當時考據之風氣未開，往往不及細檢原書。”參見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第364頁。程樹德還專門提到：“《四書釋地三續》有‘《集注》援引多誤’一條，列舉凡數十事，而此條尚不在內，亦可見錯誤之多。朱子博極群書，猶不能免，甚矣著書之難也。”
[31] 參見拙文《古書章次問題淺說——古書成書問題系列研究之一》，《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
[32] 參見四庫叢刊本《孔子家語》后所附黃氏之跋。
[33] 齊召南譏此本為“村學之渺無知識”，隱有對孔氏后人的批評之意，沒有認識到其本出何孟春。當然，孔氏后人把何孟春注本當成《家語》真本，識見上確實不高明。
[34] 前人對何本曾有較高評價，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日人岡白馬勺說：“（何本）視之吳氏（即吳嘉謨本，筆者按），誠為巨擘焉”（參前揭金鎬文），其實吳本系源自仿宋刻本，猶是完帙，洵非何本可比。盧文弨說：“吾惡知何公所據本非古邪？”（《重刻何注孔子家語序》，《抱經堂文集》卷六，中華書局1990年，第77頁），隱有推尊之意，其實何本所據乃元王廣謀本，何古之有？
《學燈》第二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