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現代性呈現多重圖景，但風險與信任卻是現代性的本質面相。風險社會充滿著不確定性、偶然性與復雜性，但信任卻通過簡化復雜性而保持社會生活的持久性與結構平衡。兩種截然不同的現代性景象是相互沖突還是融合共生？信任危機如何導致風險的再生產？本文認為風險與信任相互編織而同構了現代性圖景的雙重維度，信任危機實質是現代性危機，并在此基礎上探尋如何超越文化與制度二元進路而在風險社會里實現信任重建。
一 風險社會：“現代文明的火山口”
“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由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首次提出后經吉登斯、拉什等人進一步闡釋與擴展，現已成為最重要的社會診斷理論。理解風險社會內涵的前提是厘清“風險”概念及其特征。“risk”的希臘詞源為riza，具有“根”（確定性）和“懸崖”（不穩定性）的雙重含義。[①]在意大利語中演變為risco或rischio，一方面指個體所將經受的客觀實在的危險(danger)，另一方面指所進行的冒險活動（venture）,而冒險意味著機遇與危險并存。現代英語詞risk出現于資本主義現代性發端早期，表示航海、探險等活動中可能遇到的危險，特別是指探險者進入他以前所未知的水域時可能發生的意外情形。隨著保險、投資、借貸等業務興起，風險被用來描述未來時段內可能出現的經濟波動和可能遭受的損失，拓展到政治、經濟與生態等多元領域中而成為普遍性的認知視域與社會事實。風險有如下特征：不確定性，指因風險的流變性與復雜性主體難以對客觀事件的后果做出較精確預測。屬人性，即只有對人造成危害的危險才能稱之為風險，對不同主體而言風險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危險后果。二重性，指風險既可能導致重大的威脅與損失，也是對未來時空的拓殖。擴散性，即風險能在較短的時間內以較快的速度擴散開來，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風險擴散具有“蝴蝶效應”的特征，金融危機、核戰爭與生態危機等問題已將人類帶入命運的共同體之中，我們實質上已進入“世界風險社會”之中。
風險社會的圖景是現代性邏輯演進的必然結果，制度的自反性造成了風險社會的來臨。在前現代與早期現代性，風險與威脅主要來自饑餓病痛、生老病死等。在這樣一個短缺經濟的時代，人們的日常心理是“我餓了”，形成了以物質與權利分配為導向的財富分配邏輯。但現代性圖景所展示的不僅是啟蒙運動所吁求的理性、民主與進步，而且也逐步生成了風險社會的景象。諸如環境污染、能源枯竭、國際沖突、金融危機與精神異化等風險問題不斷凸顯并逐漸生成為現時代的生存境遇，人們的心理范式已轉變為“我害怕”。特別是世界風險社會的到來使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優先地位并不能保障其免受風險的威脅，核能危機、生態污染和技術異化的風險使得任何人幾乎都回到了平等狀態，“風險分配的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正逐漸取代“財富和權利分配的邏輯”。[②]生活在現代性之中即“生活在現代文明的火山口”[③]，意味著被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風險所滲透或統攝，作為現代性負效應的風險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于人們頭頂而隨時可能帶來毀滅性災難。但風險社會的來臨卻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無論人們是否喜歡或者承認它，它總是人之生存的歷史際遇與時代命運。不僅個體的存在方式已深刻轉變為風險生存，對社會整體而言，風險已在給時代命名，深刻地嵌入到了時代背景與社會結構之中，平穩的線性發展受到了來自各種風險的沖擊，不確定性、偶然性與危機在一定意義上已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
反思(reflection)與自反(self-refutation)是風險社會的結構特征反思，二者的相互編織構成了風險社會的動力機制。風險社會的反思性涵義有二：一是指風險社會的主題化和焦點化離不開對啟蒙理性的反思與批判，即當啟蒙走上工具理性僭越價值理性的困境之際，唯有通過對工具理性的反思與批判才能認識到現代性的負效應和風險社會的來臨。二是指風險社會并不能拋棄知識理性或反理性，“反思”彰顯了理性的力量，即通過理性運用知識、規則與秩序進行精確的籌劃而給予社會生活確定性的承諾，知識理性的發達與社會文明的進步總體而言成正比例增長。但反思與批判不是在任何歷史境遇中都能導向風險社會的來臨，只有當理性的反思與現代性的自反性（reflexivity）運動結合之際才是風險社會的真正到來。自反是指現代性在基本完成了工業現代化的目的之際出現了諸多意外災變與風險后果，它們是對工業現代性的自我抗拒、自我反駁與自我批判，表征了現代性副效應與負面后果，而其本身卻是現代性自身運動的必然結果。自反性是現代性的本質屬性和內在機理，其潛在的副作用模式終會以風險社會的形態表現出來。因此診斷與療救現代性困境必須回返到理性自身，重審現代性的來時之路，但它也必須依賴反思的力量在理性范圍內重新規范理性。
反思與批判風險社會的目的不是要逃避它，生活在現代社會就必須認同與接受風險社會的到來這一時代命運。但悲觀主義的宿命論消解了人之行動的勇氣與生存的希望；人類中心主義的困境也證明了技術理性至上的單邊行動策略不僅不能實現風險治理與社會安全，反而在徒增交易成本之際也使人類陷入更復雜的風險境地。合理認識與應對風險必須探尋新的規范機制，而信任恰恰具備這一功能。
二 信任社會：“簡化社會復雜性”
著名哲學家約翰·格雷曾說過，當信任變成社會理論與政治討論的中心范疇時，也恰恰表明我們正丟失信任，因為當信任的話題被人們隨意談論時，信任的概念或許已經模糊不清。因此厘清內涵豐富而層次多樣的“信任(Trust)”范疇尤其必要：首先，在心理學上信任表達了對未來積極期望的心理狀態。信任委托者（trustor）將自身對不確定的憂慮與期待轉移給信任受托者（trustee），即通過寄予他人或系統以信心而回避與規制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雖然未來是不確定性與不可控制，但顯現信任正是主動地參與到對未來的博弈中，表現得未來的風險是相對確定的和可控的。社會學家什托姆普卡認為信任是一種利益博弈與生活策略，信任的最一般定義甚至可概括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來的可能行動的賭博。[④]相反，不信任是與信任相反的賭博。它以懷疑的方式表達著主體懸而未決的心理狀態。其次，信任是是一種自然態度形式和存在方式。它通過規則、角色與慣例綜合作用而構成社會穩定的基礎。[⑤]其中，規則是信任的基礎，它將社會復雜性還原到契約層次，進而使現代風險社會最為重要的穩定機制——制度信任得以可能。角色的功能在于使人們根據任務與專業而非個性來進行角色協商與溝通，角色期望是新手對專家的信任基礎。慣例以傳統、習俗與象征的方式為風險社會中人之生存提供了“本體性安全”，對熟知環境的泰然自若使慣例亦成為信任之基石。第三，“信任是一種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⑥]。信任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可以減少市場交易的經濟成本，簡化交易程序和提高經濟效率，亦能成為緩和政治沖突的潤滑劑，發揮提高政治治理水平的潤滑劑功能。沒有信任我們所認為的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會陷入風險恐懼的形而上學。風險社會里“行動的可能性隨著信任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⑦]，個體行動的勇氣、生活的常態化與社會結構的穩定都離不開信任機制。第四，信任表達了不同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任何持久的社會關系的都離不開信任，“沒有人們相互間享有的普遍信任，社會本身將瓦解。幾乎沒有一種關系是完全建立在對他人的確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證據或親自觀察一樣，或更為強有力，幾乎一切關系都不能持久……現代生活在遠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對他人的誠實的信仰之上。”[⑧]無論傳統社會以血緣和親緣為特征的私人信任，還是現代社會以符號和系統為標志的普遍信任，信任都是維護社會認同與結構穩定的紐帶，信任匱乏或不信任泛濫只會導致社會愈加陷入風險叢生的境地。
信任社會表征了總體上信任度較高的社會狀態，它是社會理性化進程所必然產生的現代性圖景。傳統社會并不匱乏信任，但它是以慣例、習俗和血親為紐帶編織而成的情感性的私人信任，信任的對象僅限于熟知的群體與神化的精神偶像。隨著現代性的展開與風險社會的來臨，私人信任不足以擔負起社會團結與規范的功能，普遍信任的建立重構出新的社會信任機制。克勞斯·奧弗歸納了普遍信任的三個特征：匿名性，即信任委托者不能任意選擇信任受托者，被抽象化的受托者以隱匿和不具名的方式參與信任活動，它甚至可能僅僅只是符號或標志，如被我們極度信任的貨幣。非經驗性，即信任委托者跳出了私人關系的親密性，抽離了既往經驗與傳統而直接寄予受托者以信心與期待，雙方依據規制與制度來確定責任與義務。不在場性，即與面對面的、在場的私人信任不同，普遍信任通常以不在場的、缺席的方式參與信任交往。
現代性的展開實質是社會生活的不斷理性化，而伴隨著理性分延與疏異的是工具理性的越位與價值理性的失位，結果是社會生活從慣常的、熟知的情境中“脫域（disembedding）”，轉變到不在場的、抽象化的情境。脫域社會的持存必須用抽象的理性體系進行“再嵌入（re-embedding）”，再嵌入的核心是象征標志(symbolic tokens)與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象征標志以貨幣、符號和語言為載體，無論我們是否認識或了解它，它都是個體生存與社會運行的必要條件，在簡化交易成本之際也使主體在在場或缺席的狀態下都能進行信任委托。專家系統既指用人類專家思維來解決風險問題的計算程式，也包括科學專家、知識分子、官僚階層與公共機構等社會集合體，還指各種社會運行所必須的社會機制與制度系統。社會風險的復雜性與個體理智的有限性使得我們必須信任專家，對專家與專家系統的信任是在時空延伸情境下能力拓展的必需。因此象征標志與專家系統二者既構成了現代社會的脫域機制，又是應對風險社會的信任支柱。“所有的脫域機制（包括象征標志與專家系統）都必須依賴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質上與現代性制度相互聯系。”[⑨]
現代性的理性化邏輯不是要排斥與否定信任，相反信任彌補與延展了理性的功能。信任也絕非盲目和非理性的，它在一定意義上是基于風險與安全博弈背景下的理性選擇。對個體而言，信任寄予了行動的勇氣，使其冒著不確定性的風險積極地參與到生活實踐中。正如盧曼所指出的，行動的可能性隨著信任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同時，信任不僅對它的給予者，而且對它的接受者都有積極的后果，由此形成一種社會良性循環：“信任促進信任。當信任和實現信任的慣例變成信任者和被信任者雙方都遵守的標準規則時，它產生了信任的文化。”[⑩]對共同體而言，信任的功能至關重要：信任激發社會性并導向能動地參與各種形式的社會合作，有利于構建豐富的人際網絡和交往渠道，擴展互動范圍以及重建正被消解的親密關系。信任認同多元文化與價值觀，鼓勵對陌生人的接受與承認，寬容不同的政治與文化差異，信任也能消解團體內的敵意立場與沖突氛圍而導向相互承認的政治文化。信任的定向意識能將個體與共同體（家庭、行會、民族與國家）有機聯結，構造互利互助、團結協作、樂于奉獻的共同體精神。當信任文化出現時，交易成本被顯著降低而社會合作與團結的機會則顯著提高。[11]從私人信任轉向普遍信任，不僅是信任功能之運用領域的擴展，也是從經驗理性向知識理性、從個體理性向公共理性的拓展，反映了現代性的理性化形式的分化與嬗變。
三 信任危機：風險的再生產
雖然信任的目的是重建確定性以規避風險，但信任始終與風險相互編織:（1）從主體性而言，風險與信任都屬于行動論而非命定論范疇。風險因主體的選擇、決定與行動而生，只有對主體利益構成威脅或傷害的危險才能稱之為風險，與主體無關的威脅則稱之為危險。危險具有客觀實在性，不因主體偏好而轉移。信任亦有選擇性，委托者對受托者的認知與評估影響著信任的方式與程度。信譽度較高者更易被寄予信任，盡管他可能出現能力不及甚或背叛信任的風險。(2)從對象上而言，信任與風險都是面向未來的不確定性，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可用概率性表達的可能性范疇，其風險都可能造成不受歡迎的損失與危害。“顯現信任的目的正是針對風險問題的解決辦法。”[12](3)從表達上而言，寄予信任是對他人或系統未來行動的不確定性與不可控性的博弈，看似懸置風險而后采取行動，實則是生產風險的冒險行為。(4)從構成上而言，信任屬于因變量函數，受信任場景之構成與信任功能之運用等自變量函數所影響，自變量函數的流變性與復雜性極易造成信任失靈與滋生意外風險后果。科萊曼就指出：“涉及信任的情景組成那些包含風險的情景的一個子集。在此情景中個體所承受的風險取決于其他行動者的表現。”[13]
風險社會的到來使得信任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團結紐帶與穩定機制，缺乏信任的現代性圖景終要破碎，那為何信任又如此脆弱？首先，信任是道德概念。[14]信任的基礎正在于每一個人都是對自身行為負責的行為者，而一旦道德基礎解體和道德信念缺失，信任危機也就成為時代危機。強調信任的道德性也即主張信任是道德的而不信任則是不道德的，信任委托者通過可信性表達對他人與系統的善意與認同，承擔起對受托者的道德品質的預期。但問題是，如果受托者是他人，委托者對他的道德品質僅憑經驗、回憶甚或猜測，信任背叛的發生將導致不信任與信任排斥盛行。如果受托者是專家系統或公共機構，委托者更無從考量其道德品性。現代性的物化邏輯與異化路徑導致專家道德面臨墮落的風險，與利益集團勾兌的專家假以公眾之名而濫用信任以謀私利，專家的聲譽為權力所驅使，責任被利益所綁架，陷入韋伯所悲嘆的“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道德荒原。其次，普遍信任機制的自反性。象征標志與專家系統具有抽象化與單向度的特性，它們發揮了簡化復雜性、社會團結與秩序構建的功能，但“制度毀于其自身的成功”，在構建確定性之際也再生產風險：抽象性的信任機制消解了多樣化的信任環境，主體的經驗、情感與價值都被抽離而唯有符號與系統才具可信性，但符號與系統的紊亂與失控將滋生次生性風險，特別是專家系統的信任背叛將導致全社會的信任崩潰。單向度的信任機制奉行工具理性的單邊行動策略，忽略與公眾的信息溝通與信任互動。面對風險突發事件專家系統凸顯話語霸權而無視公眾的利益訴求，普遍信任的公共基礎被日益侵蝕，公信力的衰退必然導致信任機制的失效與風險的再造。
信任危機成為現代性問題，并非前現代社會匱乏成熟的信任機制和不會發生信任失效或信任背叛，而是指現代社會圖景中社會信任度發生了快速下降。細究起來，信任危機表現為社會生活的風險化，根源于現代性的資本化，實質是現代性悖論的特殊形態。現代性圖景擴張的重要結果是人被置入個體化悖論的信任困境中：一方面愈是現代化就愈加個體化，能動主體的凸顯不僅使個體擺脫對封建君權與宗教神權的依附，而且親密的家庭關系和隱私的人際交往亦不斷分化與流散，私人信任與人格信任形式的特殊信任轉向普遍信任機制。另一方面愈是個體化也愈加社會化，個體在走出傳統關系制約之際卻不斷陷入現代社會抽象體系的束縛之中，貨幣、符號與專家系統構成個體行動的前提與背景。個體的自治領域不斷萎縮而日益依賴普遍信任機制，甚至連身體這一屬于自我的最后地盤也被迫交付給專家系統治理。但在現代性的物化邏輯與資本向度的雙重驅動下普遍信任機制的可信性卻日益衰落，專家系統被私人利益（個體私利與團體私利）所綁架與脅迫而不斷做出自私地濫用或背叛信任的行為。信任危機的凸顯是現代性自反性運動的負面后果與制度效應，只要理性的分裂與誤用還是現代性理性化的基本路徑，信任與風險就始終是現代性并存的雙重景象。
四 信任重建：制度優先還是文化優先？
風險社會的信任重建存在著兩種進路之爭：制度優先還是文化優先。理解二者分歧的前提是區分風險問題上的實在論與建構論之爭。
在實在論立場看來，實體的存在不依賴于我們的內心感知或者經驗判斷，相反，我們關于實在的知識卻建立在實體的客觀實在性的基礎上。因而風險不因主體是否意識到或認識了它，無論是否進入我們的認知視界它都是客觀存在的。風險亦具有自身屬性與本質特征，知識理性并不能準確認知與預測風險。實在論風險觀深刻地影響了以貝克、吉登斯等為代表的制度主義風險學家。他們認為風險的客觀實在性使得風險社會的來臨已成為當下真實的時代境遇，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監控與戰爭工業化為向度的四重制度性維度構造了現代社會秩序，但制度的乏力與自反亦造成風險重重，信任危機正是現代性制度的危機。制度立場上理解信任危機又有兩種模式：一是政治制度論，即認為民主制度遠比獨裁制度更適合與培育社會信任，“只有在民主制度下的信任才是一種理性的博弈。在極權體制下過度信任他人是十分危險的事情。因而當政府一手遮天時，人們只能信任自己的家人和密友。只有當人們沐浴在民主的陽光下，他們才能信任陌生人。”[15]但該理論既不能說明同一制度環境下不同階層或群體的信任差異問題，也不能解釋政治制度相異的國家社會信任度相反的歷史事實。二是福利制度論，即通過完善福利保障體系以提高公眾社會安全感與認同度，進而構建普遍信任制度。在健全的法制環境與完善的福利體系下社會信任背叛的代價極高，基于理性選擇的考量多數公眾會采取信任政府并積極與之合作。但問題在于，對于成熟的現代社會而言，社會信任不是可以再分配的公共產品，而是任何開放社會都能自發形成的團結機制，國家漸漸走向“守夜人”的服務型角色。作為專家系統的政府干預不僅會徒增交易成本，而且其自身的政治更迭與可能丑聞會危及到整體的社會可信度。
從建構論立場來看，主體及其認知與實踐是實體存在基礎，實體是不同社會角色、利益集團與科學共同體互動與協商的結果。激進的建構主義甚至認為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論、制度與實踐構造而成。道德拉斯、拉什等從建構主義出發認為風險概念是假設性、比喻性的，它不是一種實體而是一種思考方式，是主體對社會事實進行反思性實踐的結果。在當代社會風險既沒增多也沒加劇，只不過是被察覺、被意識到的風險增多了，現在應該是告別風險社會走向風險文化的時代。信任文化是風險文化的核心，風險認知與治理的關鍵是信任重建。但信任本身既非可被計算與分配的公共品，制度重建的困境已然顯現；信任也不只是心理預期，信任背叛已證明心理預期的不可靠性。包括福山在內的諸多學者認為信任社會的基礎在于信任文化，信任文化是被所有成員共享的能代表其社會本質的豐富資源，是社會成員群體互動與集體經驗積累而成，包含了規范與價值在內的文化系統。信任文化不僅僅只注重規定信任而忽視信任的背叛，否則就是天真的信任文化，具有高度的功能失調的后果。信任與不信任都是信任文化的組成部分,“一旦信任或不信任植根于文化和規范系統之中，它們就獲得了它們自身的功能和功能失調。信任文化常常激勵合作與參與。不信任文化是典型的功能失調：它阻止合作并破壞參與。”16什托姆普卡專門探討了信任文化的社會生成，認為文化進路的信任重建的首要任務是形成規范性的文化范圍，這主要有五個關鍵要素：社會規范的一致性、社會秩序的穩定性、社會組織的透明度、行動環境的熟悉性、他人或機構的責任性。但這五種環境要素還需要與主體積極樂觀的人格特征和健康的社會情緒相結合才能使信任文化從可能變為現實。
無論文化還是制度進路的信任重建均有自身的限度，并不能完整呈現信任的功能及其在現代社會的意義。風險社會的信任危機本質上是現代性危機，理性的危機導致信任風險的問題化與主題化。理性危機自啟蒙以降就與現代性如影隨形，表現為工具理性的越位與價值理性的失位，結果是科學世界與觀念世界給現代社會量體裁衣而遺忘了其意義之源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的危機與殖民化導致貨幣、符號、權力與專家系統宰制了現代社會，親密關系、情感價值與生存意義等均被有意遺漏，抽象化、工具性與單向度的信任機制不斷妄斷與獨大。但專家系統的信任背叛導致信任危機，唯有重建理性才能實現信任再造。理性重建的核心是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溝通與互動，而方法則如哈貝馬斯所主張的引入交往理性，在保證交往行為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當性的前提下實現理性的合理化，進而實現人的生活世界和社會的合理化。因此，現代性的展開與其說是通過理性化來建構確定性的過程，不如說是風險社會與信任社會相互編織的過程。風險與信任是社會生活合理化的本質特征，共同構成了現代性的雙重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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